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克劳利：只拿你能带走的东西，1923年希腊土耳其2百万人强制大交换

撰文/罗杰·克劳利

翻译/卷耳

2016年，对于难民来说是另一个可怕的年头。在世界各地，人们流离失所的影像占据了电视屏幕和报纸：叙利亚被轰炸的城市，临时的帐篷安置点，超载的船只，排起长长的队伍的、等待穿越边界的人群。在欧洲和北美，移民仍然是本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因素已助力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因为他夸下海口，要建造一堵墙，将墨西哥人阻隔在外。这一因素也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鼓励了丹麦和瑞典这样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的极右党派。人们担心来自其他文化的大量人口涌入，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或求索高额的经济支持；而ISIS恐怖分子也可能加入边防排起的长队，混进西欧，这种可能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全球范围内的难民，数目巨大。 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有六千五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或在本国流离，或亡命国外。全球每二百名儿童中，就有一个是难民。去年，有十万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在本国以外的地方申请庇护。最近的流离失所者大多来自三个令人不安的地方：阿富汗，叙利亚和索马里。迄今为止肯接受他们的国家，并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是这些国家附近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它们肩负了沉重的负担。土耳其接纳了三百万人，而本国人口非常少的黎巴嫩和约旦，则分别接收了一百五十万和二百七十万人。现在，约旦人口中的五分之一，是来自别国的难民：主要来源是叙利亚，仅2016年，就有五百万人逃离被轰炸的城市。

▲ 约旦的难民营

回顾2016年，我想起另一次中东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距离那次大移民的开始，正好是一百年的时间。那次人口迁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缓慢崩溃造成的。那个从巴尔干到尼罗河，从波斯边界到摩洛哥的帝国，七百年来一直有着多文化和多民族的传统。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基本都和睦相处。所有人都是苏丹的臣民，信仰的自由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是奥斯曼帝国长寿的原因之一。

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些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人定居在现代土耳其所在的地中海沿岸，并进入黑海。他们最初只是来贸易，后来定居在海边的安置点。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在这里，成为商人、水手、农民、中间商、手工匠、制造商和银行家。在土耳其，他们的城镇、寺庙、教堂和港口留下的遗迹，形成了地中海世界最美丽最动人的历史遗存。在如今的格鲁吉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希腊人服务于拜占庭皇帝、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俄罗斯沙皇。人数最多的是所谓的黑海希腊人，他们居住在土耳其的山区和黑海沿岸。同样地，在帝国的希腊语地区，如塞浦路斯群岛和克里特岛，以及在希腊本土，也有许多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就在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出生并长大。许多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都会说对方的语言。

▲ 希腊城市以弗所（Epheseus），坐落于土耳其海岸，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之一

随着民族国家思想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开始解体。希腊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进行了独立战争，脱离了奥斯曼帝国。接着，民族主义精神传播到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人想要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人想要自己的塞尔维亚。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基督徒对作苏丹的忠实臣民更持怀疑态度。最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个世纪以来将不同信仰的邻邦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断裂了。亚美尼亚和黑海希腊人被怀疑支持基督教俄罗斯。于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驱逐出境和种族清洗开始了。多达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基督徒在屠杀和死亡行军中死亡，而这场灾难至今仍是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土耳其政客激烈地否认了死亡人数，也否认奥斯曼帝国政府犯下了组织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个话题，在该国几乎是无法讨论的。

关于土耳其希腊人的命运，记载则要少得多。他们被强制驱逐出生活了三千年的家园。他们的村庄被清空。他们的修道院和教堂，或被遗弃，或被摧毁。当时下达的命令是：“只拿你能带走的东西”。他们最后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在1915年至1923年间，他们的世界坍塌了。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或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七十五万人，具体数字未知。

▲ 强制驱逐黑海希腊人的情景

最后一幕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战败之后。希腊政府在英国的鼓励下，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们入侵了土耳其，旨在重建一个拜占庭的希腊家园。希腊-土耳其战争从1919延续到1922年，以希腊人的完败告终，击败他们的是由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新成立的土耳其军队。希腊人被赶回大海。 最后的战斗发生在国际大都会港口城市士麦那（Smyrna，今伊兹米尔 Izmir），在那里，大量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或驱赶到水中淹死。 该城被放火焚毁。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死亡时刻，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保持的多元文化世界，至此结束。希腊人则简单地将这些事件称为灾难。

