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桑尼亚的第八个月，我的心脏像个断线破孔的球，耷拉泄气，任凭无序的风暴将其卷走。
沮丧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公司一直言语禁止下班出门。在我来坦第九个月时，公司还开始不定期夜间查宿，仿佛回到未成年初中。如果下班需要出门，比如采购？工作？看病？总之必须报备，说是还需要两位男士陪同！
我不是完全不理解公司的行为。出于管理需要，出于安全保障，又或者说我在选择包吃包住非洲外派生活时，其实已经让渡了自由——再者，公司只是明确限制夜间出行，而且这种执行也不一定永远严格——
但我就是说不清地难受。
这种忧郁情绪并非第一次出现，我在高考时期就已形成一套治疗体系。每次出现心理不适，我都会进行一次模糊的自我诊断，然后找出相关书籍，通过阅读和写作进行疗愈。
高中时，因为不知道自己想活成什么样子，我陷入一种存在主义焦虑。我找来传记，写下日记，还提前买来帮助选择志愿的工具书。几百个专业划来划去，排除掉家人和老师想让我选的金融、医学和工程造价之后，剩下两个待选：英语，以及核物理。
那时候，为了提高我80来分的语文成绩，我一直在读书——虽然后来看来，读闲书不仅没什么帮助，反而干扰学习。我现在都还记得高考前夕阅读的一篇小说：故事里的主人公好像变成了一只猫，还是一个老虎玩具？记不太清了。总之，她进入一种非人的状态——灵魂眼睁睁看着男友找到新女友，却无法做出任何让人理解的反应。最终，她被遗忘在自己的公寓里。
不久后，我又听到关于把人拐走做畸形秀的都市传说。接着，朋友又分享了古代各种酷刑，包括戚夫人被做成人彘。
我跌入一种对“生不如死”的恐惧，每天都感觉自己身体在下坠。我盯着一张又一张卷子，苦苦思考怎么才能免遭残害。一边想，一边又因为想不出而哭泣。一个小时过去，仍是白卷，我哭得更加忘乎所以。
写到这儿我想起来为什么会剩下核物理这个专业了，因为那时逻辑混乱的我觉得，只要弄懂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没人能欺负我。
后来，让我好转的是叔本华的《悲观态度，乐观生活》，还有误传为黑格尔所说的一句民间名言——“只有永远躺在泥坑里的人，才不会再掉进坑里”，再加上一小本日记和抹平一切情绪的时间。
我没选核物理。
此后，我遇到或大或小的心理问题，时而感到自己被一股莫名力量向下拉拽，时而觉得自己软绵无力，像要消失。为了自救，我阅读了各种书籍。和当代治疗师一样，我不敢用“痊愈”这个词，“好转”或者“成长”、“进步”听起来更加实际。
这次，我找来三本研究自由和心理的书：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以及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翻开第一本书，弗洛姆问道：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我点头，瘫软的身体深吸一口空气。疗程开始：我一边阅读，一边记录疑惑与顿悟。
“为什么会有人想逃避自由？”我在笔记本上写道，然后又想起E哥。
E哥是我同期同事，都念过英语专业，都准备外派非洲。
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漂都偏离了社会规范，不在国内疯狂内卷乞求一席之地，而是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背离社会期待的非洲。这似乎是一种拥抱自由的选择。尤其对于E哥来说，这是他移民的跳板。
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是在逃避自由选择。我们没有开辟什么新路径。甚至可以说，在普通学历群体中，去非工作已经成为流行。以前的大厂，现在的非洲，30岁前有房有车。我们仍在想方设法抓住社会时钟的针脚，哪怕针扎进肉里，也始终不敢纵身跳出。
再说，往哪儿跳？
我们这代人好像成了这个下行时代的牺牲品。包括E哥在内的很多非漂都是双非毕业，难以在国内找到满意工作。根据我此前采访，很多双非应届毕业生在国内投出百份简历都找不到一个可持续生活的工作。
学校好的我也没什么区别。我想去非洲，想有一定时间进行自由写作，还想过收支平衡的生活，还很着急。条条框框综合下来，这份私企工作阴差阳错成为唯一选择。
E哥和我一起在边疆小城完成培训后，他去参加新进大学生军训；我因为合同出问题，没资格参加，换了一劫，以见习生身份去最严格的领导手下轮岗。
