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空间
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空间里发生的。空间通常被等同于土地，而土地又被理解为资本，因为在正常的市场交换中土地是要钱去买的。在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里，只有资本（
K
）、劳动（
L
）。后来人们陆续加入了企业家的管理知识（
E
）、政府的组织协调（
G
）等因素。但土地和空间规划这个要素（
S
）被重视的程度不够。我们从可在市场买卖的狭义土地概念开始，然后分析土地规划，也就是空间问题，它通常由公权力来操盘。为什么把空间规划从权力这种生产要素中独立出来？一，强调这个因素的政府作用。权力在经济发展中主要是维护内部秩序、抵御外部入侵、保障社会基本福利等，以此参与分配，而土地和空间的使用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和企业家的领域，但是，市场交易会带来一些人类不愿见到的结果，例如市中心的贫民化，政府的城市和空间规划比价格配置资源更好。
二，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土地及其资源禀赋往往是给定的，权力无法增减。给定的资源，属于全民。为了经济发展，可以把其中一些资源配置到私人手中，但配置什么、配置多少，这件事却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决定，而是应该基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际执行的成本来决定。在特定空间里聚集的，是全社会的公共资源；空间规划，就是公共资源的使用安排。
三，更抽象的看，权力，与资本、劳动、企业家、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积累，唯独公共资源是给定的、是空间问题。所以，虽然政府主导空间规划，但我们还是把这两者分开处理。本节说的空间，涉及城市化；下一节要说的技术，则主要是工业化和科技研发。
5.1
集体池塘作为公地的悲剧
一片农村的池塘，可作灌溉和生活用水，属于集体用地，是一种公共资源（
common pool
），就是公地（
commons
）。有人承包池塘养鱼。村里人来钓鱼、偷鱼、甚至炸鱼。问：为什么这样做？答：我抓的是野鱼，野鱼是大家的。但即便抓到的不是野鱼，他也拿回家了。分开野鱼和家鱼太花精力，有人就会利用这个成本门槛。这是市场失败吗？不一定。村里也可以规定，不管野鱼家鱼，都归承包人，全部界定为私有。这样，承包价会高一点。民风对承包价的影响更大。承包人不是不知道村里可能有人破坏和索取，因此，这个村子的鱼塘承包价，相对民风淳朴的村子的，就要低一些。这低出的差价，就是村民胡闹的代价。少数偷鱼的，损害了全村人的利益。他们是在欺负村里没钱雇人来惩罚自己，这是政府财政和执法能力不足的结果。
民风是隐性的行政，只是约束力较弱，但成本比直接执法要低。如果这个鱼塘够大，好比水库，比整个乡镇都要大，承包所交的租金能够供养执法队伍，执法的力度就会增强。即便如此，由于面积太大，执法的精细程度也会受到成本的约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管得过来。所以，民风总是有价值的。凡是对生产有影响的因素都被作价。民风好的地方，承包价会更高。好民风，不是市场无法交易的正外部性，而是被作价了，就是高出市场平均价格的那一部分。
如果一直有村民挑衅，怎么办？集体池塘虽然不是私产，但承包养鱼的人对其中鱼类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独占的、排他的，独占权受到公权力的保护。所有具体的权利背后都以强制和暴力为支撑。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村长难道把自称抓野鱼的人关起来吗？执法成本太高的事，政府做不来。给定鱼塘的面积，其产出不一定能支撑执法队伍。这时，民风对于养鱼就有决定性了。如果民风不好，村里的集体池塘是没人养鱼的。这是中国版的公地的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集体池塘，公地也。
如果村民蛮横是已知信息，承包价就会低。如果村民足够蛮横，则承包价就要比人工成本还低，也就是，承包就不会发生。无人承包，有人说是市场失败。最初的市场是大家赶集交换东西的地方；无人承包，可以说是市场没把鱼塘承包权交易成功。但是，市场到底弄砸了什么？交易要能顺利进行，其前提是，实际和潜在的交易各方，都能遵守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这个规则，你不能说这是市场价格机制出了问题。于是有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说，因为政府没有限制村民的蛮横行为，所以，这是政府的失败。但是，政府行动也是有成本的。鱼塘可利用价值低，支撑不了执法费用。所以，无人承包，也不是政府的失败，而是特定资源本身的收益不足。穷的地方，根本撑不起一个有效的政府。历史上，吴思说的暴力赋敛集团，也是首先在富有地区才出现。一般的，公共资源不能进入市场交易，既非市场失灵，也非政府失败，而是私有之后付给公家的税收，无法覆盖公权的成本。
5.2
财务成本与制度选择
