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诈”PUA的高学历者们

正午故事 · 公众号 · 杂志 · 2025-02-2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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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份子和她的拉锯战长达1个月，期间用多种方式对她进行监控，甚至会有陌生人来按她的门铃。 ‍‍‍

采写｜ ‍ 蔡星卓

编辑｜刘海川

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留学生小茜都被“江警官”24小时监控着。她被要求全程开着麦克风，在寝室时要一直用Skype（一款通讯软件）开着摄像头。早9点到晚9点，对方要求她每隔3小时就要上报行踪，转移地点也要及时汇报。不留一丝余地的监控下，小茜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破。

近日，不少内地留学生在海外遭遇电诈一事又引发关注。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在他们身边蔓延着同一个电诈脚本。在这个脚本里，他们因个人信息泄漏，涉嫌参与洗钱活动，从而不得不为了获得“取保候审”缴纳“保证金”。而通过监控等多种方式进行的精神打击，贯穿了行动的始终。

不仅华人，电信网络诈骗一直是全球性问题，疫情更助长了电诈的激增。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内电信诈骗导致的损失高达38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45.8亿元）。曾任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反诈民警的陈国平从事反诈宣传多年，他告诉界面新闻，电诈在2015年刚刚出现时，他们将其归类为“新型网络违法犯罪”。2017年底到2018年，陈国平与同事发现电诈类案件发案多、破案率低，一些受害者受骗金额巨大。也是在那个时候，电诈的目标开始转移至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或留学生。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2020年1月发布的《中国公民安全文明狮城行》曾特意提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其中三种电诈手法最为常见——冒充“公检法”、冒充“驻外使领馆官员”、针对留学生父母的“虚拟绑架”。另外，“语音克隆”“AI换脸视频”等电诈技术手段也不断更新。陈国平回忆，几年来，电诈的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外表看上去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比如伪造看起来更逼真的官方文件等。”

陈国平介绍，犯罪分子一般会采取“广撒网”的方式一步步锁定海外目标。这个群体远离家乡，并不熟悉最新的电诈骗术，也与亲朋好友有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隔阂。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了这些因素，与受害人进行心理上的博弈，最终在后者失去抵抗能力时获利。

被骗后自杀的“老人”，唱“白脸”的“警察”

22岁的小茜在2024年12月份赴港办理入学，去年刚本科毕业的她准备念香港大学的直博（直接攻博）项目。小茜一直未听说香港电信诈骗很严重，并且错过了香港大学的上一轮反诈宣传。

到达香港一周左右，小茜还未拿到香港身份证，刚刚办理好当地的电话卡。她在一个周日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入境处的工作人员，称小茜的信息泄漏，并在江苏南京办理了一张手机卡，此号码给很多香港市民发骚扰短信。在小茜表示自己未去过南京，并否认存在这个手机号后，对方开始对小茜进行“恐吓”，说要对她进行限制出入境、以及取消香港身份证的办理。事后，由于小茜配合“立案”，并未收到对方的这两份电子文件。

电话被转接至一个来自南京的号码上，称要给小茜进行立案申请。小茜后来在搜索引擎搜索，此号码确实与江苏南京某公安局号码相同。为了快点“把这个事解决了”，小茜开始在对方的引导下，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与对方沟通，并接受了对方的视频“审讯”。小茜注意到，对方的画面背景有“公安”标识。小茜向界面新闻回忆，这场“审讯”持续了3个小时。“审讯”过程中，对方提到，小茜信息泄漏后的一个银行账户出现在一个涉嫌洗钱活动的犯罪分子家中，她也被牵扯其中。洗钱活动导致17个家庭被骗，甚至一位“老人”被骗后自杀了。

她是从何时开始信任对方的？事后，小茜在社交平台上发现，经历过同样骗局的受害者开始对对方产生信任，很多都始于一个演技逼真的“警察”角色。在针对小茜的脚本里，这个人自称“江警官”，他为了给小茜争取“取保候审”而被他那位严厉的长官“停职3天”。“从此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他这样告诉小茜。

几天后，为了“取保候审”，小茜按照对方的指示，写了3000多字的自清自白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小茜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她还被要求写了道歉信，并向“受害者”家属录了道歉视频。另外，在“江警官”的监督下，小茜以自己要出国交换为由欺骗了父母，凑足了“取保候审”所需的保证金。最终，对方以开始走“取保候审”程序为由，引导小茜进行手机操作，转接走了本应发至小茜手机上的电话、短信、邮箱等信息，并且要求小茜在所谓的“公安网站”上提交个人银行账户密码等信息。小茜银行卡中超150万元港币（约合人民币超140.5万元）不翼而飞。