显然，那段时间我也出现了心理问题，止不住地躲着人哭。虽然说进入这家私企是我为了尽可能实现可持续写作梦想的自主选择，但可能是精英主义作祟，我难以接受自己成为企业销售的现实。我找来一堆书，还不自觉背下《少有人走的路》的开篇：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旦我们领悟了这句话的真谛，就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那时候，喜欢读新闻的E哥在网上搜到我的英文文章，成为当时公司里唯一一个知道我写作梦想的人。他用各种方法鼓励我：“昨天看你一直有心事，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好些”，“要对自己有信心呀”，“非洲就在那，你这么热爱它，它不会辜负你的”，“现在遇到这样的挫折会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他又说，“其实我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遇到大的挫折，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你现在的心情，或许等我真正遇到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时也会踌躇。”
那段时间，我们互相抱怨生活：一周工作七天，不能离开园区，领导长期谩骂等等。后来，我听说E哥直接在领导面前大放厥词，说自己干上几年之后，再也不会进入中企，他也由此成为公司摆烂派偶像。
我们也互相分享生活。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City Walk（城市漫步），也喜欢骑单车。他去非洲主要是攒钱，当然也想趁机探索体验。有钱后他要去欧美留学，计划移民。
完成培训后，我们先后离开那个五线城市，去北京学习。他比我早去一个月，每天骑单车，会好友，探索京城，不亦乐乎。在两周后收到紧急外派通知时，他甚至都不想离开舒适的发达城市前往艰苦的“非洲”。哪怕工资微薄，他都想在北京多呆一会儿。然而，任凭自带性别优势的他怎么想要推迟，而我又怎么着魔地希望迅速抵达，外派机会还是砸在他手上。他比我早三个月离开中国。
E哥对非洲的感情像钟摆一样摇晃。
刚到非洲坦桑尼亚原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时，E哥兴高采烈地给我发大海、夕阳和牛排的照片。他说坦桑尼亚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办事处也比他想象里要自由。他要一口气呆满三年。
到第三天，E哥提到自己有点孤独寂寞。
“在北京的时候，至少上班都是同期同事，偶尔能聊聊天，下了班自己转转也好。”
“这边晚上不太能转，熟人也没有，所以有点孤独寂寞。”
“我今天跟着其他几个人出来，平均年龄都得四五十了。但是出来转转吧，也就还好。明天我就要去踏勘。”
第四天。“太苦了。正儿八经的饭都吃不上。”
第五天。“我本来说一口气待个三年，结果感觉这么无聊，待不下来。除了你谁想来非洲啊，我就是为了钱。家那边四线城市都比达市好。”
第七天，中秋节。“天天走泥路吃土。一路晃晃悠悠，坑坑洼洼。没几个好路，车都斜着走。太苦了。看看我能在这里坚持多久。除了work（工作），life（生活）也真的很重要。”
不过，一周多以后，E哥似乎又在达市找到了平衡，虽然他还是嫌弃不发达国家路烂楼破，但他工作、散步、学习、看剧，小生活过得不错。与此同时，我还在争取尽快外派。
“让领导给力点，我带你去海边，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个书店非常棒，来了我带你来。”
“这里挺好玩的，晚上没事我就过来。”
“已经在到处逛了，等着你。”
“为了能让我到时候在书中看到自己，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坚持下去。”
然而，这种激情和鼓励在一个月后的某个时刻再次消退。E哥发来的消息变少了。哪怕他幸运地在草原看到了动物世界，他也只是生硬地挤出一个笑容。由于我当时还在焦急推进自己的外派，并没发现也没在意他的变化。
再过了一个多月，我终于来到达市。奇怪的是，E哥好像已经忘记之前说过的话。或许是无聊与孤独侵蚀了他的热情，他象征性地带我出去一趟就打发我说，“真没啥意思。”
由于他抗拒出门，他转而带我去了个小区里的“好地方”。他说他不怎么跟别的同事玩，孤独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到小区泳池边的秋千上静一静。
月光与星辰之下，我们坐在秋千上，花草淹没脚踝，旁边是一棵巨大的合欢树，远处教堂顶端的十字架闪烁着红光。
但E哥已经看不见这幅景象了。“刚来的时候，新鲜感很强，不断探索，哪里都想去。现在玩遍了，就无聊了，也没有期待了。”
“我是e人，需要参加活动，City Walk。北京就有很多活动，单纯地走路骑车也很有意思，也可以约朋友。”
“City walk起码要有个city吧。路都没有。”
“在这里走夜路你敢走吗？”
“我对非洲真的没有什么期待。”
他反复提到，“基础设施太差！”