承包养鱼是有利可图的事，真的会没人做？鱼塘资源的租值难道会白白流失？不会。承包养鱼的事情到处都有发生，民风是关键变量。如果民风不是那么好，也有办法。让人承包是把养鱼的经营权私有化，如果这样不行，村里可以亲自动手养鱼，办一个池塘养鱼集体企业，也就是把养鱼权公有化。私有公有这种政治概念的区分，是会吸引眼球的，但从学问上看，公有化与私有化只是量的差别。把量推到极端，养鱼人把所有收入都交给政府，不以利润为目的，而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这就是公有化，这个养鱼人就是国企官员。财务对应制度：获得的营业利润，完全上交，就是国有化；多交一些，就是红色资本家；交的刚好是市场价，就是私有化；交的比市场价还少，这是官商；完全不交，这是抢钱，已经不属于通常市场交易的范畴，而是战争。
在这些选项中，公有化通常会有一个问题：用别人的钱，总不比用自己的钱小心。该养多少鱼、请多少工人、付多少工资，怎么算？国企内部人会把亏损留给政府，把收益留给自己。最终，公有企业会被村里人批评效率低，企业养的鱼没几条。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成立纪律监督部门，限制内部人控制引起的贪污。但监督也是有成本的，监督者也是要用钱来养的。如果监督的成本超过了贪污所得，就很难推行。二，至少弄几个同类国企一起竞争。假定这个鱼塘比较大，像一个水库，可以分成几片，让不同国企管理，它们之间竞争。这肯定是好事，可以减轻内部人控制。但内部人控制还是存在，村民会为进入这些企业挤破头。当然，无论怎样，养几条鱼，毕竟比没人养鱼，要好一点。鱼塘资源的租值没有全部实现，但村民至少多了一点收入。
国企不好办，可以大家协商办起来。村民可以让大家轮番养鱼，所谓协商民主。今年李家养，明年刘家养。所有人都轮一遍。但不善养鱼的人，可能不同意。势力弱的家庭，在自己养鱼的那一年，可能还是会被势力强的家庭欺负。政府也没法帮他，至多道德谴责几句。协商民主的结果，一定是拥有暴力的一方，获得最大的份额，变成黑社会。如果村子的恶霸势力控制公共资源，无法无天，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变成独立王国，那么，类似春秋战国的历史就会重演，最后收敛到唯一的集权政府。笑话说，政府是最大的黑社会。
协商民主的一个前提是，没有哪家掌握暴力优势，内部不会彼此为敌。如果公共资源不仅仅是村里的鱼塘，而是巨大的草场，甚至是一个国家，那么，外部关系也很重要，没有其他族群来跟你抢夺这些资源。所以，协商民主的另一个前提是，在对外关系中保持中立，且获得相关各方接受。
Ostrom
研究公共资源的管理，瑞士是核心例子。瑞士的草场就是村民自己协商管理的；瑞士整个国家也在历来的欧洲战争中基本保持中立。但只有一个瑞士，或少数几个地方这样，正好说明这些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协商民主的确会在特定的社区有效，听起来也温暖，但是，世界比合作博弈残酷多了。最终还是实力决定一切。青年人，早知道这一点，早点开始积累实力。知道晚了，就文青，就小清新，最后只能做一个评论员，用温情来理解世界。
最后，几家人联合养如何？这样，村里就分几派了，各个利益团体之间可以相互制衡，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这是在西欧和英美备受推崇的政治经济学。凭你们这几家养，而不是我们这几家啊！大家相互竞争！谁能养鱼养得最多，就继续养，隔一段时间就评价一番，不行就换。按照社会动力学，这种所谓的权力制衡，最后一般会收敛到两极，在村里就是两个家族，在国家范围就是两个派别。农村公共资源多的地方，家族竞争是常见的事。双方大打出手，只是反映着当地政府集权的不足。但集权本身是要成本的，如果本地的产出不足以支撑，就不会有集权。对于稳定生产和安居乐业，集权和统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不能集权，宗族之间的竞争就很激烈。实力均衡，就会形成世仇，除非这种仇恨受到更高级别的权力的压制。实力不均衡，就会出现人间惨剧。有的群体恰好在某段时间占了上风，迅速霸占公共资源，把其他人赶了出去。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这样，公地直接被权贵占有，农民被驱赶到城市和工厂；北美大陆的开发，印第安人则从土地使用者沦为被流放者。说资本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于欧美近代创业史，是不算错的。为什么在分析问题时总是如此现实和残酷？因为只有足够强健的策略，才不会被搭便车者从内部攻破。善意、协商、民主，听起来都是好的，通常是太好了，
too good to be true
。陌生人社会组织，是不能等同于亲友关系的。
集体鱼塘只是一个例子，它的分析可以类推到几乎所有公共资源，包括农地、牧场、矿产、能源、国土、学校、医院、军队等等。国家的公共资源多，地方冲突、党派竞争、利益集团角力就多。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论村庄、乡镇、城市，还是区域、国家、地缘政治区、地球，都是如此。公共资源是在一定空间里给定的或既有的资源，讨论空间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讨论公共资源。
对公共资源，可以有很多办法处理。私有化、轮流使用、协商使用、公有化或国有化，都是可以考虑的选项。具体选择哪一种，不能从意识形态直接推出，而是应该基于资源的潜在收益、特定选择的成本等财务因素来考虑。一概公有，内部的消耗可能很大，国家的财产，变作私人的消费，
