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员组成及分工
主编（1人）
徐世昌（1854－1939），字卜五，一字菊人、号弢斋、水竹邨人、东海居士、退耕老人等，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后历任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民国七年（1918），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十一年下野，从此之后，徐世昌寓居天津，以诗文书画为乐，热衷于编刻书籍，以著述终老。著有《退耕堂政书》、《东三省政略》、《将吏法言》、《弢斋述学》、《颜李师承记》等，主持编纂书籍数十种，其中以《大清畿辅先哲传》、《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最为知名。在编纂学案过程中，徐世昌连受丧弟、丧女、丧偶、丧子的打击，但仍将审阅《清儒学案》稿作为课业，只要有稿寄到，每日必读，从未间断，将人生最后十年精力献给了《清儒学案》的编纂事业。慧远所称：“徐披阅后，或提出意见主张，再与编纂人商订，但此乃偶然之事，徐并非逐篇细阅也。”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却是猜测之语，据《水竹邨人年谱稿》记，民国二十四年，因“学案待定者益繁”，时年八十一岁的徐世昌“按日检阅，日或数次”，决非偶有披阅。
总纂（1人）
夏孙桐（1857－1941），字闰枝，晚号闰庵，江苏江阴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编修，历任会典馆协修、帮总纂、总纂，国史馆协修、纂修。民国时，参与《清史稿》纂修，历任协修、纂修、总纂，在馆中出力尤多。后又协助徐世昌编纂《晚晴籍诗汇》，并总纂《清儒学案》，制订体例、审阅分纂稿，对《清儒学案》的贡献最大。徐世昌称“三百年之全史皆公手订，三百年之儒学又由公综核成书”，并非虚誉之词。著有《观所尚斋文存》、《观所尚斋文存补遗》、《悔龛词》等。
帮总纂（1人）
张尔田（1874－1945），字孟劬，号遁堪，浙江钱塘人，学问渊博，曾参与《清史稿》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夏孙桐“深以精力已衰，稿之未成者虽已无多，而全稿之整齐修理，非逐一细加考校，不能放心，若欲尅期告成，非添一结实帮手不可”，便推荐旧日同事张尔田，而且“愿以总纂一席让之，自认分纂”，后经众人协商，设“帮总纂”一职，由张尔田担任。但因张与众人不合，在社不足四个月，便拂袖而去，所作《钱大昕学案》和《清儒学案序》，也均未收入学案中，实对《清儒学案》编纂无甚贡献。
纂修（7人，闵尔昌初为纂修，后来转为总校）
金兆蕃（1868—1950），字篯孙，浙江嘉兴人，早年倾心变法，致力于经世之学，民国初年，任北京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清史馆开，被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并参与《晚晴簃诗汇》和《清儒学案》的编纂，学案中算学各案初稿大都出自其手，著有《安乐乡人文》、《安乐乡人诗》等。
王式通（1864—1931），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后充编书局纂修，提调京师大学堂，兼办学务处，又充修订法律馆纂修，后总办法律馆，署总检察厅丞，民国时任司法次长。曾参与《清史稿》、《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清儒学案》的纂修。著有《志盦文稿》、《志盦诗稿》等。
朱彭寿（1869—1950），字小汀，浙江海盐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等职，《清儒学案》晚清今文学派初稿大都出自其手，著有《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等。
沈兆奎（1885—1955），字羹梅，江苏吴江人，“与舆、典礼、音声、训诂、无不各造其极，尤精于簿录”，《清儒学案》后期工作出力尤多，著有《无梦盦文》、《无梦盦诗》、《无梦盦词》等。
章华（1872—1930），字曼仙，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军机处章京等。从曹秉章与徐世昌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早期曾参与过《清儒学案》的编纂，因去世较早，对编纂学案贡献不大。
郑沅（1866—？），字叔进，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等，《清儒学案》编纂初始便参与其事，不久，移居上海，以书信方式继续编纂，但“在沪交游太少，故觉访借（指书）为难”，所作初稿都过于简单，“所辑之数十案，无一不须另做”。
总务（2人）
