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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入门》 | 李银河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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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 (男性与女性) 的问题上，巴特勒成为最有权威的理论家。跟随福柯的理论脉络，她向固定的女性身分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探索一种批判各种身分分类的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别和性欲的内在能力、本质或身分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重复的实践，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某种表象被沉淀、被凝固下来，它们就被当成某种内在本质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异性恋化需要
‘
女性气质
’
与
‘
男性气质
’
的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加以制度化，把它们理解为
‘
男性
’
和
‘
女性
’
的本质。”
(
转引自
Segal
，
190)
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分分类的挑战中，超性别(transgender) 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超性别包括易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易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
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
两性界线不清和有越来越模糊趋势的表现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在悉尼，打破两性界线的人们举行了一日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看到了他们。
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著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威胁。
英国的辛普森 (Mark Simpson) 在大众传媒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同性恋色情明星、被动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诙谐的公众形象，他的形象出现在从足球和健美到关于去毛和男裤的广告当中，他的形象说明，男性身体
——
裸露的、被动的、作为性感对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观赏的
——
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被展露出来，他说：
“
传统异性恋的观念在这种颠倒面前已难以为继。
”
(Segal
，
198-199)
除易性行为外，易装行为也是超性别中一个重要的形态。易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
超越性别角色这一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存在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全部定义都成了问题。这两种人的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而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另一种性别。他们的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在心理上是异性恋的，而在生理上却是同性恋的。
进入90年代，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90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
对于”谁是易性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是这样的：
“
任何承认这一点的人。
”
对此，
巴特勒有一句名言：
每个人都是易性者。
她是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典型的
“
男性
”
或
“
女性
”
，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
对于跨性别现象的重视，使得双性恋倾向在酷儿理论中拥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儿理论认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如果实现了这一变化，所有的人将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双性恋潜力。双性恋之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双性恋者的存在本是就对
“
正常人
”
、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区分质疑，双性恋的形象就是一个重要的越轨的(transgressive) 形象。双性恋能够解构社会性别与性的两分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分之间暧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分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种身分内部的差异。其次，因为身分不定，双性恋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分的特殊性质：一方面是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政治身分的不连续性。
目前，有些酷儿已经幽默地自称为“弯曲的直线” (straight with atwist)。
“
直线
”
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
“
异性恋者
”
的通俗说法。“弯曲的直线”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各种分类界线之间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新趋势。将来，我们会有弯曲的直线，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一位学者打趣地说：
“
谁知道呢，也许在明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论文标题：女同性恋的异性恋
——
最后的未知领域。
”
(Heller
，
47)
第三，酷儿理论还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颇具颠覆性的，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分和性身分，既包括异性恋身分，也包括同性恋身分。
英国背景的瓦特尼 (Watney) 和美国背景的沃纳 (Michael Warner)将酷儿政治定义为伪装神圣的道德主义的男女同性恋身分政治的对立面。瓦特尼指出，传统的同性恋身分政治为了向人们对同性恋的刻版印象和熟视无睹挑战，有一种以
“
同性恋社群价值
”
的名义压抑在酷儿性行为中大量存在的差异的偏向，因此创造出一套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规化的图景。相反，酷儿文化是对这种高度正规化的同性恋价值的否定，其性多样化的图景囊括了从奥斯卡·王尔德到芬兰的汤姆(Tom of Finland)，甚至包括麦当娜这样的人。瓦特尼宣称，酷儿文化是对
“
占统治地位的性认识论权威
”
的挑战。
酷儿理论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两分论的隐蔽的运作方式。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Sedgwick) 是这样解释的：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
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分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分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尝试将个人身分政治转向意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酷儿理论不把男女同性恋身分视为具有固定不变的内容的东西，而将身分视为弥散的、局部的和变化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身分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分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分的尝试中，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它的出现造成了使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势。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分、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
[下周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