▲ 1922年，士麦那的毁灭

在这之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显然再不能共同生活了。1923年，在国际联盟组织下，双方进行了正式的人口交换，根据宗教和种族划分了民族。近二百万人——来自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的一百三十万希腊基督徒，以及来自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的、约四十万土耳其穆斯林，被强制性地连根拔起，遣返其民族国家。1906年，居住在现今土耳其的人口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非穆斯林人；到1927年，这个数字已不到百分之三。从土耳其、希腊和克里特岛，两边的人们都从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地方驱除，回到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到过的本族的国家。两边的人们都留下了流动的口头报告，记录着他们的离去与失落，一如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最后回顾，路上最后的转弯，逃亡中的痛苦和死亡，对一个地方消亡的痛心。

在黑海沿岸的山村，黑海希腊人埋葬了圣像、宗教手稿和无法携带的贵重物品，把家门钥匙放在口袋里。“黑暗日子到来了”，Miltiadis Tsalouchidis回忆道。他是六岁时离开自己村庄的。 “当时是冬天，下着雪。我们跟妇女和孩子一起，走上了这条漂泊之路。我们留下了自己的产业……以为我们有一天还会回来……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怀里死去，我的心中充满了泪水。”在希腊北部，类似的驱逐穆斯林的行动也正在进行。双方关于离开的故事，都充满苦难、抢劫和谋杀，穿插着遗憾的回忆和眼看他们离开的人们的小小善意。 “我记得他们离开的那天，”一位希腊妇女如此记录她的土耳其穆斯林邻居，“有些人亲吻了土地，有些人则用碗装起泥土带走。他们是体面人；他们的男人曾参加我们的葬礼，我们还会在彼此的节日中交换食物。他们离开我们时哭了起来。”

抵达往往像离开一样苦涩。说土耳其语的希腊人和说希腊语的土耳其人，只是新的家园中的陌客；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宗教行为，他们的舞蹈和母语的方言，与当地人格格不入。他们往往不受欢迎。“在特拉比松（Trebizond，临黑海），我们曾像国王一样生活，”一个希腊女子回忆道。“在希腊？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土耳其人，穆斯林人。”

▲ 1923年，雅典的希腊难民安置点

在他们的叙述中，怀旧与痛苦交织在一起。 “在每一段痛苦经历中”，一个男人回忆说，“一直支撑我的都是对我长大之处的回忆：那些树木，坚固的石头房子和馨香的空气。”在世界各地，黑海希腊人保持着他们的文化活力，也保存着他们的悲伤。他们将5月19日定为黑海希腊人种族灭绝纪念日。也仍有还记得他们土耳其语的希腊家庭，和希望有机会讲克里特岛希腊方言的、年迈的土耳其妇女。

最近，人们为通向共同的过去建起了小小的、个人的桥梁。我一位希腊朋友的母亲在士麦那长大，讲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两种语言。她的家族一直很富有。他们逃离被焚烧的士麦那时，几乎没有带任何东西。很多年后，她回去寻找当时的房子；发现它时不禁泪流满面。房子现在的主人，一位土耳其女士，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便邀请她进来。他们一起喝了咖啡，友好地聊了很久。这是人们共享人性的时刻。

另一名希腊人尼古拉迪斯（Kokkos Nikolaidis），全家在人口交换之前都住在土耳其。在母亲去世之前，他许诺，一定要回到土耳其，找到他们从前的房子——母亲曾生动地向他描述这所房子。当他来到这里时，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手中的门钥匙，仍然能打开门锁。现任房主开始并不信任他，但当他说起土耳其语时，紧张的气氛化解了。“他们跟我们一样！”房子的女主人惊讶地说。“我们呆了四个小时。密度特别大的四个小时。”尼古拉迪斯回忆说。当他准备离开时，女主人突然冲出来 。“她剪下一朵小花，说：“带回家送给你母亲。”我告诉她，我母亲四年前就去世了。她接着说：“那就替我把它放在她墓上”。

没有进行人口交换的地方是塞浦路斯岛。两族人民在英国统治下继续共处。当英国人离开时，两个民族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缓慢上升。1974年，面对希腊占领的威胁，土耳其军队登陆，以保护岛上的少数民族。如今，塞浦路斯岛上有一道栅栏，隔开了两族人口。迄今为止，所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些历史的遗产往往非常苦痛，尽管如此，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仍有很多共同点——食物，音乐，被民族主义的兴起打断的、共同联系的回忆。两国的景观中，也都有大量古迹和宗教建筑，不断提醒着他们的过去。

▲ 过去的遗迹——被遗弃的希腊人的苏美拉（Sumela）修道院，坐落于土耳其黑海地区山中；

▲ 土耳其清真寺，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哈尼亚（Chania）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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