诈骗团伙给小茜展示的伪造“逮捕令”，小茜在事后与其他受害者交流时发现，很多人会在线下收到陌生人递送的纸质文件。小茜认为，香港大学的反诈宣传太过笼统。“‘防电诈’这三个字的标语太过抽象，并没有跟上具体的事例，因此在真正遇到的时候很难判断。”陈国平说，当遇到电诈，首先是不要慌张，并和家人、学校汇报，主动联系官方。“要尽量见面处理事情，而不是在线上配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被骗后自杀的人，态度严厉的长官，以及“在一条船上”的警察......这些角色都出现在不同受害者的脚本中，甚至跨出了亚洲。Lynn是生活在澳洲的华人，2024年底被和小茜类似的电诈套路骗去5万元澳币（约合人民币22.8万元）。在她所遇到的剧本里，那个被骗后自杀的人是个农民工。不过，诈骗剧本更新很快，也会根据不同海外人群的具体需求变化。有受害者告诉界面新闻，针对港漂的新移民，诈骗团伙也有专门的剧本。另外，还有受访者提到，针对留学生，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潜伏着诈骗团伙，他们会以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中介服务为由骗取钱财。

海外电诈追责难

生活在澳洲10年，Lynn虽然曾经碰到过电诈，但相较于冒充官方身份，诈骗团伙通常冒充银行或网络付费平台的工作人员，她一下子就能产生警惕心。“国内手机号的反诈监控可能做得更充分一些，我们生活在国外，不用中国的通讯系统，只能靠自己的警惕。还有信息差的问题，我们相对信息滞后，并不熟悉最新的诈骗套路，这也给了诈骗分子一定的操作空间。”陈国平也表示，目前，电诈的犯罪团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

截至目前，Lynn已经被骗1个多月，她发现，在追回钱财方面，自己所处的澳洲会涉及到执法权、管辖权的争议问题。澳洲警方称，根据他们的初步调查，犯罪分子不在他们的管辖权范围内，其没有执法权，目前没有后续消息。香港的银行只给出了“正在调查”的答复。

北京市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燚告诉界面新闻，在我国，管辖权的规定是十分宽泛的，包括属地管辖、属人管辖等。“严格来讲，按照属地管辖的规定，犯罪团伙在实施电诈犯罪行为时的任意一个环节发生在国内，如犯罪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以及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的司法机关都可以管辖；按照属人管辖的规定，嫌疑人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的境内的司法机关都有管辖的权力。其次，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实施的电诈，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网络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的司法机关也有权管辖。”

不过，曾薪燚提到，在电诈类案件的实践当中，由于犯罪分子身份难以确定等原因，公安机关很难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往往很难符合立案条件。即便可以立案，若诈骗团伙有跨国性质，后续的收集证据、侦破工作也很难进行。

目前，Lynn正在考虑请律师，只是此类民事律师需要几万元澳币，她心生犹豫。小茜也提到，在追回被骗钱财时，香港的手续相较内地更为繁琐，如需要聘请律师，则价格不菲。“很多人被骗了几万元港币，而聘请律师可能就要几万元或十几万元港币，有些人会选择放弃。”

Lynn咨询了自己就职公司的法务部门后得知，澳洲有个专门部门——澳大利亚金融投诉管理局（AFCA），如果被诈骗，受害者可以申请一定补偿。除了申请补偿（上线是5000澳币），Lynn还申请了银行进行全部赔偿（她起初是从澳洲的银行转账至香港银行最终被骗）。根据AFCA的要求，Lynn提供了银行的对账单、澳洲警方的立案通知、有关事件经过的其他证据。Lynn在2025年1月份提供了初步材料，2月份收到AFCA的回复，需要她补充回答17个问题，并提供相应证据。“回答这些问题、被迫回忆被骗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折磨。”Lynn说。

Lynn向界面新闻介绍，在做此次申请前，她只收到澳洲的银行的回复，对方承诺进行500澳币的安抚性赔付，被她拒绝。如果AFCA的申请能够成功，那么来自澳洲的银行的赔偿基本可以覆盖Lynn此次被骗的全部金额。

高学历年轻人屡屡被骗？

在高学历年轻人屡屡被骗的报道出现后，不少社会偏见和负面评价开始针对此群体，焦点集中于受害者的判断能力、家庭条件等。

为何被骗？多位受害者都提到，他们低估了个人信息被泄漏的程度。35岁的白也在2021年9月份遭遇电信诈骗，对方谎称他曾在香港念书时未注销的银行账户不符合国家安全相关条例，会影响个人征信。“他们知道我的身份证号，有几个银行账户，以及有几个手机号码，还有我在香港念书的学校与时间。”白也告诉界面新闻。

被“电诈”PUA的高学历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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