刚到非洲，我就生了病。各种病症轮番上阵：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没有感染却有感染症状的感染……。从一月到四月，每个月折磨我一次，像个魔咒。与此同时，我的孤独感，以及对公司禁足的恐惧也在病痛中加剧。
医生说不清我的病因，一切皆有可能。我的心理医生朋友则觉得我这可能是心理问题引起，尤其是没有感染却有感染症状的那次。的确，弗洛伊德早就谈过应激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意外受伤其实并非意外，而是反映了内在的心理冲突”。
五到七月，基本没有下大雨，领导也没怎么折腾宵禁，我健康度过。直到八月底，我又生病，细菌感染，就像是魔咒的又一个轮回。那个月，各大领导也恰好开会让尽快完善出门报备制度，我的自由再次岌岌可危。
我发烧到39度。
我越发觉得，我的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就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感染的那些月份，气候有变化，我也吃过我自认为干净但谁也说不清楚的饭，也总有领导禁止我们私自离开小区。具体是哪个或者哪几个原因击垮了我的身体，我很难判断。
我第一次在达市生病，住在楼下的E哥陪我去的。他本来挺排斥医院，但看在我的面子上，连着陪我去了两天。我第二次生病时，他也觉得喉咙不太舒服。在非洲，生什么病都要血检，当然，生什么病也最好都血检。E哥也跟去抽血。
彼时，我们已经渐行渐远。我想方设法溜出去探索，而他整天闷在公司一亩三分地。
我一直以为他是嫌弃非洲的破烂，以为他的沮丧都来自孤独。在他精神萎靡三个月后，我才得知他的心理压力，原来他频繁提到的基础设施其实指的是医疗。我成为第一个了解他心病的人。
“上次和你去查血时我多看了一眼，”他倾吐道，“发现前面那个人查的是艾滋。血液是传播途径之一，我担心医院措施不够严格。虽然针头是一次性的，但止血棉花放在一起……唉，空谈‘不可能’根本没用。想想你发烧时，抽血确认（疟疾）之前的心态……”
说到这，E哥全盘托出。
其实刚来时，他经常出去City Walk，烂路夜路根本不能阻拦他。不同于不出门、一出门就去中国城的同事，他要“积极融入当地生活”。他选了一家当地理发店剪发。
同事劝他别去，说不干净，可能会感染病毒。
他没听。
去后，理发师不巧弄破了E哥脸上的痘痘。
这下，此前万事遂意的E哥遇到人生第一次重大坎坷，痘痘渗出的微乎其微的鲜血触发了E哥对非洲的一切恐惧。E哥开始疯狂担心感染，别的病毒不说，他就怕艾滋。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信息，坦桑尼亚艾滋病患者占4.5%。根据《人口与健康调查》的信息，达市患病率已达到11%。
E哥变得寡言。
那段时间，E哥每天都查资料了解艾滋症状以及各种检测试剂。他还找来网上医生，医生说，第三周就可以检测艾滋阴阳性。这三周里，他一会儿觉得这里起了个血点，一会儿觉得那里起了疹子。坐在办公室、躺在床上，他都能听到自己心怦怦地跳，健康手表经常显示他的心率冲过100。
终于到了第三周，他去了大医院阿迦汗检查，还专门挂了专家号。见到专家，他步步紧逼，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第几代试剂。结果医生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只好自己去实验室看是什么牌子，是什么成分。
结果显示：阴性。
但他还是不放心，准备第四周再去测一下。E哥本准备等我到了达市就一吐为快，让我陪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可能是他不忍心搅扰初期格外兴奋的我，后来我又生病。总之他一直掖在心里。
再次测试，还是阴性。
一两个月后，他又碰上查血的事。情绪再次崩溃的同时，他的偏执也攀上顶峰。他不仅担心艾滋，还开始害怕性病。因为有同事出去喝酒唱歌，他听说KTV有很多越南小姐，便总觉得身边人不干净。以前，他到点就下班回宿舍，偶尔还荡荡秋千。后来，除了自己能确保卫生的工位，他哪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会有人想逃避自由？”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讲述了三个逃避机制：权威主义、机械趋同和破坏欲。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自由”部分增加了一种，即否认自由的存在。
权威主义指的是通过依附外在权威，个体可以减轻自己独立选择的负担。追随权威会给人安全感，因为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
机械趋同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通过完全顺从社会规范和期待来逃避自由的压力。他们不再自主思考，而是按社会的标准生活，努力让自己与集体一致。