people's
变成
personal
；一概私有，贫富差距可能很大，政府的权力在保护私有产权时受到侵蚀，丧失公信力，丧失执行力，最终社会族群的联合瓦解，
United
变成
Disintegrated
。私有要可行，必须私有者交给政府的钱，足以覆盖保护私产的执法成本。如果民风淳朴，大家有商有量，这事就办成了。怕就怕刺儿头。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对于私产是有利的。中国古代能够顺利推行农地私有制度，与儒家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国有要可行，必须能够避免内部人控制，把利益导向公众而不是个人或小团体。一些巧妙的分而治之的管制，对于特定行业的国企，是绝对必需的。在国企和资源改革中，有人从公地的悲剧的角度出发，认为私有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很明显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基于事实的科学推理。反之亦然。认为任何资源都要国有化、公有化，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实事求是的看法。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有些资源是天下公器，在现有的成本约束下，政府运作要比私人运作成本更低，对社会更有好处，理应交给政府操作，政府或类似的公权力部门也要担负这些职责。例如，一个地区的土地规划，政府出手是比较有效的。在美国有
Zoning
，在中国有国土和规划部门。土地的局部无论怎么私有，整个地区的规划是不能私有的。一些土地和空间规划，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会比另一些，更有效率。再如，人的衣食住行的主要上游资源，也是要尽量掌握在政府手中，它们涉及石油、国防、住房、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是现代文明所创造的基本生活条件，例如通信设施等，也是公共资源，放在政府手里运作会更好。最后，关系到社会长远发展的环境和生态资源，必须政府上阵。
5.3
地方政府之间的空间竞争
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意义。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会在空间规划上发力。空间规划越好，经济就越有效率，社会也越公平。经济越发展，涉及面越广，就越不能由私人来操盘，公共规划就越重要。空间的全盘规划由政府来完成的成本最低，这主要是土地与权力的结合，这时，权力需要解决人口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政府奠定基本空间框架之后，局部地区的规划由私企来执行的成本更低，这就是土地与资本的结合。当然，私企在一个局部空间的规划，与政府的全局规划，思路一致。但仍然要区分这两者，原因在于两者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前者为了利润、后者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
5.3.1
新城与老城
老城市以市场形成的居多。最早的市场在河流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各地民众可以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来交换，交换的产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羊肉、鱼肉、谷物、动物毛皮等。布罗代尔在他的书《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对此有详细介绍。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王朝的都城都在河流、海岸上，如伦敦、巴黎、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苏州、杭州、南京、洛阳、开封。即使像北京这样三面环山、南面平原的地方，在古代建都后都兴建了水利设施，与大江大河相通。据说积水潭也曾是航运中心，南北商船在此汇集。
老城市特点是马路狭窄，居住区与商业区混杂。行政中心就在商业中心附近，方便处理各种商业事务。所谓政治地盘，就是在赋税供养的暴力集团保护下的实业生产与商业往来的地区。只有商业交换能带来足够多的额外利润，供养暴力集团。另一个方法是掠夺，但这多见于游牧民族，不是文明的主流。
5.3.2
城市规划
现代社会，工业兴起，商业更加发达，卷入的人口也更多，国家政权向社会和民众渗透的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城市的规划上，从前认为已经足够庞大的基础设施，后来都不够用了。农业时代的城市，如明朝的北京城，已经很大，但在工业中国和机动车的时代，城市的建设亟需指数级的扩大。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规划一个城市呢？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公路是越宽越好，还是越多越好？人口是分散好，还是密集好？公园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产业区、商业区、居住区、行政区是完全分开好，还是部分融合好？这些问题单纯从理论和观念上很难给出答案，但经验和事实的对比，可以提供线索。
