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廉说丨陈延年：自立“六不”原则 只为革命

1915年，他和弟弟陈乔年一起到上海读书，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下旬，兄弟俩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期间，陈延年从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春，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陈延年被党中央派赴广州，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帮助加强团的工作。1925年，他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万人。广东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因此也被大家称为党的“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作为开疆辟土的青年领导人，陈延年也是群众运动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号召同志们要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陈延年经常和同事们一起深入到基层，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当时，黄包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黄包车的数量，车夫的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一旦车夫生病或有事不能出工，很有可能他们一家人一天的生活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面临无钱买粮的窘境。

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

陈延年走上广州街头。他和同事、广东本地人沈青、周文雍等，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一身工人打扮，走到广州万福路、大南路和东堤一带车夫工人集中的地方去。他不会说广东话，就通过周文雍他们翻译，和工人们拉家常、交朋友。慢慢地，他学会了一些广东话，也能用方言和工人直接交流了。工人们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直呼他为“老陈”。“老陈”皮肤黝黑，身体壮实，看起来就像一个车夫工人，而且很能吃苦，他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这更让工人们感觉没有距离，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

在聊天时，周文雍跟车夫们介绍，“老陈”曾经留学法国和俄国，是个留学生，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眼前这个长得又黑又粗、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而且还留过洋！

为了把工人们团结组织起来，陈延年经常到这些穷苦的劳动者家里去探访。 遇到有工人生病，或是家里有事无法出车时，陈延年就主动帮忙。他拉车特别卖力，一天下来，挣的钱一点儿也不比其他车夫少。他把自己挣到的钱全都交给工人，对方拿到钱时都非常感动，一再地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和工友们亲近，工友们心里有什么话，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愿意主动地告诉陈延年。

陈延年就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

在陈延年、沈青、周文雍等人的鼓动下，广州车夫工人们的觉悟很快便得到了提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手车夫工会，会员有几千人。在后来的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中，手车夫工会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

当时，有一个香港的记者在街头遇到过陈延年，甚至坐过他拉的车，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干部。于是，有一天，香港《工商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妄图以此来诋毁共产党人。

周文雍看到这篇报道后十分生气。他把报纸拿给陈延年看。

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去。 平时，他的生活十分节俭。 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六个不准”的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

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六不主义”。

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

当初在欧洲留学时，陈延年在那里呆了五年，除了在从巴黎赴莫斯科途中，为了等待护照，在比利时和柏林游玩了几天外，他极少出去游玩。他也很少看戏，不喜欢照相，唯一的一张单身照，是为了从巴黎到莫斯科办理护照而拍的证件照。因此，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陈延年的照片非常少。

陈延年也不追求衣着打扮，常年穿着一套列宁式粗绒布服装或是灰布褂子。冬天穿的棉衣还是东方大学发的，黑筒皮鞋也是当年学校发的。他的生活用品就装在随身携带的一只黄色皮包里。这只皮包除了装文件和生活用品，陈延年睡觉时还拿它当枕头用。他没有固定的住处，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便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一张帆布行军床平时折叠好倚靠在墙上，夜里临睡前再把它打开，就是睡觉的床了。

后来，为了确保安全，他才搬到了广大路广大一巷的一间小阁楼上居住。他的卧室布置得十分简朴，仅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毯和一条被子。

在饮食上他更不讲究，平时和其他的同事吃饭都在一起，从不搞任何特殊化。 每月扣除生活费外剩下的钱，陈延年全都拿去交了党费。

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改善伙食，陈延年便能沾些口福。南乳花生是以花生、红腐乳为原料制作的一道岭南小吃，甘香酥脆，风味浓郁。

每次，接过一捧南乳花生，陈延年总要双手捧着花生，伸到鼻子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啊！”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很开心地吃起来，一口气就吃完了。

苏联的一名顾问曾对时任广东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黄平说： “陈延年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而且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 陈延年经常把自己剃成光头，穿着工人的服装出门，看起来同普通工人完全没有两样。

有一次，一位刚从大学调到区委工作的年轻党员，刚领到了30元的生活费，就花1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套西装。当他穿着新西装美滋滋地到区委上班时，陈延年一见，就皱起了眉头，直截了当地批评他：“年轻人希望穿好一点，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是， 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公子哥儿，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追求享受，要艰苦奋斗。 ”这位年轻同志看着眼前这位区委领导身上褪了色的灰布衣服，再看看自己的新西装，十分惭愧，脸一下子就红了。

在生活上陈延年一向粗粗拉拉，而在个人感情方面，他也从不费心思去考虑或经营。革命尚未成功，而且，自己干的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业，随时有可能付出生命，他也担心自己会辜负了爱慕或追求他的女子。

有一次，区委同事阮啸仙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