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代表着喜庆、热闹与祥和。中国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太多红色的记忆。
中国红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遗风;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络;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的神采。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盘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结,高度概括着龙的传人生生不息的历史。
▲南京博物院西厢记剪纸
现代 纵86cm 横44cm
剪纸是用剪刀或刻刀等简单工具在纸上进行镂空、剪刻,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造型艺术,是流传最广、数量最大、样式最多、群众基础最深,与民间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其题材十分广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鸟兽虫鱼、山水树木、花草蔬果皆有,戏曲故事也是剪纸重要的表现题材之一。
▲北京民俗博物馆打籽绣双喜纹云肩
清代
▲国家博物馆彩绣花蝶红缎女夹袄
清 身长176.5厘米、袖通长158厘米
夹袄立领,右衽,铜扣,下摆左右大开衩;领、襟、摆均镶边;红缎地,彩绣蓝花蝶纹。
▲南京博物院雕漆山水人物纹盒
清代,高25厘米,腹径42厘米
厚木胎,入手很沉。葵瓣形,分盖和身两部分,上下同大。盖面雕山水人物图,一百余间亭台楼阁,长廊相连。另有百余人物穿行其间。四壁波涛汹涌,立龙,行龙各九条,呼之欲出。盖面上方有"大清乾隆年制"印款。这件漆盒漆层极厚,雕工精细,立体感极强,是漆器工艺中雕漆的代表作之一。其制作方法是在器胎上层层髹漆,每髹一层,就放入特制的窖室,令漆凝结,髹到一定厚度才开始雕刻花纹。此盒盖面髹漆多达一、二百屋。一件盒子制成需花二、三年时间,其费工、费时,珍贵程度可以想见。
▲国家博物馆剔红山水楼阁人物纹双联提盒
清 乾隆 长34.5厘米,宽18.8厘米,高32厘米
提盒泛指分层而有提梁的箱盒。此盒分为双联样式,上部装有两个抽屉,其间由铜质提手连接,上雕凹槽。提盒正面对开两扇门,门面装有铜吊牌。此盒以回纹为装饰底纹,四面开光,通体浮雕人物、山水、楼阁图案,内容繁多,层次丰富。此盒装饰华丽,雕工精湛,整体保存完整。
▲国家博物馆红漆描金云龙纹排箫
清 乾隆 通高34厘米,最宽37厘米
宫廷吹奏乐器。遍体髹红色光漆。上部排列十六根吹奏管,直通到底,每管代表一个音,上标有音律名称,从左到右依次为“倍夷则、倍无射、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倍应钟、倍南吕”。下部一面绘两条相对云龙纹,正中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另面绘二龙戏珠纹。纹饰及文字均用金粉描绘。
▲辽宁省博物馆剔红双凤牡丹长方几
清乾隆 面长78.9、宽47.5、高27.7厘米
几为长方形,束腰曲足,通体髹朱漆雕花,几面满布双凤牡丹纹,藏锋圆滑,稍露素地;腰刻锦纹,足、裙部雕牡丹花,露锋清楚。
▲辽宁省博物馆荷叶形琥珀饰
1956年出土于辽宁省新民巴图营子村。荷叶式琥珀饰,长8.3、宽6.8、厚0.8厘米。暗红色,透明,光泽很强,整体作荷叶状,侧面贯穿一孔。复叶琥珀饰。
琥珀是地质历史上的树脂经过石化作用的产物,被称为“树脂化石”。具有非常美丽的典型的树脂光泽,有的是珍珠光泽,透明或半透明。质优者常用作玉雕材料,最上品称血珀,作赤红色。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琥珀最贵者瑿(音依,此值黄金五倍价),红而微带黑。然昼见则黑,灯光下则红甚也”。这两件琥珀饰均以血珀雕成,质工俱佳,十分珍贵。
▲国家博物馆矾红番莲纹藏草瓶
清 高22.2厘米、口径3.3厘米、足径12.2厘米
矾红又称描红,俗称盖雪红。器仿藏传佛教供器藏草瓶的造型,形如宝塔,下承以高足。通体白地矾红彩绘番莲、变体莲辦纹和焦叶纹等。
▲国家博物馆五彩釉里红海水云龙纹缸
清 康熙 高28.8厘米,口径28.7厘米,足径24.5厘米
缸敛口,扁圆形腹,圈足沙底。缸内外施满釉,外壁釉里红绘双龙戏珠纹,辅以青花五彩绘云纹、山石、海水纹,波涛翻卷,蛟龙穿腾于云海间,表现出龙的阳刚之美和翻江倒海的磅礴气势。
康熙时期是清代瓷器生产的黄金时代,制瓷工艺精湛。此器造型饱满,釉里红与五彩装饰相结合,相得益彰,色彩缤纷奇丽,绘制细腻,纹饰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故宫博物院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高10cm,口径20.6cm,足径9.1cm。
碗撇口,深弧壁,圈足。内外釉里红装饰。内外口沿均绘回纹,内壁绘缠枝菊纹,内底双线圈内绘折枝牡丹纹,外壁绘缠枝牡丹纹,圈足外墙绘回纹。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此碗的造型和纹饰构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为洪武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其釉里红纹饰的发色,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釉里红瓷器中,称得上较为纯正
▲南京博物院紫地珐琅彩牡丹纹碗
清·乾隆 高4.4厘米口径 11.9厘米 底径5.8厘米
珐琅彩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烧制的名贵品种。此碗在紫色的胭脂釉上绘绿色的枝叶、蓝色的花瓣、红色的花蕾、黄色的花心,色泽浓艳华贵。
▲南京博物院郎窑红折沿碗
清·康熙 高7. 5厘米 口径1 9.2厘米
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御窑时所烧。釉色深沉、凝厚,釉面光亮有开片,底施苹果绿釉。郎窑红造型以各式瓶居多,碗类器较少。
▲国家博物馆红釉盘
