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老板，我只想做一个自律而不安的自由职业者 | 长报道

文 ✎ 裘雪琼

编辑 ✎ 张慧

每小时333美金，程超创下了Upwork网站中国注册会员的最高收费纪录。

用“自由职业金领”称呼程超并不夸张。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平台，Upwork拥有1.5万名中国用户，但接单挣钱的只有约10%，大部分持续接单会员的收费，在20—30美金区间浮动。

程超40岁，坐标上海，为海外客户提供包括战略咨询、业务拓展、内容营销在内的9类服务。仅从外表观察，程超更像典型的商务人士：黑边全框眼镜，衬衫、西裤和皮鞋，背黑色TUMI双肩包，使用Macbook Pro和iPhone 6。但他的办公地点不是高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中心，而是离家40分钟脚程的几间咖啡馆。

▵2016 年 11 月，程超赴美洽谈业务，在耶鲁大学校园漫步（受访者供图）

在百度搜索“自由职业者”，会跳出1030万个相关词条；问答社区知乎上，“自由职业”话题吸引了近8万人关注，催生了1000多条问答。

《韦氏大词典》对自由职业者的定义是：独立工作，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不向任何雇主做长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更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民国：“需要通过专门的考试，取得资格后得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范围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等。”正因如此，彼时的自由职业者被称为“近代中国的专业群体”。

2015年，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相关机构调研发现，自由职业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职业”，“收入高”、“可任意支配时间”、“工作场所自由”三大理由极具诱惑力。不满本职工作的网友纷纷在知乎上提问：“如何成为自由职业者？”

某种程度上，大众过度想象了自由职业者生活的美好——收入高与收入不稳定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免去通勤打卡的痛苦却必须咀嚼孤独的况味，一面安心于以专业技能自给自足，一面恐慌职业发展的未来路径——这些才是自由职业者痛并快乐着的日常。

2016年5月，28岁的杨子江离开打拼5年的上海，回到武汉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上一回，他拒绝了月薪一万二的全职岗位，自降1/3薪水换回老板远程办公的允诺。但是，仅一个月光景，公司便叫停了这种不走寻常路的雇佣模式。

随性安排时间，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是杨子江钟情自由职业的原因。他享受眼下的工作状态——上午浏览新闻维护自建网站，下午工作与看书交替进行，晚饭后“头脑更清醒，注意力更集中”，就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

杨子江觉得自己重新拥有了生活。以前他的早饭总是因为时间匆匆而选择牛奶泡麦片或巴比馒头配豆浆，其实内心“很厌恶”。现在省下通勤的几十分钟，他可以悠哉地烤面包，煎火腿，煮咖啡。在上海上班时，杨子江的游玩范围只覆盖了杭州、乌镇。有了更自由的工作节奏后，他在4月中旬和女友去马来西亚待了6天，体验了一回深度游。

同样悠然自在的，还有夫妻档自由潜水教练庞晓萌、袁静雪，他们常年在东南亚教课。打开他们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蓝天白云、碧海沙滩、绚丽诡谲的海底世界以及一桌桌海鲜盛宴。每条状态下，都跟着一溜表示“酷”“羡慕”的留言和表情。

▵ 庞晓萌（左）和袁静雪（右）都是自由潜水教练，一年有 60% 的时间在国外教课（图/尹夕远）

2017年清明假期后，他们在北京探亲休假。如果不是蜜月旅行班机的延误，这对夫妻应该还在北京东三环的基金机构和幼儿园上班，过着驱车30分钟上下班的安稳日子。他们是领导眼中前途光明的“小庞”和“小袁”，而非潜水学员心里潇洒有趣的“大萌”和“葵葵”。

在改签的班机上，两人第一次看到潜水宣传片，从此对这项运动“上瘾”。仅2013年，他们就在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潜水三次。“北京这么堵，还不如去潜水”的念头“突突突”地在庞晓萌心里冒芽。“我天天跟葵葵说，要不然咱别在北京上班了，要不我们做点别的？”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庞晓萌拿出本子算了笔账，左边是全部积蓄，右边是考证费用，差不多能相互抵消。

“我俩就决定，不在北京干了，咱就去考一个潜水教练，去海外当教练去。”2017年4月，在顺义一处老小区的两室一厅套房中，他们这样告诉《博客天下》。一样的高个儿，一样的黝黑皮肤，一样的爽朗直率。袁静雪留着及肩长发，黑T恤破洞牛仔裤，庞晓萌穿着自己设计的黑色短T，背后是条一跃而起的红蓝渐变鲸鱼，和竖排白色英文字母SCUBAPE（意为“潜水猿”）。