破坏欲则是指有些人在无法应对自由带来的焦虑时，会采取破坏性的行为，包括攻击他人和自我破坏。
否认自由的存在是指某些人会否认自己有自由的选择权。他们认为自己是环境、命运或他人的牺牲品，由此，他们可以避免面对自由带来的焦虑，逃避对自己生活的责任。
虽然有些生搬硬套，但我觉得E哥的逃避机制也是如此。
一种对疾病的无理恐惧导致了逃避自由的应激反应，于是：E哥不相信自己在非洲能有自由，觉得出门就会得病（机制四：否认自由），E哥追随驻非员工的主流宅文化（机制二：机械趋同），也听从公司说教，“既然不能把危险关在笼子里，那就把自己关在笼子里”（机制一：权威主义）。
我们工作生活都在达市的一个别墅小区，说是囚禁在笼子之中，但这个笼子其实也不差劲。
小区别墅挺漂亮。在米黄、红棕和浅褐的方形瓷砖交错下，估摸十米高的房屋甚至有点像积木堆砌的城堡。我很喜欢别墅的窗户：一楼是俄罗斯方块一样的方形窗户，二楼是圆拱窗，有些房屋侧面还有个映出旋转楼梯的、水晶宫般的落地窗。
别墅内部也很气派，还很中国。里面有木制家具、全铜吊灯，旋转楼梯直达屋顶。里面也有各种中国食物，英标插座也都接上中标插排。在有些房间里，还有刻有龙纹的饭桌和麻将桌。前一年的对联、福字和灯笼也还红红火火。
小区里的绿化也不错。棕榈、旅人蕉、暗罗、剑麻——达市有的品种，小区里也有个大概。
花卉也不少。各种带着花果的树木在热带金光下璀璨闪耀。酷爱园艺的坦桑邻居更是种上各式各样的兰花、玫瑰和软枝黄蝉。越南邻居也不甘示弱。他们在自家方形小泳池里种上睡莲，纯白色和幽紫色的花身从一池绿水、一团浮叶中跃出。相比起来，中国人更加务实。我室友种了点儿番茄、西瓜、空心菜和百香果。
此外，小区里还有不少动物。撇开昆虫、蜥蜴、老鼠和乌鸦不谈，邻居遛的大狗小狗、自家泳池里养的景观鱼、惹人怜惜的各色流浪小猫、永远在小区附近啃食垃圾和绿草的流浪小羊，以及发出彩色光芒的自由鸽子，都是小区里的独特风景。
我的生活大致像一个直角三角形，游荡在三栋别墅之间。办公室C，沿一条直角边直行230米到食堂A，沿另一条边直行70米到宿舍B。有些同事甚至是两点一线，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同一栋别墅，床在二楼，工位在一楼。
有时候想想，这样简单的日子也不算太难过，毕竟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挺宅的。再说，相比我在阿尔及利亚央企实习时那栋灰色大楼的封闭程度，我每天好歹还能出房间门，在小区里散散步，周围还有一些多元化的邻居。再者，和工作忙到毫无精力的情况相比，这样深居简出的精神自由甚至有些令人向往。
再试想，如果在非洲，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权益和出行自由二者之间必须选一个，我一定会选后者吗？
无论如何，我的心灵始终自由：我每天都读书，在工位、厨房、客厅、卧室、草坪、秋千……取决于哪里亮堂且安静。偶尔，我也在那些地方拉拉小提琴，谱曲、画画、跳舞。其实日子并没有那么遭。不管怎样，我真的到了我向往的非洲，有一定时间写作，收支也很平衡。
但是……谁不想既要又要呢？
“你们不反抗的吗？”我的心理医生朋友在我间歇性疯狂抱怨时，连珠炮似地说道：“大家一起反抗啊，‘有本事把我们都开除了，我看你哪里去一口气招那么多人’。大家都没有意见的吗？都那么乖乖地听话的吗？”
小红书还给我推来一条驻坦姐妹发的帖子：“‘留在港口的小船最安全，亲爱的，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巴克曼，《焦虑的人》”
大家在反抗吗？我感觉，对公司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查宿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大影响。舍弃自由的E哥不用说了，其他人也是机械地随波逐流。
尽管势单力薄，我仍想了些反抗方式：不管是换个工作积极抵抗，还是更加谨慎地出门消极抵抗，又或是不出门但在精神世界抵抗。
家里人对我的抵抗并不满意。在我向他们寻求安慰时，我爸来了句：“你要遵守规定。这是对你负责。原则问题不能违反。”结果就是我们大吵一架。他说我幼稚。我说他对负责的认知有误。掰扯半天，我险胜，或者说他弃局。
“你是成年人，做事自己多想，反正安全第一。”说完，这个无神论社会主义群众还莫名其妙来了句：“枪打出头鸟，愿你不被抓住，阿门。”
阿门也没用。我想不出完美的解决办法，愈发觉得自己受了害，失去选择……郁闷，继续看书。
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提倡一种意义疗法。书的前言写道：“生活并非弗洛伊德所宣扬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祈求快乐，也并非阿德勒所教导的那样，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弗兰克尔发现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苦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赋予其意义。”