明 宣德 高4.4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2.7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外壁、器内施红釉,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宣德红釉在继承永乐时期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使红釉瓷烧造达到了顶峰。宣德红釉殷红灼烁,明如镜,润如玉,似宝光四溢、静穆凝重的红宝石,称为“宝石红釉”,或称为“祭红”。陈浏《陶雅》云:“宣德祭红色匀而釉厚,光彩动人,底足之釉垂垂如漆,所谓大红宝石釉者也。……宣德积红盘两面皆作丹砂,宝光逼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有“明宣祭红,天下称为瑰宝”之称。宣德红釉器造型比永乐时更为丰富,有盘、碗、高足碗、梨形壶、僧帽壶、梅瓶、卤壶、炉、洗等,多无纹饰,少量有暗花或金彩装饰,有云龙纹等。此盘造型规整,胎薄体轻,红釉艳丽夺目,为宣德红釉器中的珍品。
▲辽宁省博物馆豇豆红釉团缡纹太白尊
豇豆红釉是康熙时期创烧的颜色釉名品,多以小件的文房用具为主,见有柳叶瓶、菊瓣瓶、笔洗、太白尊、印泥盒等品种。此品种因烧造难度大,故传世品极少,为世所珍。
▲国家博物馆郎窑红釉观音尊
清 高42.8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14.6厘米
撇口,束颈,溜肩,敛腹修长,至足外撇。器施郎窑红釉,釉色浓艳鲜丽,釉面有冰裂状开片。器形颀长俊美,似观音菩萨亭亭玉立,故名“观音尊”,又称为“观音瓶”。
“郎窑”是指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烧的瓷器。其中著名的仿宣德红釉而烧造的高温红釉瓷称为“郎窑红”。其特点是釉色深艳,釉面光亮,开有纹片,因釉汁较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器口沿部釉层较薄,底部边缘釉汁垂流凝聚呈色较深,聚釉处呈滴珠状,却不下流,故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
▲国家博物馆胭脂红釉杯
清 高5厘米口径8.7厘米 足径3.6厘米
杯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施胭脂红釉,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胭脂红釉是清代名贵的颜色釉,创烧于清康熙晚期,以雍正、乾隆制品最精。其制作工艺在烧成的瓷器上,施以含金万分之一、二的釉,入炉低温烘烤而成,烧成后釉呈胭脂红色,色泽鲜嫩柔和,故称为“胭脂红釉”,又称为“金红”。陈浏《陶雅》评道:“胭脂红也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亡伦比。紫晶逊其鲜妍,玫瑰无其娇丽。”雍正胭脂红釉器均为官窑制品,多为小件,有杯、碗、盘、碟、水盂等。器底多书有青花雍正款。有碗、杯施以五彩、粉彩或珐琅彩,绘花卉瑞果等图案,十分罕见。
此杯精巧玲珑,胎体轻薄莹透,釉质匀净明艳,色彩娇嫩欲滴,为雍正胭脂红釉器中的珍品,传世品少见。
▲国家博物馆霁红釉僧帽壶
清 高14.5厘米足径5.3厘米
僧帽壶因壶口形似僧伽之帽而得名。壶阔颈,带流,流口与颈部有鸭嘴状流槽相通,鼓腹,圈足。器身置曲柄,上下两端均作如意云头形,通体施霁红釉。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伪托款。
瓷制僧帽壶始见于元代景德镇窑,有青白瓷制品,造型敦厚,颈较粗,壶流较短。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由于汉藏文化交流频繁,景德镇御窑厂曾大量生产僧帽壶,有青花、白釉、蓝釉、红釉等制品,造型秀丽,器身各部位比例匀称,壶流比元代略长。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均有仿制,器有大小,大者拙笨,小者秀丽。清代制品,壶颈略高,腹部略瘦,壶流比明代器短。
此器小巧玲珑,制作精工,红釉鲜丽,反映出康熙霁红釉瓷的烧制水平,为康熙仿宣德红釉的上乘佳作。
▲南京博物院仿钧釉双耳出戟瓶
清·雍正,高34厘米口径11.8厘米 底径13厘米
仿宋代钧窑出戟尊造型。肩部增设了双环耳。釉面凝厚,以红色为基调,口部为天青色。底刻“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
▲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这枚印章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称煤玉,是褐煤的一种变种,以低等植物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遗体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族上层人物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
印文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令”、“密”等;上书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书简用印,如“独孤信白书”、“信启事”等。多面体印章使得这位身兼数职的独孤信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独孤信不仅自身战功赫赫,他的女儿也很有名。他有7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成为周明敬后;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是历史上以嫉妒著称的隋文献后;四女儿嫁给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因此他作了连续三个朝代的国丈或太上国丈,所以人们戏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不过正因为有此渊源,所以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因此大唐盛世吸纳各方精髓、接受异族文化就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这也成为隋唐两代社会开放、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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