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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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中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和往年一样，我们也整理出了过去一年中《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上最受读者欢迎的20篇文章。我们不认为点击量是衡量文章质量的标准。但我们仍然很高兴地看到，编辑部所欣赏、重视的一些好文章，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另外，
我们也相信这个榜单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代的症候，反映出共享的趣味，以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下正在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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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现场做些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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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发现，斯大林本人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要比人们一般所想的要暧昧和复杂得多，这与戴维斯对复杂且矛盾的苏联民情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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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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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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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案头摊着的，是陈独秀的一本书信集，还有几篇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中复印来的文章。闭上眼，就看见陈独秀晚年的病容，看见陈独秀那几乎不能支持的躯体，而目光却炯炯有神，像一双火炬，可以照彻黑暗，可以使魔鬼现形。但火炬需要燃料，而陈独秀已经燃烧将尽，却拼着最后的力气，作最后的闪耀。好在历史毕竟记下了陈独秀那最后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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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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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治理制度之间的多边斗争，所有制度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有些制度对某些政治文化比其他政治文化更适合。我们已经迷失在无休止的分类中，将每种类型的非自由主义政府都视为独特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存在：非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由主义”或“自由化”的专制政体，“竞争性”和“混合”的威权政体。这些不同的类别无疑描述了非自由主义社会不同的治理方式。但从最根本上来看，所有这一切分类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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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提名推荐过程中，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及河南大学的四份推荐票，使得郭沫若在小组得票第一，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为确凿的实证。讨论、投票的关键时刻，胡适又负责任地引导，使郭沫若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民国学术现场，顺利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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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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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熟悉近代历史，中国人对汪精卫这个名字，总带着几分好奇。这位在中日战争期间脱离抗战阵营，出面与日本谈和的国民党领袖，在国、共两党的官方史书中早已认定为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坊间的传言揣测却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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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苏共领导人多年之前就为中国规定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与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相比，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短短几年中，五四新文化就似乎已经过时，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一些学者与一代年轮人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把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等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变：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西化”转向“苏化”。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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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重建》一书，在费孝通先生学术高峰期影响广泛。该书由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当年九月再版，加印两千册；十二月三版，加印两千册。
当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在短期内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大陆读者的趣味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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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中央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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