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4丨朱定秀：《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学思想述评》

卡洛·金兹伯格

朱定秀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微观史学是西方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在这股潮流中，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是最有影响的一支，其代表人物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更是以其著作《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和《夜战：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所体现的微观史学思想而闻名于史学界，成为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先驱。本文试对其微观史学思想作一述评。

新史学虽然在前一时期使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其所具有片面性而走向极端，出现了偏差。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和缺陷，造成了自70年代后期起在新史学内部的明显变化。新史学和年鉴派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的倾向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号召抛弃“传统的包袱”、跳出“长时段的樊笼”，并开始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逐渐注意在时空上较为有限的历史。微观史学因时兴起。金兹伯格也竭力主张这种范型的转变，他所代表的微观史学将自身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l life），以重构宏观分析无法理解的“现实生活”为宗旨。金兹伯格与波尼曾有专文申论，他们委婉地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倡导微观史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无法像年鉴派同行那样，得到数量可观的美国基金与本国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年鉴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长时段的计量分析，“会掩盖与歪曲事实”，它们处理的时段无法触及对日常生存的问题。

除了和当时史学界范型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外，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的产生还受到了当时对西方史学影响日渐增强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观点影响。“深度描述”是吉尔兹从美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那里借用的术语，指一种对意义的无穷无尽的分层次的深入描述。研究者在大量占有调查材料的前提下，通过现代人的历史想象，为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构筑出一幅解释性的图景，并力图从细小但结构密集的事实中引出重大结论。《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的写作宗旨，便是要“重构16世纪意大利某偏远乡村的一个磨坊主的心智世界”。作者显然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因为他承认：“用文化来定义历史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行为、信仰和心态，是近年来向文化人类学学习的结果。”

《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

该书主角麦诺齐奥（Menoc chio）是个粗通文墨的农民，读过几本书，但他对世界的起源、上帝的性质，有与教会完全不同的看法，结果受到宗教法庭长达15年的审判，最后以异端罪被判处火刑。作者利用各种史料，从分析麦诺齐奥的家庭关系、日常生活和经济状况入手，继之分析他读过的书籍，尤其重视分析宗教法庭的审判档案，因为其中记录着他的爱与憎、期盼与绝望、鄙夷与恐惧的丰富信息，由此重构了麦诺齐奥的心路历程，并进而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关系的角度说明该案的意义。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前工业社会，属于大众文化的农民文化并不是封闭的，它与社会上层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循环”。

此外，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还受到艺术史家莫列利（Giovanni Morelli）、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及指纹学创始者卡尔东（Caulton）等人的影响。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等人都曾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过探讨或价值评判。金兹伯格多次在著作和文章中提到上述人物对自己的影响，并指出他们之间的共性，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也应该重视“线索”的重要性，进而从这些有意义的线索、细节等这些小点去探测整体。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为例，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日常琐事具有重要意义，金兹伯格曾说：“弗洛伊德对我的影响很大，……而更多的是通过他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所报道的研究案例。精于分析的弗洛伊德让我非常着迷。”

金兹伯格在《线索——科学范式的根本》这篇文章中，着重考察了从医学、艺术史、侦探小说、史学证据等方面说明近代欧洲叙述及分析方法的变化，并说明了这些方法的相似之处。如莫列利从一幅画的细微之处（如指甲、头发、耳朵的画法）进行比较以辨别真伪，从而找出画作真正的作者；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最擅长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并推测出全部作案经过；弗洛伊德主张从病人吐露出来的杂乱无章的只字片言中推测病人的心理结构和病因。这些人的方法的共同点，是从几个零星的小点出发去推测整体。在文章中金兹伯格本人多次提到“对于人们常常忽视的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的研究，往往可以得到从宏观的角度所得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他本人也就是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微观研究的。

（一）以小群体或个人为研究对象

与西方传统的叙事史学相比较，金兹伯格为代表的微观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是精英人物，而是把眼光转向一般民众，转向能反映社会各阶层心态的个人；在具体研究的侧重点上，也是选择传统叙事史学所忽略的领域，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与普通民众有关的、最普通的观念和行为。

在金兹伯格看来，对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进行研究，远比对抽象的人的概念研究有价值得多，他在个人的著作和文章当中更注重对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的研究，但也不是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探索个人的心态与其客观条件和外界事件的合理关系，即以个体的方式反映出历史的综合。

金兹伯格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史学思想。作者试图通过重新建构主人公麦诺齐奥的生平历史，从一个小人物的侧面分析主人公的异端思想言论产生的原因。在寻找主人公思想形成原因的过程中，更加注意把视角投向个人生活经验和工作环境、社会地位以及民间文化产生发展的独立性来探讨，而不是传统的过分强调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限制和相对封闭的乡村聚落，这样来探讨主人公异端思想的根源，则自然会更加注重个人因素的影响。金兹伯格通过建构16世纪意大利北部的这个小山村的磨坊主的思想渊源的个案进而去理解发现意大利下层社会的独特的思想基础，从中看到了作为小人物的主人公与大历史的背景之间的必然联系。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明确提出，即使像麦诺齐奥这样的下层人物，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精英的和传统的文化影响，而是用他头脑中一个“过滤器”以扭曲、修正甚或篡改的方式处理外来的信息，然后才形成自己的看法。书中抓住了磨坊主麦诺齐奥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对一个不可能载入传统史册的小人物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总之，金兹伯格认为，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微观史家并不是要走向某个极端，更多的是对过去偏重宏观的历史研究的一个补充和纠正，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深刻地观察人类历史的机会”。