曹秉章（1864—1937），字理斋，浙江嘉善人，徐世昌受业弟子，徐氏应酬之文多出其手，曾参与《晚晴簃诗汇》的编纂。编《清儒学案》时，曹中风多病，行动不便，但徐世昌仍委托他做收发稿件、物品以及协调等有关编纂的各项事宜，其他如体例协商、书籍的搜求、校勘等工作，曹秉章也均有参与，因他与徐世昌有一层特殊关系，其建议多被采纳，对《清儒学案》的贡献不可轻视。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号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民国时曾任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近代著名图书收藏家和版本目录学家，藏书达20多万卷，著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据过溪记述，傅增湘任提调，现据曹秉章的书札来看，当时因曹秉章行动不便，所有体例协商、图书搜求、校勘、刊刻等事，傅增湘均有参与，可推知，当时徐世昌曾委以总务之责。
总校（1人）
闵尔昌（1872—1948），字葆之，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为学，偏尚词章，继值海宇多故，乃讲求经济时务，颇思效用于世，四十以后，有志于清代学术掌故，泛览诸家著述”，所编《碑传集补》、《焦理堂先生年谱》、《王伯申先生年谱》、《江子屏先生年谱》、《王石臞先生年谱》、《高邮王氏父子年谱》等对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学术史极有参考价值。
校勘（5人）
现在能考出具体负责校勘的有五人。据云：“所有写样，校勘员除家叔、汪伯云二人之外，自须添人，前沅叔所荐伊之西席何鸿亮，及伊兄之子傅端模二人，业奉允准”。其中，家叔即曹葆宸，字君儒，生平不详，寓居曹宅，协助校勘，汪伯云，名汪惟韶，曹秉章亲戚，生平不详，同样在曹宅从事《清儒学案》校勘工作，还曾为学案作一姓氏韵编。曹葆宸与汪惟韶二人，在校勘写样之前便长期寓居曹宅，协助曹秉章校勘、抄写，为编纂《清儒学案》做出了很大贡献。何君谟、傅端谟二人，生平不详，在傅增湘宅做校勘工作。另外，还有文楷斋所派校勘员名李思本，生平不详，专从事写样的校勘工作。
督促刻书（1人）
陶洙（1875－1961），字心如，江苏武进人，《清儒学案》刊刻中诸多问题由陶与文楷斋交涉。
提调（2人）
陈恺，生平不详，徐世昌藏书，除一少部分带到天津外，大都藏于北京东四牌楼五条胡同徐氏京寓中，由陈恺保管，他也就相应负责编纂学案所需书籍的收发工作。
朱宝仁，字铁林，徐世昌任总统时任收支处处长，编纂《清儒学案》期间，负责徐世昌与曹秉章之间稿件、物品和书籍等的往返。
抄手与刻工
编纂过程中，抄手人数不确定。各纂修者可自行雇佣抄手，费用按字数由徐世昌付，如“书衡之稿系伊自己选择略通文墨者两人，在伊寓中专供钞写，皆由社按字数给钞资，篯孙在南雇人钞稿，每次亦由社按字数给资”。最后定稿的抄写和刻版由文楷斋派人来做，据陶洙称刻手、写手共四十人。由此来看，从编纂到刊刻，抄手、刻工共约五十人。
其他协助人员
在编纂过程中，还曾聘请一些专家或有便利条件者做协助工作，如江慎修案有算学著作须“请内行人为之，羹梅知有广东人陈援庵名垣者，新旧算学均好，且通历数，现为辅仁大学校长，与章（指曹秉章）商量，拟请其代为帮忙，即篯孙已做畴人各稿，亦请其子（仔）细一看，只看采录之文当否，小序论断之语妥否，不烦其动笔，将来书成后，许以赠书一部，不另酬劳”，后陈垣交回原稿，称“所辑原本畴人传极为妥当，毫无可议”，可知陈垣曾帮阅算学各案。
此外，傅岳棻“于文襄之事素所能悉”，而“文襄之案极为繁重，又极要紧，经与闰翁商酌，即请治薌（傅岳棻字）代为帮忙一办”，又因许宝蘅继配夫人为“曲园曾孙女，与小麓为连襟”，“经与闰翁商量，此案即请季湘（许宝蘅字）代为帮忙一办，有徵求之处，即由伊与乃岳阶青接洽办理”，为此，徐世昌连连夸奖“甚好”。
2．关于编纂人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在长达十年的编纂过程中，纂修人员屡经变动，对学案编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学案编纂初始，纂修人员除总纂夏孙桐外，纂修有金兆蕃、王式通、闵尔昌、章华、郑沅五人。
先是，章华于1930年去世，继而郑沅与金兆蕃南归，移居上海，二人虽以书信方式继续参与编纂，但毕竟多有不便，郑沅于1930年首先告退。
1931年夏因人手不敷，邀朱彭寿入社，朱彭寿编纂学案“甚精当”，大大促进了学案编纂速度，然好景不长，当年秋天，王式通突然病逝，金兆蕃也因病辞退，而此时“未成之案不下百家，且多大案，断非率尔操觚，旦夕可就”，最后，经众人商议，请沈兆奎入社纂修。
至张尔田入社后，闵尔昌又改为总校，专司校勘。
整个纂修过程中，可以1931年作为分期，前期主要有金兆蕃、王式通、闵尔昌来做，后期主要是朱彭寿、沈兆奎负责，尤其是学案初稿完成后，夏孙桐退出，沈兆奎成为末期的负责人。
（2）各编纂人员除傅增湘、陶洙外，均为专职编纂，徐世昌按月为各编纂人员发放工资，逢遇年节，则另有补贴，以保证所有编纂人员的生活来源，使得众人能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案的编纂中，有力地保证了编纂的质量。
（3）在选用人员的标准上，徐世昌选用的都是旧日诗朋文友，他们大都精通传统文化，对清代三百年学术抱有深深的感情，如夏孙桐、金兆蕃、王式通都曾参加过《清史稿》的纂修，他们在编纂《清史稿》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无疑成为编纂《清儒学案》的一笔宝贵财富，但另一方面，也使《清儒学案》守旧思想十分浓厚。后期选人标准极为严格，“必其学问文章皆有可观，又须身间力专，能耐心伏案，肯受商量，不厌促迫，方可相与有成”，那些“崖岸自高，不能谐众，徒争意见”者，皆不得参与其事，如吴廷燮因下笔太快，作书不加修饰，汪国垣“崖岸自高，不能谐众”，均未邀其入社。这些都是《清儒学案》成功编纂的有力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