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教授讲座侧记：从相对合理到相对不合理

我的开场白：西政精神与讲座

今天的论坛需要从一段往事说起。2002年4月8日，我匆匆吃完晚饭，赶往学术报告厅，尽管提前半小时，现场已经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连窗外都无立锥之地，论盛况，在我大学四年听过的近百场讲座当中，可以排进前三。那天讲座主题是《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主讲人龙宗智老师，刚到西政当校长，依然学者本色，特地选择讲座的形式，与全校学子见面。主持人王人博老师，点评嘉宾包括付子堂、李常青、张永和、卢云豹、罗军等老师。龙老师讲完，波澜不惊，嘉宾点评，好戏开场。李常青提出异议，张永和直言不讳，待到卢云豹出场，第一句话便是狮子吼：“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庸俗的相对主义……”台下惊愕了三五秒，掌声才如雷鸣。由此可以说说西政讲座的优良传统，最精彩的环节，有时不在主讲，而在点评，点评的规矩，一贯是少赞美，多批评，不论辈分，不论权势，但凭良知，但凭理性。十五年前的这场讲座，正以卢云豹炮轰龙宗智而出名。不过我想说说被遮蔽的一面，那就是龙老师的态度，对于点评嘉宾的批评，不着急，不生气，据理论争，娓娓道来，其气度之平和，与卢云豹等人之激切形成了鲜明对比，请注意，这两面并不冲突，而恰恰构成了一场高质量的讲座所必备的两大元素。这些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西南政法这么牛逼，到底什么是西政精神？我的回答是：要想了解西政精神，最便捷的道路，即去听一场讲座。他们问：你印象最深的讲座是哪一场？我的回答是：2002年4月8日晚上这一场，当时听讲座的师生约有千人，我始终以作为这千分之一而自豪。今天在这里回首往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第一届宁波西政校友论坛会采取讲座的方式。

【又及：关于这场讲座的内容，可参考《现代法学》2002年8月号（第24卷第4期），可惜略去了卢云豹等嘉宾的点评；另可参考《声音与言论》（张绍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应该做什么”与“只能做什么”

龙老师讲座主题是《司法改革：回顾、检视与前瞻》，其间谈到他的学术姿态与方法论，我记下两点，大意是：一，前些年，法学界好唱高调，他则侧重于实务一面，后来法学界的调门越来越低，他则开始大谈理想；二，中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只能做什么。这两点都令我感慨系之。第一点使我想起严复先生，当时代裹足不前的时候，他主张激进，当时代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主张保守，实则其立场并无变易，反其道而行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正可见其良苦用心。第二点隐藏了一种法律人独有的无奈与悲怆，如果说应然指应该怎么样，对应“应该做什么”；实然指实际怎么样，对应“可以做什么”；那么“只能做什么”，似乎比实然的状态还要低一档。

绝对合理主义

蒋海松兄点评之时，引“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之语，批评龙老师的相对合理主义，因为倘若学者主张相对合理主义，那么进入操作层面，只可能做到稍微合理，或者说相对不合理，这属于“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对学者而言，最可取的姿势，应在“取法乎上”，主张绝对合理主义，唯有如此，现实才可能达成相对合理。

相对合理与相对不合理

龙老师讲座结束，我开玩笑道：十五年前听龙老师讲座，感觉他侧重于阐述中国法治相对合理的地方，今天听讲座，感觉他侧重于阐述中国法治相对不合理的地方，不知是龙老师变了呢，还是时代变了。晚上送他到萧山机场，一路闲谈，其私下里词锋之锐利、观念之新潮，比起讲座，更可见一位学者的风骨与忧患。

201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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