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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距今40年

赵民微分享  · 公众号  ·  · 2018-09-24 10:00

正文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ID:jjckb-wx

作者:祁蓉


在这场迄今人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浮,搏击潮头,让时代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不凡。


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的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 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断断续续接收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

新华社记者 戴纪明 摄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华社发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 “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的打工妹(1992年9月10日发)

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 摄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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