（二）注重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史料的搜集

对微观史学来说，史料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金兹伯格特别努力收集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俗资料，特别是他认为存在于欧洲的绵延长久的广大通俗文化底层的资料，而且他总是从这些民俗资料中或从其他史料中去发现若干有意义的小点，或某种异常的、蹊跷的细节。他通常是用这些民俗资料来说明这些小点，并阐发其意义。金兹伯格努力收集地方的民俗资料，范围遍及意大利，也到了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他善于运用被审讯的犯人的口供记录等原始材料进行微观研究，从揭示小人物的精神世界来反映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对下层民众的影响。金兹伯格坚持认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

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材料十分丰富，意大利也因此成了提供这类资料最重要的国家。这就为金兹伯格的研究提供了极好地发挥自己才能和想象的有利条件。金兹伯格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的一批尘封已久的珍贵文献，“由于资料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麦诺齐奥）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望。”

其另一部著作《夜战：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也是根据法庭审讯档案进行研究而写出的。这部著作以乌迪内大主教教廷图书馆中的《宗教法庭》的文献为基本史料，该文献包括从1574年到1578年的第57号审判到第76号审判的原始档案。在此书中，金兹伯格多次引用对保罗·加斯帕鲁托和巴蒂斯塔·莫多克的审讯记录，金兹伯格指出，通过“严刑逼供和提问‘暗示’对被告人供词的塑造，审判过程中供词以相当戏剧性的形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更确切、更接近于现实地说，在原先存在的普通迷信观念中添上了调查官高度强迫接受的政策。”他说，肉体的欢娱需要、社区的矛盾、家庭的矛盾一起促成了本南丹蒂这一原始农业信仰与巫术的结合，而且，本南丹蒂信仰在知识阶层面前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巫术信仰最后终于凌驾于农业崇拜之上在意大利弗留利地区扎了根。

《法官与历史学家》是金兹伯格利用世俗法庭的审讯诉讼记录为主要写作材料的另一力作。正如其本人所说“这是我作为历史学家唯一的一次亲身投入到一桩当代的事件之中。”所涉及案件的事主之一索夫里（Adriano Sofri）是其30多年的好友。他坚信本案是个冤案，力陈被告人的清白。与此同时，金兹伯格试图探究法官与历史学家这两种角色的类比，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探讨证据、证明、和证言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以记名法和推测范式为主的研究方法

金兹伯格在史学研究过程中所坚持的具体方法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即记名法（nominative approach）。不论是金兹伯格笔下的麦诺齐奥，还是《夜战》中保罗·加斯帕鲁托和巴蒂斯塔·莫多克，以及《法官与历史学家》中的索夫里都是明确到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上。早在1979年，金兹伯格就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共同撰文《名称和游戏：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指出名字（包括人名和地名等）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聚集到名字和从名字发散开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之中。”通过一个人名，研究者在浩繁纷乱的各种档案之中，包括税收记录、出生登记、公正契约、法庭案卷等，追踪、比较和确认其中的共同之处，这样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更能够重建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微观史学家特别喜欢运用人物传记体裁。金兹伯格亦如此。人物传记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写得生动，人物传记或人物故事撰写，不仅能表现出符合微观史学的理论，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因为微观史学家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的普通人。

另一种方法即所谓的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金兹伯格用它来说明微观史学在史料运用中的基本态度，认为对未知对象的确认，只有“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的法则。”对于金兹伯格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知识范式，“一方面是推测的，另一方面则是严谨科学的，”历史学始终是一门非常独特的科学，坚持以具体为基础。……而且历史学家的知识，……是间接的、基于迹象和零碎的证据之上的、推测的。”证据范式或推测范式为微观史学确立了一个可行的原则，历史学家从有限的、不完整的资料中，通过必要的推测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质言之，微观史学从一系列惊人的事实出发，开始寻找一种帮助解释它们的理论。然而，它并不是要去证明这个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特定的理论，也许可以提供一项最可能获得的解释。”

（四）叙述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微观史学特别关注的是个别的和群体的、局部的和整体的关系问题，这与重新审视20世纪传统的偏重群体现象和系统数据的研究有关。许多微观史学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金兹伯格认为叙述是最好的形式，并且十分重视研究成果在叙述形式上的生动性，使之能引起更多的普通读者的兴趣。当然，他们所说的“叙述”与19世纪的“叙事史”不同。后者强调史学家是“全能的”，可以“重建”过去。在这种叙述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会遇到历史学所固有的难题，即如何把对研究对象的总观点与对其组成部分的具体观察结合起来。譬如对一次起义，如何把对这次起义的总评价（它的原因、进程、结果、长远的后果等）与对每一起义参加者个人的行为、动机、感受、品性等的观察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无法做到的。在微观史学家看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种叙述结构的复杂性，或是知识的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现实本身存在的多样性，在于历史现实并不存在这种内部关联。