雅各布斯在她的伟大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敏锐的观察。她发现，密集的街道比空旷的公园更安全，更能保护青少年，减少无人之地发生的欺凌现象。而且，街道集中，商铺林立，也更有利于商业活动。此外，功能片区如果过于单一，会降低城市的多样性，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赵燕菁在他的城市规划的多篇文章中也指出，四车道六车道的公路过宽，妨碍了各个企业和城市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并不合理。在像
CBD
中心商务区或行政中心等主城区，最好有较为密集的窄道，而不是特别稀疏的宽大马路，再加上地铁和其他各种公共交通，构成城市的大动脉、支脉、血管和毛细血管。可见，密集与交错的设计更好。
浦东与浦西是鲜明的对比。浦东的规划，往大里做，街道过宽、城市分散，其效率远远不如浦西。虽然浦东开发的时间远远晚于浦西，但是，现有的设计，例如张江高科技园区，并没有最大程度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北京就更是如此了。一个很好的对比是中关村西区与上地。中关村西区很小，但密集，效率高；上地则比较稀松，楼层低，这并非好事。北京其他主要城区就更明显的体现了城市规划的所有败笔，令人扼腕。高层建筑少，小楼多；除了主干道二三四环，大院和小区过大，占用了本该用于城市道路的土地；一个地铁口要走
2
公里；居住区（如望京和回龙观）与中心商务区人为隔离；在人口涌入大城市的客观现实下，还一再限制人口进入，并以人为设计的人口规模为前提来规划公共交通、教育、医疗设施，公共建设严重滞后；主城区道路
10
年没有显著增加，在上海、香港、甚至武汉、成都等城市处处可见的高架，北京似乎从未计划。这些都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
如果中国的城市规划照搬美国，那将令人遗憾。首先，美国的城市规划很多就是错的。雅各布斯已经批评很多了，公园、大马路、单一功能区，这些都是典型的错误。人类全面进入大规模城市化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以芝加哥在
1893
年时举办世界博览会前后的城市建设为代表），对于如何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更有效率、更安全的、更丰富的生活和工作，人们并无很多经验。美国的城市规划，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通常密集就好，稀疏就差。曼哈顿全岛不大，街道密集，方便交流。金融区、商业区、媒体区、居住区，从下城到上城，多样性也足够，虽然没有混杂在一起，但也相距不远。地铁按一百年前的标准是好的，直到今天，它的地铁密集度也超过了北京主城区。相比之下，旧金山就稀疏很多，其城市效率没有曼哈顿高。
其次，中美人口密集程度不同。美国地广人稀，除了
3-5
个大城市，多数城市的人口都在
50
万上下。中国的城市则人口高度密集，
50
万只能算小城市，甚至城镇。这决定了中国的城市要走公共交通
+
高层建筑的道路，不能像美国那样高速公路
+
低密度建筑。中国的城市规划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市情出发，引领未来超大型城市的潮流。城市人口越密集，创造的财富就越多，社会就越具有多样性，生命力也越顽强。放着这些优势不用，学习美国模式，那是南辕北辙。现在一些中国城市的新城区，街道过宽是主要弊病。
但是，密集的城市规划，违背人的天性。人类是在东非稀树草原下成长的，对溪流、山岗、草地这种栖息地有天然偏好。城市则与这种偏好格格不入。但城市也能满足人的其他偏好，例如，社会化的群居、低成本。城市能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活，农村则无聊之极。城市人下班之后有各种活动，农村人忙月之外只能打麻将，不打麻将的可能就信迷信、信宗教。相对于所享受的生活品质而言，城市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城市人口越密集，其成本越低。城市的单位人口的能源消耗、用水，相对于农村来说都低很多。这是最基本的规模效应原理：巨大的资源和设施的成本被巨大的人口分摊了。
有人担心人口过度在城市密集，会造成贫民窟。深圳人口密集，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城中村是刚进入城市的打工者的必要过渡，生活也算方便。印度、墨西哥的城市贫民窟则与之相距甚远。这些贫民窟并不是城市化本身导致的，而可能是制造业不发达的结果。只要制造业发达，人口进入城市后就在工厂里工作，收入上升，不会出现贫民聚集在一处的情况。贫民窟与产业空洞化是相联系的，与城市化则没有因果联系。只要进入城市的是工业和科技人口，就不会出现贫民窟。服务业人口的情况较为复杂。他们也是大城市发展所必需的，但容易按地缘聚集。如果大建保障房让他们在城市安居，并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则可以很快消除城中村和外地人聚集区的负面效果。总之，大城市人口越密集越好，同时，城市化为工业化服务。