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写道，“承担责任是改变的先决条件。只要个体相信自己的处境和不快是别人或者某种外力造成的，那么努力改变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顿悟闪现。
的确，环境恶劣，命运不公，邪恶也永远存在，但如果我一直自诩为牺牲品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无论如何，我总有选择的权力。别的不说，至少我有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力。
泰戈尔说，“尘世痛吻我灵魂，却要求报之以歌”。我深以为然。但其实，这句话的变体更加广为流传：“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此刻，是我选择留下。我要写作。我要关爱整个世界！
这是我今天第三次闪现这个顿悟了。
“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我反复提醒自己。
一个月后，消沉低迷的我开始忙碌出差，这句话也悄悄潜移默化起了作用。
在邻国乡下，我每天早出晚归，上顿不接下顿，甚至还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但人在户外，每天都有些新鲜事情：看当地人杂技般地扒车，见识木薯、烟叶、咖啡树，品尝全油勃艮第火锅和法式炸青蛙……
换个环境，或者说做点有意思的事情转移下注意力，还挺有效。回到坦桑，我不再那么拧巴。想见朋友就见，被抓到再调整策略。实在见不了，我想，我应该也不会失去他们吧。
我还意识到，我一直觉得我的痛苦都来自公司对自由的束缚，但我越发觉得这也是一种投射。工作上的不顺和压力，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摩擦与伤痛，以及那些虚无缥缈的个体孤独感和存在主义焦虑，乃至细枝末节的琐事：又玩手机浪费时间，又瞎花了一笔钱，文章写得好差……所有郁结通通跳进了这一具象化的自由约束。
正如《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说道：“既然治疗目标是不确定的，治疗的终点相应也是模糊的，治疗常常会漫无目的地持续很多年。”的确，由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也就无从治疗。我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我的处境，觉得自己跳不出这个生活。但好像又不是这样。顿悟又来了。我潦草记下两笔。
一会儿想得通一会儿想不通，时时刻刻顿悟来顿悟去，这或许真的是庸人自扰。知足常乐，其实我已经过得很好了——写作的梦想逐渐变得清晰，家人、爱人和朋友也无条件地支持着我。而且，我怎么没有能力重启生活？人生不过游戏一场。
打开社媒，无意间刷到阿尔及利亚央企新来的实习生，她好像完全没有觉得那座灰色大楼像一栋囚房，她说：“坐在阳台的一角，吃吃瓜子、水果、零食，晒晒太阳，看看书，写写文章”，“在非洲过上了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生活”。不管她现在出行是否完全自由，我都为她的快乐感到高兴。
我看到的坦桑尼亚博主也很多，有些徜徉在动物世界里，有些在品味咖啡美食，有些积极活动，有些慵懒宅家。哪怕在更贫穷、治安更差的非洲国家，人们似乎也找到了享受生活的方式。我给他们一一点赞。
至于E哥，低迷了快五个月后，他爆发过一次，要求调岗回国。然而，鲜有人理解他的恐惧，领导自然也拖延了他的请求。经历了一段高度洁癖的阶段后，他搬出我们这栋楼，换了单人宿舍。
虽然E哥依旧不喜欢非洲，但选择逃避出行自由的他似乎并不质疑自己的自由选择，抹平一切情绪的时间也依旧可靠，他好像又在小区里找到了平衡，用学习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把文章发给他看时，他说，“挺好，让我又过了一次2023。现在，一切都还好。”
我希望，无论大家能否自由出行，无论身在非洲还是世界的任何角落，不论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能内心安宁、满怀欣喜地去做有意义的事，去关爱他人，去勇敢克服困难。
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