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泸县宣传部公号“泸县发布”称：“当日上午6时左右，泸县太伏中学一学生（赵某，男，14岁，初二学生）在住宿楼外死亡。”
花季年龄，何以凋零？泸县百姓对此议论纷纷。
4月2日，“泸县发布”公布：“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尸表检验和调查走访，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体检验确认。县教育局已牵头对学校常规管理情况开展调查。”
仅一天就排除他杀？一石激起千层浪。记者获得的信源视频证实，孩子母亲冲进殡仪馆，剪开孩子衣衫，孩子后背有大面积青紫，手部肘部有伤痕。旁人一边摇头叹息，一边拍照上传。
有人在微信圈中转发，说学校5个校霸活活把人打死，校霸勒索后爷爷奶奶报警，但派出所的人登记了就没管……一时间，对官方的质疑此起彼伏，特别对“排除他杀”不认可。
4月3日，“泸县发布”再次公告：“个别网民编造发布‘五名学生打死同学，其中一人已自杀’、‘孩子已经离开，全身被打得淤青死血，手脚被打断’等不实信息，造谣生事，煽动群众聚集滋事，查实唐某、李某、姚某、郑某网上造谣传谣的违法事实。”“目前，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其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目前，公安机关正积极与家属沟通，争取家属同意并启动尸检程序。尸检工作将严格按程序展开，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尽快查明死亡原因。”
记者了解最新情况是家长正寻找第三方法医参加尸检，还未达成一致。
网民“我就是小小何同志”在泸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泸县”愤怒留言：“你们都没有尸检，就排除了他杀了？你们现在又说静待结果！前后矛盾！”
网民“要改名了呵呵”质疑：“高空坠亡只是死亡原因，什么时候可以作为证据排除他杀了？难道没有因人为外力导致坠亡的可能性？死者如果自杀请问遗书在哪？如果有校园暴力请问那几个校霸审问了吗？警方如此敷衍判案能平民愤？”
目前此事仍未立案，理由从最初“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变为“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记者感觉，从“有”变“无”，一字之差，当地的责任就轻了很多。
据公告来看，孩子自杀还是他杀，在尸检结果出来之前，已然被官方确定。那这样的尸检，有何意义？
死者赵某的班主任张丹老师说：“赵某是个好孩子，偶尔调皮，因父母离异，我只见过他的爷爷奶奶，没去过他家里。出事之后，我压力很大。”张丹还说：“赵某与同班同学处得很好，网上之说不可信。”
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从当地群众对霸凌问题反应如此之大，或许对泸县教育存在的问题能有一丝领悟。那么究竟存不存在霸凌现象呢？
县教育局长朱大清、太伏中学校长陈良向记者表示，此事由警方接手，是否有霸凌现象由警方处理。记者表示警方没有立案时，他们坚持，还是得由警方处理。
陈良说：“我只能说，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学校管理还不到位，缺少对学生的人文关心，今后将加大力度，严格管理。”
记者4月3日赶到当地展开调查。在距离太伏镇数公里外，车就被拦下，两辆警车拦住路口，禁止一切车辆进入。记者迂回步行数公里才进镇，在太伏中学门口看见街上站满了人，一排戴着头盔的警察将人隔开，学校大门两边有上百名警察将人隔开。
泸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对此解释，说是怕赶集出现意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旁边另一名干部则改口说是演练。
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让当地警力的使用变得尴尬。难怪当地居民会愤怒：“宿舍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了吗？尸体你们说是从高楼坠落身体的位置与伤口是否吻合？这些你们不去做，警力全用去封路了？”
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4月4日，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积极做死者母亲工作。不给记者提供方便，或许另有隐情。
警力的高度防范，让当地群众觉得很不理解：“造谣传谣的你们不是抓了很多吗？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你们在害怕什么？”
记者向县委宣传部部长陈佳、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提问，问及网民关心的案发前是否有报案行为、证明不是他杀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两位地方领导一致表示，这是网上谣言，根据法律，当地有理由不予回应。
网上谣言不予回应，那么，不予回应的，是不是都是谣言呢？这需要进一步调查。
人民日报评论：权威声音如何才能掷地有声
近几天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一名学生突然死亡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泸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泸县”通报：“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检检验确认”。但这一结论，没有终结人们对于学生死亡原因的探究。
面对一起突发的死亡事件，分析与评论的基点只能是客观事实。在弄清事实之前，“被殴打致死”“黑社会参与”“政府包庇”等诸多传闻，都可能包含捕风捉影甚至恶意造谣的成分。在这个时候，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权威可信的尸检结果，有助于厘清事实，挤压谣言生长、传播的空间。
对事实的调查有一个过程，还原真相需要遵守程序、严谨细致。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思考：为什么这一原本可能并不复杂的突发事件，会逐渐发酵升温、引发舆情，最终演变成公共事件？对于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为什么不少人并不信服，反而各种传言乱飞？
这几年，地方政府回应公共事件的能力大有提升，无论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是搭建“两微一端”，信息公开的力度日益增大，贴近群众的努力显而易见。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新平台背后的旧思维恐怕并未完全转变。面对突发问题，管制大于引导、被动多于主动、对立多于对话、回避多于回应的情况还所在多有。一封堵，将良性沟通的渠道先堵上了，再张口，信的人就少了，以致最终出现四个盖子盖五个水壶的手忙脚乱，演变成“千斤撬四两”的大动干戈。
从舆情纾解看，针对各种谣言，自然需要加强内容管理。从过往的案例看，确实存在不少因造谣传谣、最终导致舆论反转的情况。作为“吃瓜群众”，一定要冷静客观，越是对那些匪夷所思、令人激愤的传闻，越要多长几个心眼，不要轻易着了谣言的道。而从管理部门来说，及时满足公众正常的信息需求，有说服力、有针对性地开展舆情引导至为关键。
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曾有“黄金4小时”法则。随着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4小时的时间窗口可能还在进一步缩小。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步骤地发布权威信息，有效管理社会心理预期，情绪就可能海量堆积，真相就可能无路可走。因为管理能力不足、错过发声最佳机会，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面前百口莫辩的教训已经不少。
进一步说，如何与公众互动，事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前些天，某官微因发布一张“毛驴怼大巴”的图片，不仅没为事态减震，反而刺激公众视点脱离问题本身朝负面发酵。这样的反例，需要反思的怕不止是新媒体运营的方式方法。
泸县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旁观者做出任何具体的结论都为时尚早。透过一系列类似的事件我们当前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化解舆情危机中，管理部门既不能陷入清者自清式的沉默是金，更不能滑向先消极怠惰、后大动干戈的被动境地。掌握好时、度、效的统一，公断才能服众，权威声音才能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