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被地方博物馆“代管”长达55年，究竟为什么迟迟不能收回？

文物属地交涉背后的故事

1987年6月，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前在吉林大学任教多年的新院长雄心勃勃，想要在自己手上收回故宫流散在外的文物，打造一个完整的故宫博物院。

“这个问题要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考虑。我们大陆内部的文物问题都解决不了，将来怎么要求台北故宫的文物完璧归赵呢？因此，我就产生一个想法，要办成完整的故宫博物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张忠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

这批文物共2211箱。1960年，故宫博物院和江苏省文化局签订协议，约定“寄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由后者代管。本来约定最多寄存两年，由于种种原因，一存就是55年。

故宫慈宁花园宝相楼的佛堂里，已经空了80多年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依然空着。

辗转迁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逼华北，为使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决定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

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之后，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了专门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又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在南京。

1944年，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1946年，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而取名梁嘉生。

抗战胜利后，分散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库房对面的院子现在变成了江苏省昆剧院，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家属院。1947年5月，梁金生在这里出生，因南京又称金陵而取此名。

朝天宫库房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000多平方米。

梁金生小时候喜欢在库房后山上跑着玩儿，也经常跟大人坐马车去位于中山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玩儿。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有时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地响。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共计2972箱，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后藏于台北故宫。

1949年1月，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随第二批文物登上招商局“海沪轮”。本以为是短暂离开，没想到成骨肉诀别。1972年，梁廷炜在台湾去世。

梁匡忠则奉命留守南京。他和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在南京迎来了解放。除了赴台的15人和辞职的，南京分院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有十四五人，梁匡忠担任库房保管。

解放初期，常有国民党飞机来扰。警报一响，梁金生就跟着大人跑到朝天宫库房地下室躲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进到朝天宫库房里去。抬起头，能看到所有窗上都贴着防止玻璃炸碎伤人的“米”字条。

1951年，梁金生的妹妹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

解放后，南迁文物开始分批返回北京故宫。1953年，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也随其北上。

回到故宫后，梁匡忠担任了库房保管员。下班后，常有政治学习。6岁的梁金生经常佩戴着家属证来故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故宫四处溜达，抓蛐蛐，逮蚂蚱。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他和其他一些家属小孩常在假期里来故宫除草，赚点书本费、学杂费。

1956年，梁金生的小弟弟在北京出生，取名梁燕生。

委托代管

整个50年代，故宫分三次从南京分院运回了南迁文物。

根据故宫官网记载，南京分院的文物迁台后，尚存11178箱。1950年，从南京分院运回1500箱。1953年，运回716箱。1958年，运回4027箱。

根据这个记载，三次共运回6243箱文物。不过，故宫在别的场合又提到过，共运回“8000余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1933－1952年在任）的孙子马思猛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总之，一个被认可的数字是，2211箱南迁文物留在了朝天宫库房。约10万余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

1960年，故宫博物院撤销了南京办事处（南京分院1954年改为此名）。经北京市文化局（当时故宫归北京市领导）和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后，故宫与江苏省文化局签订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移交接管协议书》。

协议规定，将现有工作人员5名，连同朝天宫库房建筑、工作室66间，以及家具、图书等物，全部无偿划归江苏省文化局。对于这批文物，则约定：

故宫博物院现存南京办事处库房的2211箱文物仍原箱不动存放库内，由故宫博物院编号造册点交寄存，寄存时间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协议还附上了委托代管文物箱册等各种清册。之后，江苏省文化局将库房等设施分配给了南京博物院使用。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故宫没有如约在1961年底前将文物运回。南京博物院致函故宫，双方商定，延期至1964年底，最迟不得超过1965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引发了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故宫大门关闭。运回文物之事，再也无人提起。

交涉

故宫重新开始交涉这批文物，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国家文物局两次发文给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文化厅催办，无果。

