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德华
陈旭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他的遗著曾多次被整理出版，但唯独缺少一本专门论述近代中国人物的文集。出版人何崇吉先生，慧眼识珠，捕捉到出版界这一空白，并约请本人来承担这一编辑重任，实不敢当，但盛情难却，还是接受聘约，并希望以此告慰陈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
2018年3月的一天，在复旦光华楼历史系宽敞明亮的资料室，本人正在编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0&ZD097）结项成果，准备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文献目录》（港澳台卷）相关资料的初稿，我的同仁李春博博士，突然过来告知，北京一家出版单位要编一本陈旭麓论近代人物的文集，问我有无兴趣承担这一任务。我一听是与陈旭麓先生有关的选题，未多加思索立马就答应了。其实我手头正在做的除前面提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还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30本《民国丛书续编》第二编“民国人物资料专辑”，以及附加一册为该“资料专辑”编辑的《人名索引》。除此之外，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抗战老兵林子明画传》和《吴浩坤先生纪念文集》也在编辑之中，这些都是今年计划要出版的任务。
本人为什么那么爽气地接受编辑这本集子？一是我与陈先生有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1970年11月，我作为知青从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第十一团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陈先生则从华东师大借调复旦为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接下来就是编辑“中国近代史小丛书”。直至1974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又与他同住复旦邯郸路校区6号楼221房间。粉碎“四人帮”前，他离开复旦返回华东师大。每逢春节，我从南京或杭州回沪后都要到他府上拜晚年。二是常请他指导我的写作，并给我开小灶，一对一地讲授如何选题和构思，我从中受益匪浅，至今历历在目，仿佛还在昨天。三是先生驾鹤西去三十年，本人未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深感内疚不已，一直在寻找机会弥补这一缺憾。四，也是最重要的，陈先生的人格魅力以及对近代中国人物的那些鞭辟入里的独到见解、深富哲理的思辨精神、令人叹服的飞扬文采，深深地吸引了我。此次有这么好的机会，能为陈先生做点实事，感念先生过去对自己的教诲及聊补恩师之情。
（二）
接受编辑任务后，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没底，压力不小。尽管自己以往编辑出版过《于右任辛亥文集》，参编《蔡尚思全集集外集》和独自编辑出版了《蔡尚思集外集补编》，还有参与汪熙教授编辑的《求索集续编》等名人文集，但这些与给陈先生编专集还是不一样的。因陈先生对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文章比较多，每篇都可称得上名篇佳作，包括对后学研究近代人物专著所作的“序”，以及撰写的“书评”等，究竟应如何取舍，还是需要下点功夫的。所谓“功夫”就是重新把那些刊载与未曾发表过的文章找来再读一遍，尽管以前也读过。好在师兄熊月之和周武先生曾将陈先生的遗著分门别类编辑出版过四大本《陈旭麓文集》，其中第三卷“思辨留踪”就是陈先生专门论述人物的。在此基础上，再将以前曾出版过的《陈旭麓先生文存》中的有关人物论述篇章，还有陈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的《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从复旦图书馆找来这些文章之后，逐篇仔细回味其中的精彩独到之处，边读边做记录，最后开列出一个预选篇目，发送给何崇吉先生审定。起初的篇目并不包含陈先生对其他学者研究近代人物专著所作的“序”和“书评”，经反复思量后，决定挑选部分编入，似更能彰显陈先生对一些他自己不曾研究过的人物的看法与评价。这样，《近代中国人物论》所包含的“人物研究”（23篇）、“序言与书评”（8篇）和“人物研究方法论”（5篇），共计36篇专论就这么选定了。所选篇目是不是准确，是否最能代表陈先生的思想和对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可以讨论的，但至少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三）
陈先生的近代中国人物论，与他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火花亮点，层出不穷，常发人所未发之音。他笔下写出的历史人物，至少有如下与众不同的特点：
有理有节、有根有据地给人物以精准的分析，是陈先生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个特点。如他对为共和国宪政牺牲的第一人宋教仁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在分析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责任内阁制时，是这样予以描述的：“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陈先生认为宋教仁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其要在中国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抱负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陈先生比一般学者更为思辨地认为：“他之所以一定要坚持责任内阁制，还有一层用意他没有说出来，也一直未被人们注意，那就是为了排除封建旧官僚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势力，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他为他未能领导武昌起义，致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而悔恨不已，后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积极策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他自己担任执政，其目的都是为削弱黎元洪的影响，挽回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失去的权力。至于孙中山回国以后他依然坚持前议，固然是由于他对孙中山有意见，有看法，就像他怂恿章太炎发表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陈先生接着又进一步分析道，宋教仁之所以对孙中山持上述政见，还有一层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内定，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送给袁世凯，而在宋教仁看来，袁世凯又是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限制这种人的权力，当然是完全必要的。”据此，在陈先生看来，对宋教仁的评价并没有完。因此他再次从思辨的角度强调：“……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过分夸大了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仿佛只要能够挂一块共和国的招牌，成立一个以他这样有能力而且敢于‘当此大责任’的人为总理的责任内阁，完美的民主共和制就能建成。这就充分说明，宋教仁根本就不了解，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用‘铁’和‘血’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陈先生对宋教仁的上述论述及评价可谓是入木三分，极其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