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我想从一个错误的人开始我们这篇文章：刘仲敬。
刘仲敬从斯宾格勒的话语体系里发掘了「费拉」，却并未能够给它下定义；刘仲敬始终在解构一个叫做「中国」的概念，却在将它建构成诸夏时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争议。
刘仲敬的结论是否正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话语体系，当一个人用一种话语范式表达出一段历史时，这段话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结论。
刘仲敬从不愿讨论中国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他始终不认可这一客观实在。所以他注定是一事无成的，因为中国此刻是存在着的，这就足够了。
作为殷人的后代，孔丘会不知道周代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吗，孔丘会看不懂《诗经》和《尚书》背后的血迹斑斑吗？孔丘知道，所以孔丘高呼克己复礼。孔丘真的是在追求复古吗？
答案是托古改制。
因为春秋已经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存在在孔丘的身边了。巨人永远是混血的，殷人的子孙和周公的子孙才能共同塑造出他来，宋国从一开始就被齐鲁郑阻拦在周的视野下，殷人的复仇在宋襄公的失措中变成了笑谈，千万不要以为春秋的退位和战国的登基和孔丘没有关系，没有孔丘和他的那些弟子们，战国可能会表现出另一幅截然不同的面貌。
于是在孔丘的多个隔代弟子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叫做政的混血巨人诞生了，来自车夫的耻辱会永远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孔丘和他事实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很多人看来他一直在反对孔丘——因为他必须亲手打倒孔丘。
因为战国是一个客观实在存在在他的身边。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注定一事无成，反驳这批人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客观实在存在时，无法呼喊。
声音有不同，声音的呼喊是需要介质的。不知道介质为何物而呼喊是不可以的，在月球上需要通过电子设备，而你可以选择等飞船飞回地球再去嚎叫。如果你能等到。但是很显然，等不到的他们声音没有人会听到，换言之，刘仲敬用他自己发掘出来的词定义了自己。
让我们来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词：费拉不堪，指的是无法在特定环境下完成有效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始积累。
中国为什么有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客观实在问题，中国为什么是中国才是我们必须且迫切需要去思考的。
秦汉帝国对今天中国的塑造是巨大的。从制度上看，它确立了最初的完整治理体系；从文化上看，它发展出了经学。
经学的价值说白了就是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可以让绝大多数人认同并满意，在经学被抛弃的近两千年时间里，只再出现过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短暂地有效实施过，除此之外再没出现过完善的话语体系，而那一次也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就如同周礼一样。——但至少那一次巨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足够我们后世构建出新的话语体系来。
罕见是因为，要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并满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首先构建经学的人要懂历史，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这样才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换言之，你的这套话语体系要能告诉所有人，你为什么是你。
所以，汉为什么是汉？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把目光至少放在秦楚汉漫长的过程中，你才能明白汉为什么是汉。从秦始皇到楚霸王，从汉高皇帝到汉文皇帝，从汉诸侯王到汉景皇帝，大量的历史细节埋藏在看似简单的史料中。
刘邦是沛县人吗？是，也不是，他家是魏国迁过去的。刘邦懂文学吗？看起来一窍不通，实际上是懂装不懂，刘邦弟弟刘交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刘邦会军事吗？似乎是一个混混，可他从小就认识张耳。刘邦的兵员是哪里的？答案是出乎意料的，关中。只有继承了关中政治遗产的汉帝国，才能真正承接秦制。
但关东可不吃你这一套，所以你仍旧需要通过封国来稳定。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对诸侯王国内的事情记载那么少？因为长安是无法管辖王国内部事宜的，自然无从知晓。史书上几十个字的背后，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化。大云山汉墓就告诉了你，事情不只有这么简单。
甚至是耳熟能详的缇萦救父，看起来是汉文帝宽仁的国政，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缇萦的父亲淳于意是谁——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长安和齐国的微妙关系，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你明白的，文帝陛下是在收回当年赐予齐王的法律权。
你也明白的，文帝陛下看起来不显眼，其实不亚于高皇帝的高深莫测。
为什么他俩能表现得高深莫测？还是那句话，他们一直在谋求汉为什么是汉的路上。于是，历史自然呼唤出了经学。
后来的事情，我在《
中国儒学史：
从巨人到五四
》里都写过，就不多说了。
但是明帝前后的几桩大狱，你不能忽略，从这一刻开始，汉就终结了，也从这一刻开始，汉开始永生。
1921年，彭湃从日本留学回国，担任了海丰教育局长，原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此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子，开始当他组织五一劳动节游行后，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参加。