除了密集产生的规模效应，功能片区的交错融合对于城市发展也很重要。商业区、生活区、产业区、行政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沟通，同时，完全混合在一起也不行，相对隔离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成都的城市规划，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推广全域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
。它把老工业区改造为高科技与商务区，在城市外围建立传统工业区，使之与生活区相对隔离。在产业区、生活区、商务区的规划上，颇具匠心。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科技园区的建设。如果远离主城区和大学区，单独划定一个高科技园区，那么，缺乏生机、逐渐败落是最好的结局。地多，并不是科技园区的唯一成功要素，甚至不是关键要素。高科技园区，离开大学区、产业区，很难取得持久成功。中关村科技园区，与大学区结合紧密，附近省市也有部分产业区配合，发展潜力较大。当然，糟糕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让科技人才不能省心；同时，主要的产业区在南方，北京周边省市主要是传统工业区，这对中关村的未来发展不利。深圳南山，有珠三角发达的产业区配合，科研院所和大企业也在附近，还有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前途看好。当然，附近的大学不够密集，是主要缺憾。
哪个城市能够合理的规划，它就能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密集、交错是好的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
5.3.3
县政府之间的招商竞争
在中国，由于增值税全国划一，税收与各个上层政府分成，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只有努力扩大工商业规模。直接实施这个政策的是各地区县政府。按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看法，县级政府之间的招商竞争，可以将地方的土地价格调整为负值，免费送给工业企业，三年之后才对利税有直接好处。这种竞争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亲商政策，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为此配套的城市化。
政府深度参与地区经济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比温州与苏州，就能看出端倪。浙南一带的政府规划相对于苏南一带是比较少的。朋友，你去过温州的市镇和苏州的市镇吗？对比之后，答案是清楚的。在空间和土地的规划上，政府的参与是绝对必需的，也有利于该地区的长远发展。同时，规划失误也会带来更大的恶果。在三个选项之间选择：好的政府规划、差的政府规划、市场自己发展，你会选哪一项？我会选第一项。有人会说，万一政府规划得不好怎么办呢？规划不好得事情哪里都有，但有一个差的规划，似乎也比毫无规划要强。这就好比一个人自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还是规划自己的发展更好呢？一个差的人生规划，也比毫无计划和漫无目的的自然年龄增长要好。担心政府规划会犯错，就如担心自己主动设计人生会犯错一样。但人都会在试错中学习，政府也不例外。而高度激烈的政府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让学习的效率提升了。
政府招商的官员，一年
365
天，
200
天都在外面跑。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寻找企业。有没有借此机会游览名胜的？当然也有。这也是对离家在外工作的必要补偿。但是，做的事情，是更多的。没有他们辛苦奔波于各个发达的城市和企业，各地的经济不会那么快的发展起来。可以这样说，自90时代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地方层面上的主要操盘者就是负责决策和招商的官员，还有与政府合作的各地企业家。一些知识分子、媒体记者、文人，因为自己的职业所限，见的信息内容不同，对政府官员和地方企业家不理解，这是正常的。但青年朋友，一定要认识、理解、分析真正实干家和操盘手的实际作为，以此来理解今天的中国，切不可从微博、微信的各种充满情绪和批判的段子来理解中国。
5.4
公共住房、教育、医疗制度
一个地方的土地和城市规划，除了公共经济资源以外，还有公共社会资源，其中就包括住房、学校和医院。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尤其重要。国有土地、教育、医疗卫生制度，是世界少见的权力集中。一个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权力，不能任性放弃；相反，好好利用，可以大有作为，大放异彩。
5.4.1
住房：商品房
vs.