朝南的客厅右侧摆着一架蒙着红布的黑钢琴。左边与餐桌椅、木制沙发、跑步机抢夺空间的，是两个26寸的旅行箱和一个四方的橘黄箱子。前者装着重达20公斤的湿衣、面镜、潜水服和脚蹼等装备，后者专放用于水下摄影的索尼A6300相机和防水壳，加起来也有十来公斤。

如果说杨子江还在摸索自由与自律的边界，那么庞晓萌夫妇已能在这两种状态中切换自如：一年60%的时间用于教课，40%的时间旅行、回国探亲。国外教课生活异常规律：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出海，傍晚四五点回到陆地，有时候晚上还给学生上理论课，一天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强度最大的阶段，袁静雪连续十七八天下水教学，“整个人被掏空了”。

回北京只是打着休假的名义工作。他们坚持打隐形上班卡，每日驱车10公里到最近的星巴克报到，里头任意一张圆木桌就是俩人的工位。写微信公号文章、剪辑潜水视频、设计学员T恤、从论坛潜水板寻找学员……袁静雪说，丈夫比上班时更拼命，连游戏都不打了。她自己也一样，就连吃饭都手机不离手，边吃边回复咨询微信。老朋友不免诧异：你们在北京又不下水，为什么吃个饭还需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其实我俩脑袋里有一个没有注册的公司。公司名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的银行卡就是公司账户。做自由职业，你就等于从后头踹了自己一脚，把你踹到老板的位子上去了。”庞晓萌收起笑容，神色严肃。

程超也有同感：“自由职业等于个人创业，我们就是为自己打工，给自己做老板。”

他正是从创业轨道转换到自由职业路径的。2003年，程超注册了公司，带着五六个员工，同步开展商务礼品和翻译业务。天天干活到凌晨三四点钟，日子却很艰难：商务礼品缺乏客户，翻译业务看似红火，实则利润稀薄，再加上“心太野，摊子铺得太大”，程超一年时间就耗完近百万积蓄。

此后，他尝试了诸多方向，组建英文网络社区、24小时口语网站、写“创业天空”博客……这种在迷茫里挣扎的状态，直到2011年7月才有所缓解，他首次从Upwork上接到境外订单，时薪5美金；顺利完成后，下一单上涨到每小时10美金；订单大量飞来，时薪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再上浮，几十美金、一百美金直至333美金。时来运转的背后是程超长期的坚持：在博客上写英文文章，日复一日将工作流程“标准化”，不断完善个人英文网站上的业务案例。

正如自由撰稿人周冲所说，自由职业者想成功，“要自己给自己下任务。自己做自己的主管，自己做自己的监工，自己做自己的质检，自己做自己的签字收货人。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都不徇私念情。”

程超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上午9点至下午4点工作，晚上9点半后与海外客户远程交流，周末看电影、陪女儿、参加聚会，“以保证与社会不脱节”。因为早晚接送女儿上幼儿园，程超每天都和“职业”接送孩子的爷爷奶奶们打照面，一位来自大连的阿姨有天忍不住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空？”

“做英语培训的。”这是程超最新的答案。2017年起他提出“超哥魔法英语”概念，为成人和儿童提供线上英语一对一辅导，并面向部分跨境创业者开展能力提升服务。此前，他对外的职业介绍换过好几个，“网上做生意的”、“做翻译的”、“做国际贸易的”，甚至胡诌“开淘宝店的”。

▵ 不用打卡通勤，随时随地办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成为自由职业者

杨子江也有过类似遭遇。常有遛狗遛娃的阿姨拦住这个大白天不上班的年轻后生，“小伙子，你做淘宝的？”杨子江已经学会了不尴尬，他一般说自己是“修电脑的”或是“做软件开发的”，这样的答案简单具象，更符合上一辈人的职业认知。杨子江说，扎根一线城市的同龄朋友还劝他“还是回公司上班吧”，他怎能奢望这些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的“50后”、“60后”长辈理解自由职业的实质呢？

“找个铁饭碗”、“到好单位上班”的职业观念根深蒂固了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后，自由职业者重现江湖，却被看做“无业游民”，被谈及总是躲不过不屑甚至鄙夷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