这是彭湃发起农会的初衷。彭湃没有那么强烈的理论知识，也不明白许多的宏大叙事，他不知道全国的农民有多少，但他有情绪，他的情绪来自农民被地主压迫受苦，所以他去做了。
一个人的情绪不重要，一群人的情绪最重要。农民杨其珊在彭湃被捕时说，不是彭湃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利用彭湃。农民不需要抽象的理论，那是交给干部们去学习的，农民需要的是情绪，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一目了然。
情绪会带来什么呢？历史走到这一页，它看到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农业国，它起了心思，于是很多人开始有了童年和青年——在他们从土地中挣脱开来，变成城市人口时。
当所有人都有了童年和青年呢？
中国历史在1949年前后异军突起，一项名为土地改革的社会实践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兴起，它成为了国家与农民的合力，一举消灭了盘亘在二者之间对生产力几乎没有贡献的地主阶级。
土地改革是罕见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步调一致的历史，无论是从《五四指示》的宏观视角入手，还是从各地土改报告的微观视角入手，它都保持着政策与实践的同步性，这在电子时代尚且难以办到，在组织学和行政学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正是这样的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中国。
从宏观视角看，土改缓解了银本位崩溃以来民国十多年的通货膨胀，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地主阶级铲除，同时取得了空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力供给与再往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微观看，土改让大量失地农民重新取回曾经属于自己祖辈的土地，摧毁了原先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乡村基层组织，在诉苦、批斗和动员的过程中，一方面让农民获得了土地，另一方面让农民的言行举止被规范进国家秩序中，并且通过村支部和农会的渗入，建立起了一套新的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和国家意志是同步的，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是从未有过的。
在信息传播速率不能达到远隔千里却能面对面对话和行动的时代，这样的同步实践必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矫枉必须过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事后看来比较激化和过火的事情，很多人会把这些事单独拉出来看。政治哲学的角度是不去对此进行话语构建，而不是剖开本质给所有人看，对它的自表达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稳固的话语构建了。
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每个人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每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情绪，当某种理论（甚至很多可能还称不上是理论）被这种情绪触碰到时，情绪就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起码有几千万个脑袋在一起说，听我的。所以很多人都会片面地寻找原因，然后批判。
但很少有脑袋这么说：我们应该这么做。
很多人是没有方法论的。方法论是什么？方法论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很多人在讨论历史问题时，都找不到历史的起点，甚至包括很多学科，它们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如果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历史和逻辑需要统一。
很多人说温铁军一手拿着马克思，一手拿着韦伯，给出了他的方法论。其实他的方法论来源还有一个人，梁漱溟。这一点很有趣，如果说民国这些所谓的大师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梁漱溟一定名列前茅，可别忘了这位是曾经被某人亲自用一篇文章来指责的。
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来的？
温铁军是这么说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的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所以很自然地，新中国的前六十年被划分成了两个周期，每个周期三十年，每个三十年的资本分别来自苏联和美国。
赫克歇尔提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资源禀赋，指一国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的方面。制度是派生的，派生于工业化过程中因资源禀赋不同而形成的要素不同。你用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方式形成你的要素结构，你就形成什么样的制度，甚至决定后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任何制度思想都是有其成本的，只有付出了成本，才能得到成果，这个成本就是代价，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原始积累是一定要有牺牲的。
很多人会拿意识形态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简洁，但意识形态不是这么用的，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现在不妨再拿其它国家来检验一下。印度和巴西都有城市化，似乎步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它们却很贫穷，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贫困，只是空间平移了贫困，把原本分散在农村里的贫困聚集在了城市，形成了贫民窟。核心原因还是没有原始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