保障房
在欧美发展的历史上，私有产权的住房制度占据主流。但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住房私有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相反，可能造成阻碍。伦敦是商业和政治中心，巴黎也是，因为房屋私有，导致城市中心区的房屋矮小，这限制了这两个城市的最大可能效率空间。香港的旺角是更典型的例子，在繁华的街头，矮小破旧的老楼比比皆是。新城区只能往外围发展，尖沙咀、西九龙都是新建的，部分地方更要填海。曼哈顿岛也小，但岛上不以住宅为主。以住宅为主的老城，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是很难改造的。深圳的城中村的改造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相对容易。所以，固然，有恒产者有恒心，自己的屋子自己会小心照管，但是，越出自己的屋子之外，整个片区，一个城区，私人物业拥有者会小心照管吗？大家的地盘，个人不一定会很上心的。个人之间的组织协调可以通过公司进行，但公司可能会动用黑色暴力来对付少数不愿意搬迁的人，这会损害社会的公正。因此，在城区改造这种公共事务上，政府出面协调，会更有说服力。请注意，不是私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一些情况下，集体所有、国家所有，更容易对既有情况作出改变，因为协调的成本较低。住房私有配合人的天性，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激励人去奋斗，但在有些情况下则造成掣肘，不利于城区升级和发展。好的社会管治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私有和公有之间采取一种平衡，而不是一刀切。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大量农民和小市民转化为工业人口，他们在城市中购买房屋，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这是值得鼓励的。因此，私有住房、或说商品房，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适当的高房价也可吸引更多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增加供应、获取不高于工业平均值的利润回报。但是，在一些时候，企业家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拿这些贷款再去购买土地，再抵押给银行，再获得贷款，这样下去，会炒高地价，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成本猛烈上升。这样卖出的房子的所有收入，都归地产商所有吗？不应该的。如果地产商总是用自己的资金滚动发展，不找银行要贷款，他把房子卖多高价，政府都不应该管制。但如果地产商是源于社会储蓄的信贷来发展，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控制信贷，地价可能炒到天上去，正反馈的地价
-
信贷
-
地价的循环一旦打破，大量沉淀在地价中的资金被消灭，经济通缩瞬间就来，这就会落得与日本
1990
年代地产和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结果。德国早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大力补贴福利住房，为中低收入水平提供低价保障房，剪灭了炒房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信贷，地产商的实力不强，房子的供应在短期内可能不足。这时政府加大土地供应、调整容积率、新建公共交通设施，就可以缓解。广州、深圳的房价没有北京涨得那么快，原因就在这里。但地产商总有动机提高信贷杠杆买地，这是为了囤地还是开发，其中差异政府也难以辨别。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对大量农民工和大学生涌入城市、走入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政府亲自上阵，大建保障房，是更好的政策选项。新加坡就是如此，少数收入高的人买商品房，多数人住政府建的保障房。德国也是如此。按照赵燕菁的伟大设计，中国也应该实行保障房广覆盖的政策。政府没有钱吗？租金可以做资产证券化，融资很容易获得。大中城市的的保障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至少应该在
50%
以上，
20
年内不得买卖，只准租用。今天的政府都不必亲自动手去建，可以直接以批发价购买很多地产商卖不出去的房子作为保障房。保障房政策会赋予政府大量权力，的确会诱发官员腐败，但这不是保障房本身的问题，而是官员的行为问题。在特定的法治和监督环境下，这种腐败现象是可以被遏制和克服的。按照高连奎的设想，高福利政策也可以显著降低官员腐败。因此，腐败与权力不一定有必然关系。没有回报的权力，才是腐败之源。给予适当的回报，权力拥有者的心理动机，更有可能向着需求的精神层面往上走。
保障房的制度这么好，为什么还没有大规模推行呢？关键是利益团体的阻碍。如果政府大建保障房，地产商们怎么赚到高于社会平均的额外利润呢？而地产商与一些权贵有密切的关系，对地方甚至中央部门的政策影响力在特定时期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如果任凭地方权贵获取银行信贷或者聚集民间贷款，把地产变成吸引本来可以用于工业和科技发展的资金黑洞，最终就会绑架整个国民经济。地方势力坐大，也会尾大不掉，挟制地方政府，进而对中央决策造成威胁。这就跟一个企业的分公司用赌博式的投机消耗掉整个企业的道理一样。
5.4.2
教育：学区
vs.
