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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征服细菌先驱者巴斯德曾经说过：“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韧精神”。
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位坚韧的征服细菌先驱者——汤飞凡，而国人或许已经忘了这位早年的医学大师。忘了他是第一位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医学家，忘记他在中国内忧外患时毅然回国，生产出中国的鼠疫、天花、伤寒疫苗，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这不怪国人，毕竟衣原体是如此小众的领域，毕竟这些感染性的疾病由于卫生条件的提高而渐渐减少。
但希望我们谨记：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如此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伟大英雄背后默默的付出。
他称得上举世无双的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2003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我们卷入一场恐慌的记忆。全国除7省未发现SARS疫情，其他省份均有临床病例。
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SARS疫区，医院里一双双渴望活下去的眼睛。非典一时成了人们的噩梦，成为中国人不敢触碰的禁区。有专家预言：由于SARS的特殊性，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感叹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何许人也？为何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被人记起？今天就来讲讲这个逐渐被我们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传奇。
1897年，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7月23号汤飞凡就降生在这样的环境。汤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但到汤飞凡出生的时候，家道却已中落，父亲不得已设馆维持生计。
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3年后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
虽然学工，但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加的他，却一直有悬壶济世的理想。
直到2年后他发现了契机，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二话不说退学学医，成为湘雅医学院首届学生。
7年寒窗，面对医学院极高的淘汰率，毕业时仅剩10人，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20年代恰是病毒学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
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寇霍”。
汤飞凡立志要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所以当他的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
他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刚毕业他便获得哈佛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他更是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3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吸引住了汤飞凡的心。
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开诚布公，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
刚回到上海的他在草创实验室能够按照自己心意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重复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实验。
野口英世当时宣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
野口英世
今天的人们对沙眼已经陌生，可在当时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中国沙眼发病率55%，偏远农村更是十人九沙。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时野口宣布发现沙眼病原体是轰动世界的大事。
但汤飞凡对此却表示怀疑，他选出了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7个月的实验，用分离出的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却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这一下子激怒了引以为傲的日本人，汤飞凡瞬间置身风口浪尖，但他却并未为世俗所累，反而又潜心研究3年，甚至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最终证明该杆菌确无致病性。
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获得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同，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就此从日本教科书里消失。
1979年渡边淳一完成巨著《遥远的落日》，重新发现野口，并给予极高的尊重，却只字未提日本教材曾删除野口，使他难以启齿的正是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打心底佩服的中国人。
2年后从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修归来的汤飞凡，本想继续研究沙眼病原体，但这次七七事变爆发，8年战乱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离火线仅有几百米。
“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身材小，炮火打不中我，我最适合做这个。”
上海沦陷，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英国又对他发出邀请，到英国继续研究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医学泰斗颜福庆，这次又改变了他的人生。
医学泰斗颜福庆
战争期间瘟疫猖獗，需重建中央防疫处，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
短短几年时间，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汤飞凡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惊异于汤飞凡在简朴的环境中制造疫苗
连盟军都抛弃印度疫苗，指明中央防疫处供应，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中央防疫处NEPB。
中央防疫处
到1954年，一切的风起云涌渐渐平息，汤飞凡再次拾起他未完成的梦：分离沙眼病原体。这是他中断了近20年的事情，也是他的毕生之役，心中的冲动再也按捺不住。
他跑到北京同仁医院亲自采集样品，眼科主任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条件只有一个，项目两人合作。
张晓楼
花了整整一年，每周和助手在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
但经过1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所里蔓延，毕竟过去70多年，全世界科学家进行的研究，也同样无一成功。
汤飞凡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但有了野口的前车之鉴，汤飞凡决定待进一步确认后再发。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
冒着失明的危险，在其后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眼睛红肿得让人心疼，却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汤飞凡的发现，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英国著名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最高荣誉属于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就在发现沙眼病原体的1958年，拔白旗运动兴起，短短几天时间，他受到各种不应有的批判和侮辱。万念俱灰的他于1958年9月30日凌晨在家中自尽。
汤飞凡死后，中国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张晓楼“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其中还包括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篇地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论文时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还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
1981年5月全法眼科学大会上，本应由汤飞凡学生王克乾代领的奖章，张晓楼满面春风地领去。他还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一枚留给自己，一枚交给汤家，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没人知道汤飞凡是谁，人们歌颂的英雄叫张晓楼。
汤飞凡的妻子和学生们怒了，他们一开始就要求相关部门澄清，但没有得到回应，妻子何琏于1986年写信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要求一个公正。
王克乾
四个月后(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只刻了一个名字：汤飞凡。
但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里面终于出现了汤飞凡。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的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
离我们远去的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魂魄。
一个中国的英雄，在中国被侮辱自杀而死，在日本医学界却被当成了很受尊敬的人，值得我们深省。
当我们高呼英雄在哪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甚至被我们完全遗落...
此篇致那些“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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