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公开少数意见：一宗有意义的立法辩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中，有委员建议研究公开终审判决书中的少数意见，将司法公开上升到法律层面（报道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指“将裁判文书公开少数意见上升到法律层面”。）。

　　中国的审判组织分为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除独任庭外，合议庭与审委会均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议决原则，当审判者意见不一，也就产生了裁判中的“少数意见”。按照由来已久的司法惯例，审委会讨论记录与合议庭的笔录均不予公开。在司法公开已成多数共识且在近年来已有了长足进展的背景下，少数意见公开引发热议并进入立法领域，当在意料之中。

　　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少数意见还有司法实践的支持。早在16年前（2000年），广州海事法院就已这么干过（现在是否还在坚持，不得而知。根据“一任领导一任风格”的常识推测，要坚持十几年，难！）据该院2003年初公开的数据，自这一改革举措实施以来，每年记载合议庭少数意见的约在１０％左右。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的裁判仍是根据“合议庭一致认为”来做出的。其他如北京等地，也有零星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裁判文书。总体看来，这些富有实验性质的公开举措并未得到多数法院的认同。直至今日，它仍然只在极少数敢于“首吃螃蟹者”的极少数裁判文书中成为了现实。

　　选择不公开少数意见并不是“暗箱司法”或“神秘司法”的产物。“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公开则没有公正”，类似的法谚经由大众媒体的反复传播，已为普通公众所耳熟能详。在这个权利勃兴的时代，与其说司法公开是司法职业者的精英自觉，倒不如说这是法院与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良性互动使然。

　　所以在行政领域，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强调；在司法领域，也有了“检务公开”以及“审判公开”。当信息垄断被打破，“以公开促公正”遂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追求的重要目标，当然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殷切期盼。

　　然而即便是以公开为原则，也有不公开的例外。在“审判公开”中，就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案件等，不公开审理。虽然三大诉讼法都明确，“判决一律公开”，对判决是否公开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仍是个法律空白。

　　主张应公开的，大多以英美法国家为标杆。“沃伦法院伟大的异议者” 哈伦大法官常常成为重要的引注，这位著名的“少数派”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职的16年间，共撰写了613份意见书，其中少数意见达296份。这些公开的少数意见，已经成为美国司法的一部分，成为英美法系研究者案头的常备工具读物。一项根植于判例之上的制度，能否当然适用于成文法国家？

　　所以主张不应公开的，也以大陆法系国家为盾。在欧陆，公开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就是个稀罕事，尽管这些国家也奉行司法公开。如法国就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不得对外泄露，也不得在判决书中注明，所有法官都有对合议中未被采纳的少数意见予以保密的义务。当然，法国历史上也曾有公开少数意见的实践，但很快就被废除。其原因就在于，因为要公开少数意见，法官们反而变得空前“同质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或许并不是法官没有少数意见，而只是法官顾忌其少数意见会被公开。这让笔者想起近年来一些高校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合议制中一致意见的比率正大大提高。原因并不是老师们的答辩意见越来越趋同，而是学生们更容易对存在不同意见的答辩结论提出质疑，甚至是申诉。为了避免“麻烦”，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显然也是颇具功利性的）选择。

　　进入立法领域的裁判文书公开少数意见，或许并不会在短期内形成共识，但这样的争议仍然有意义。当对公开的内容也进入了某个具象而细微的讨论之中，这其实已表明，社会对公开的共识已然牢固。需要进一步推动的，已经变成了在公开这个大原则之下的某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