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传播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反转现象。同一新闻事件，最初得到大面积传播的版本，与一段时间后传播的版本，以及最终事件得以“定格”的版本，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差异，乃至截然相反。
像最近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陕西榆林一院孕妇坠亡事件。最初整个舆论一边倒地相信和认为是死者家属拒绝孕妇和医院三番几次的剖宫产要求或建议，执意坚持顺产导致孕妇疼痛难忍而自行坠亡。接着，随着与医院说法对峙的家属说法开始传播，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媒体的深度调查以及警方的介入核实，最终发布的调查结果与最初的版本截然不同，坠亡孕妇根本就没有剖宫产的指证，医院也没有向家属建议过剖宫产，而家属也没有拒绝过医院的任何建议。这只是一起原本就没有舆论噱头的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医院和家属看起来对孕妇坠亡都没有直接的责任。
不仅国内的新闻事件呈现出越来越多反转的现象，国外也大同小异。像今年初美国大选中，关于候选人希拉蕊的“邮件门”丑闻被刨根问底，一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热传她与中东某些恐怖势力有瓜葛，并影响了最终的大选结果。事后，被证实大选揭晓前所热传的关于希拉蕊的噱头大多是不实的流言。前不久希拉蕊在她的第六本著作，新出的回忆录《何以致败》（What Happened）中，就很不服气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对网络流言推波助澜的势力，从大选节骨眼上捅出“邮件门”的前FBI局长科米，到干扰美国大选的境外敌对势力（俄罗斯）。
在今年初败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Hillary R.Clinton在最新自传《何以致败》中吐槽网络不实流言导致她选举失利。
为什么近年来会频频出现得到热传的新闻事件一再反转的现象呢？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舆论传播生态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时代，一起新闻事件的传播资讯会经过记者、编辑等“看门人”的筛选和过滤，那些纵然有噱头但缺乏证据的模糊讯息一般会被大众媒体的“看门人”过滤掉，得以传播出去的讯息通常不会太离谱。而网络新媒体传播时代，每个用户，国外的Facebook用户，国内的微博用户，都可以轻易地成为新闻讯息传播的信源，而这些个人或非新闻机构的网络账户发出是没有“看门人”的讯息。像年初影响美国大选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不实流言，就是从某些神秘的Facebook账号中发布出来的；最近发生的榆林一院孕妇坠亡事件最初的不实讯息就来自医院的微博账户。缺乏“看门人”的信源，导致一起新闻事件得以传播的资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而其中最可能得到热传的无论真伪，恰恰是最具有传播传播噱头的那些讯息。
除了信源端缺少“看门人”带来的问题，网络新媒体时代的资讯传播链条也迥异于传统的大众媒体时代。后者在资讯的传播过程中，大体上遵循所谓的两级传播路径，大众媒体发出的讯息，首先经由意见领袖的解读，再传播到终端的普通受众。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从大众传媒到意见领袖的传播，由于意见领袖往往具有专业性和更强的理性动机，所以因循是中心途径，意见领袖会对大众传媒发出的新闻讯息进行理性的分析、解读以及评论；第二级的传播从意见领袖到终端受众，普通的终端受众因为缺乏专业性，也没有什么理性动机促使他们去理性分析，因此因循的是外周途径，他们因为信任意见领袖从而接受所传播的新闻讯息。这个过程中，意见领袖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整个传播过程不致于陷入非理性的窠臼。
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通常遵循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路径，但网络新媒体传播打破了两级传播的路径。
但是，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打破了两级传播的路径，呈现出扁平化的平行传播。新闻讯息从信源发出，每个终端受众会与传统的意见领袖同步得到讯息，这个过程中，尽管传统的意见领袖仍然可能对新闻讯息进行理性的分析解读，但几乎影响不到终端受众。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和高度互动性，使任何非理性的终端受众都很容易从同样非理性的其他终端受众那里受到鼓舞，越是具有传播噱头的讯息，无论真伪都会在非理性的终端受众层面上得到迅速的平行传播。不仅如此，具有相同态度倾向的网络用户更可能聚集起来交流互动，并出现社会心理学里称为“群体极化”的现象，即参与交流互动的网络用户各自的态度变得更加极端，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即便是澄清最初不实流言的辟谣讯息发布，也难以令那些陷入极端态度倾向的终端受众注意并改变。
缺乏“看门人”的信源和颠覆了“二级传播”路径的传播过程，就使得新闻事件从最初杂糅太多不实流言的传播，继而被进一步的真相披露所反转，引发争议；甚至多元的真相陆续被挖掘和披露过程中，同一新闻事件可能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多次反转。
但是，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未必都是消极的。正是因为信源从少数大众媒体转移到多元分布的新媒体用户，那么想要操纵舆论，炮制假相也就变得困难重重。像榆林一院最初发布的不实讯息就来自医院试图卸责自保，所以炮制家属过错。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时代，医院的强势使得他们只需要收买数量有限的大众媒体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试图操纵舆论，炮制假相就变得困难重重，家属发出不同的说法，以及负责任的自媒体的不断质疑，对推动后续的警方介入查核真相以及异地和国家级媒体深入调查起到了就积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在大众媒体传播时代，没有更多的反转，也就没有更多的去芜存菁，逐渐剥离出真相。
例如，发生在1964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诺维斯事件，因为大众媒体（《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一名叫杰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女工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被强奸杀人犯谋杀，过程长达半个小时，38位目击者却没有人出来阻止或报警，导致杰诺维斯被杀害。这起引起舆论哗然的新闻事件促使了社会心理学里长达12年（1968～1980）的旁观者效应的实验研究。但是，直到2007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才澄清，杰诺维斯事件实际上是被媒体夸张报道了。当时没有38位目击者，在案发过程中警方也至少接到过一次报警电话，而很多邻居只是听到有声音，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案发过程。
40多年后才得以反转的杰诺维斯事件的受害人Kitty Genovese
如果是在网络新媒体传播时代，被大众媒体所误报的杰诺维斯事件，恐怕只需要几天就能反转出真相来。
所以，客观地看待新闻事件频频反转现象，它是网络新媒体传播时代新的传播现象，作为网络新媒体的用户，同时也作为新闻事件的终端传播受众，更需要的是理解和适应，学会让真相再多飞一会儿，而不是随波逐流断然就下结论。
（本文编辑版首发于《财新周刊》9月25日专栏，版权归属于财新周刊社，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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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