考分
现代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在城市完成的，农村能提供的信息和技能很少。在中国，有两次额外的机会造成了农村教育水平的异常增长。一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些人后来返城，一些人就留下了，提升了
80
年代乡镇一带的教育水平，培养了很多农民子弟。一次是，
90
年代初一些大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后来，农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000
年以后进入互联网时代，
2009
年以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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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再返乡，这些都给农村带来了信息和知识，但对于教育本身而言，影响不大。城市则是各种资源聚集的中心，不然就不叫城市了。资源必然往城市聚集，这是经济规律，是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所决定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硬要阻挡，只能拖慢，依然改变不了趋势，损失的是效率和权威，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所以，解决城乡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做法，不是往农村派好教师，而是城镇化，甚至城市化。要言之，农民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居住区密集建立学校，是几乎唯一的可取之道。
学校的水平有高低。在找学生时，是划分学区、就近入学，还是考试录取？对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政府的责任是保证基本教育在各学校水平一致。这是一个奢望，因为肯定有些中学比另外一些中学办得好，而且教师还不愿意交换到其他学校去流动教学。针对这种情况，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名校，都以考分、而不是以学区来录取。高中与大学的学校差异更大，当然应该更重视考分录取。只要按考分录取，学生是走学术路线、还是职业技术路线，都是可以选择的。最终选拨出的，多数都是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如果按学区来划分，学区好的地方房价高，结果会变成富人的孩子上好学校，普通人的孩子上差学校。平民子弟不仅在财富上落后于人，在智力、知识和技能上也会输在起跑线。这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所不容的。而且，大批平民子弟基础教育水平不足，最终伤害的也是整个社会，富人群体也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平民群体。富人不能什么都用钱得到。不同的领域要讲不同的游戏规则，哪个规则都不能被破坏。市场要讲钱的规则，教育要讲分的规则。如果所有领域都用一个规则，万一这个规则出问题，就全部完了。船是有分舱的，各个舱位之间隔离开来，一个进了水，另一个还能用。道理近似。
考分录取可以保证全社会的基本公平。当然，分数不能完全代表智力和情商，但它是一个很好的近似，没有其他标准比它更好操作、更普遍了。考分决胜制，的确会带来范进中举的负面结果，会有一些人采取题海战术以在这种赛制中占优。但这是小节，不影响大局。有人借题海战术攻击高考制度，鼓吹素质教育，主张削弱分数在选拨学生方面的作用。但他们完全忽略了高考对于社会公平的绝对重要的意义。因此，削弱分数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背叛，这是对社会主义公立教育制度的挑衅！
在考分录取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考试内容，这是教育管理部门的主要责任所在。如果考的都是风花雪月、辞藻情怀，那糟糕透了，对中华子弟的知识水平毫无贡献。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反科技化的教育内容必须坚决制止。如果考的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计算机、工程机械、语言，那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善莫大焉。要学习现代工业社会的科技知识，总是很累的，总要从外部做一些适当的约束。约束过头，军事化管理，不利于培养孩子的主动和自主的学习习惯，但完全不管，放养政策，也肯定不行。有些人推崇的快乐教育，寓教于乐，只能带来放纵，纵容青少年屈从于自己爱玩、爱交朋友的天性，完全无视现代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其实，我想，那些主张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人，除了极少数的确是不明白教育是对天性的管理和克服的道理以外，多数可能是希望政府放松对平民子弟的教育，降低自己后代面对的竞争压力，偷偷把自己孩子送到课外辅导功课，最后再战而胜之。他们对快乐教育甜言蜜语，就是为了用财富为自己的孩子更快升级铺路。他们妄图让穷人一代穷、代代穷，剥夺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也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有害无利。美国的快乐教育和学区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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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就导致全民基础教育水平的大溃败，这是中国一定要避免的陷阱。
现在的公立学校，一些老师在课上不好好讲，课下要求学生参加自己在校外办的辅导班。这是对基础教育教师工资低的无声抗议。低工资诱发腐败，高福利遏制腐败。必须极大的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资，都达到大学教授的水平；同时也还要大幅提高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达到或小幅超过社会热门行业的平均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