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国家：个人财富的弯道超越

天空阴郁，湿漉漉的街道上，冷风清扫着落叶，衣衫褴褛的人们排着队领取救济，他们满脸麻木，神情呆滞，搓着自己满是皱纹的手。后面破旧的广告牌上，醒目的标语还在重温往日的辉煌：“世界最高生活标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国梦！” 这是“大萧条”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

历史总是相似的。2013年，世界还在金融海啸的阴影里苦苦挣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就把19世纪以来的工业社会和当时作对比。在皮凯蒂看来，国民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收益，另一部分是资本收益。 在新时期，资本扩张和资本收益增长，会使社会贫富不均的矛盾加剧，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战争。

资本收益并不是长期上升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它曾出现明显回落，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很久，资本的规模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显然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据皮凯蒂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战争造成的储蓄率下降、海外资产缩水、战后资产国有化、证券、房产市场的调控等等。换句话说， 这只是资本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已。

人口不断增多，但人均产出却在减少，所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必然，加上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储蓄率也会相应增多。 在皮凯蒂看来，低增长和高储蓄结合将会是未来社会的一种趋势，因此资本会越来越多。 二十世纪后半叶，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目前资本的收益仍然很高。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资本越多，回报率越高，资本带来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手里，因为他们既有足够多的本钱，又有更多技术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 富人还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提前起跑，这种代际差距就是“世袭富豪”的表现。

悲观的预言带来激进的建议。 皮凯蒂主张，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 简单来说，拿富人开刀，尤其是拿以资本收入为主要收入手段的“世袭富人”开刀。尽管这看上去是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挑战——社会民主和财产自由的理念产生了悖论，但也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也有人说，有钱人赚那么多钱，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皮凯蒂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 大企业的CEO拿多少钱，和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何况那些坐拥资本之利的“富二代”和“富三代”们呢？

皮凯蒂问题涉及到二十世纪的政策博弈。至少从研究数据来看，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里，资本收益问题还是得到了一定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由大政府主导的繁荣时期， 各国普遍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就业，保障分配。 林登·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更是提出了“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来保障社会多项福利。

但七十年代的“滞胀”，还是让凯恩斯主义的光环破灭。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避免通胀，除此之外，更多的经济事物都应该交还给市场，政府不应该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应该管制市场和企业。 里根—撒切尔改革还是让保守主义重新接管经济活动， 它帮助资本主义走出“滞涨”，但却没有带来与凯恩斯主义时代相匹配的繁荣。

大政府的观念重回人心要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彼时全球政府普遍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推行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例如美国开启了量化宽松的进程，奥巴马选择推行医疗改革等等。但到了危机渐渐平复，全球保守主义势力又出现了迅速抬头的趋势，好像加强干预只不过是应对危机的小插曲，保守的、民粹的、精英化的政治才是西方21世纪的主流。 另一方面，那些保守派政治领袖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复苏，保障民生，仍然要采取大政府的策略。随着这种经济政策的摇摆，资本收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人们对政策不再抱有坚定的立场，皮凯蒂提出的激进建议几乎无法落地。全球经济还在增长，资本收益不断增高的现状，短期内也不会改变，但这未必是件坏事。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阶层，想要财富实现跨阶层的跃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我们应当换一个思路—— 致力于实现个人的阶层跃升。

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人们应当凭借奋斗，获得幸福生活。如果这个共识得到贯彻，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同等的机会，实现个人阶层的跃升。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不必要，它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培养了懒汉与寄生虫， 只有能够建立起一个个人阶层晋升的“机会国家”制度，才能让不同的人轮流掌握社会财富，创造价值。

许多人认为，不同阶层的人获得不同的资源，人与人的代际差距在被拉大。这确实是“机会国家”面临的挑战，这个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显现出它的意义。亚当·斯密就曾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问题，他总结出了三点：第一， 保障国家和个人安全 ；第二， 确立维护市场秩序和个人利益的法制体系 ；第三，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一点： 提供社会救济 。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资源、制定健全的法律体系、维护社会的价值观念，保障这些阶层跃升通道上的重要环节，恰恰是行政的职责所在。而过多的行政干预会产生大量外部性成本，并且有时候还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后让我们说回中国。如果单单以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无疑已经到达一个高位。 但因为经济增长较快，有能力的人收入高，能力欠缺的人收入低，这样造成的财富分化也是合理的，它是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中国是否是一个“机会国家”？答案是肯定的。不断发展的新业态，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实现财富上的跃升，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

面对财富的分化，我们该怎样应对？也许你可以这样回答：那些坐拥资产的富豪们，理所当然地享用自己的合法财富， 但社会应该给每个人机会，去干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