金兹伯格及其他微观史学家虽然强调叙述的生动，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降低学术标准，他们依旧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只是在使用获得的证据时作出自己的叙述罢了。正如金兹伯格所力主的历史学家必须依靠文献资料，不能用虚构方法来克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鸿沟”一样，叙述的生动性应该与史料的的真实性相一致。

（五）侧重于文化微观史的研究

纵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其研究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观点。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细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有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小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数据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

《乳酪与蛆虫》便具有这样典型特征。在该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描述法庭上麦诺齐奥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次要文化（subordinate  culture）之间的强烈对抗，向读者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通俗文化，更准确的说是农民文化”。在此书1976年最早的意大利版的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于“帝王将相的伟大功绩”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他们先前“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首先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研究的一种手段。

首先，卡洛·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宏观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的弊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史学鼎盛时，研究长时段、结构、宏观过程蔚然成风。当时新史学家不无骄傲地认为，只有深入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宏观过程，才能真正说明历史的本质，或给人以全面的了解。但这种宏观研究忽视了不可重复的和特殊的事物，特别是忽视历史主体“人”的研究。这就使历史失去了丰富多采、鲜活生动的内容和面貌。微观史学的兴起正是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更在于它的特别丰厚的内容的积存。在金兹伯格的著作和文章中，他常常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为要从大量的复制本中区分正本的艺术史家，或是破案的福尔摩斯侦探，或是一位精神分析者如弗洛伊德等，指出历史学家应像以上所提及人一样工作，即应从一些微不足道、细微的小线索中发现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其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更在于它的特别丰厚的内容的积存。由于研究对象的规模的狭小及明确性，微观史学家就有可以重彩浓墨加以描述，而这恰恰克服了宏观研究中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的弊端，这无疑是为史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微观史学在整个史学潮流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学思想在实现历史学的文化功能和提升史学成果的科学性方面成果也是明显的。金兹伯格在其著作中，既将通俗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呈现给广大读者，同时又保持了较高的学术价值，这种为实现史学文化功能所作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其研究依据准确的资料，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描述，由特定的个别人物事例归纳到一般的结论，其成果是具有科学性的。克利福德·盖尔茨曾这样说过，“探索处于众多个案中的一项个别案例，洞悉众多不同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就能发现这些成果虽小却来之不易。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志向，客观性就会成为虚妄的借口，宽容就会成为虚设的伪装”。

卡洛·金兹伯格和他的意大利同行最初从事微观史学研究，他们只是认为“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融合。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和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但很快微观史学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实验和探索了，其发展也超越了意大利的范围，而成为被各国历史学家所广泛接受和采用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法国20世纪80年代年鉴派的一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以及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而随着微观史学的发展，它的一些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伊格尔斯（Georg Igger）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将针对微观史学的种种批评，归纳了四个主要方面：“（1）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2）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4）他们没有能力研究政治。”金兹伯格微观史学思想具体分析如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些缺陷。

第一，推理方式的缺陷。以《乳酪与蛆虫》为例，作者在分析麦诺齐奥（Menocchio）的思想的渊源时，借助大量的教会审判材料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过多假设、推理和猜测。主观推理的成分过大而具体的材料支撑却稍显单薄，往往给人一种自问自答的感觉，而不是严密的史料论证。这也可能是作者在做这种小人物历史的时候面对的一个尴尬－材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的描述和推测完全借助于想象而非任何科学的手段，这也是微观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历史研究方法所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第二，忽视了社会大环境对个人思想活动的约束与限制。个人的经验终究无法代替社会的、集体的经验，单个的人也无法反映一个社会组织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微观历史的研究分析对于普遍的社会历史的重建也没有太大的助益。在《乳酪与蛆虫》中，尽管作者通过主人公个人的经历分析，通过放大个人因素对主人公思想形成的影响，论证了麦诺齐奥（Menocchio）的思想产生渊源，但忽视了社会大环境对作为社会元素的个人思想活动的约束与限制的影响。这也是微观史学家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即把对某一个别现象或单一政治事件的叙述与对宏观过程的评定结合起来。

第三，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过于突出。金兹伯格等在叙述中充分地溶入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意识，“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现，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这也是微观史学常常受到争议的问题之一。

第四，叙述与宏观过程的评定难以结合。尽管金兹伯格总是强调要小中见大，要把小点的研究与大的意义相联系，但这种大的意义往往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问题和领域，而不可能是一个宏观过程。这是由微观史学的方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微观史学不可能自动地克服上述经典难题，即把对某一个别现象或单一政治事件的叙述与对宏观过程的评定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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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