1987年5月，故宫派人去南京，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季根章建议他们直接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商谈。故宫人员在南京博物院见到了徐湖平，但无功而返。

就在此时，张忠培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上任后，加紧了解决此事的步伐。

出生于这批文物迁徙路上的梁金生，再次与这批文物结缘。1979年，故宫统一对外招考人员，他通过考试进入了故宫，正式成为这个“故宫世家”的第五代传人。1985年，他成为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负责文物总账的管理、文物征集和点交等，后来又担任了故宫文物管理处主任。

1987年7月，故宫电催江苏省文化厅，得到了干脆的答复：希望故宫支持，将全部文物留下。

张忠培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当年的协议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签订的，在法理上这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的关系，和南京博物院没有直接关系。

张忠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首先要由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或国家文物局进行行政调解，调解无效才可以诉诸法律解决。

随后，张忠培找到国家文物局，请国家文物局调解此事。同时，张忠培以一年8000元的酬金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故宫法律顾问，开始做诉诸法律的准备。故宫后来成立法律处，即起因于此。

1989年起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文物局要管全国的文物事宜。对于南迁文物这个遗留问题，当然要关心。原则上就是要‘恢复原状’，返回故宫。具体怎么弄，还得双方协调。国家文物局原则上还是支持故宫的，因为文物有完整性问题。有些文物跟故宫息息相关，对研究故宫的历史和文物收藏史都很重要，放在故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这一例。马自树谈了这样一件事：文革后期，西哈努克要来参观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为了做好接待工作，洛阳市文物局从故宫借了慈宁宫一座佛堂的所有佛像。80年代，故宫要求归还，国家文物局表示支持，但始终无果。“河南这个问题没解决，南京可能觉得左邻右舍是这样，那我着什么急。”马自树说。

1988年两会期间，张忠培找到了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顾秀莲，当面提起此事，顾秀莲表示回去了解情况。

这年5月，张忠培再次派人前往南京交涉。

故宫方面提出了对这批文物的处理意见。双方先共同开箱清点、造册，故宫再将几类东西运回：一是离开故宫就不能真实反映文物意义的藏品。例如700多尊“大清乾隆年敬造”款铜佛，原为慈宁花园宝相楼佛堂的原状文物，现在该佛堂楼上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一直空着，一旦把这批铜佛运回，佛堂即可完整恢复原貌。而在南京只是佛像而已，含义是不一样的。二是配套类的，如罐盖。 罐儿在故宫，盖儿当然应该拿回去，才能保持文物完整。三是故宫缺门的或稀少的。余下的，可按一定比例由双方分配。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对方说，故宫和南博都是国家的，这批文物也是国家的，放哪都一样。故宫长时间不取走，说明对这批文物不重视。而南博保管了这么多年，对这批文物已经有了感情。

几乎每次的商谈都是重复这些内容。说急了，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就会缓和气氛，说，哎该吃饭了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吃刀鱼！

1988年底，张忠培听闻南博展览了南迁文物，就派人赴南博了解情况，并在展厅里拍了照片留存证据。

张忠培从院办秘书处拿到一张台湾报刊的影印件。上面的报道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表示，一旦两岸统一，应让南迁文物回归北京故宫。“我一看到这个报道，就想台北故宫院长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些人却没有。”张忠培说。

“不能拖到下个世纪”

进入90年代，故宫文物回迁问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9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将关于故宫南迁文物处理问题的情况报告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时任政治局常委批示：先由文物局或文化部协调处理，是否报中央，视进展情况再定。

1992年7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主持召开了各方参加的协调会议，商定清点工作从当年9月开始。

为此，故宫组建了清点小组，花数万元印好了账册和封条。

不久后，故宫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负责人口中收到了南博的一个口信，称南博要在年底举办院庆活动，清点工作不能如期进行。

等待一年之后，故宫再次致函南博两位院长，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以便尽早开始清点工作。 

但清点工作始终无法开始。

1996年6月，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关于解决方案的请示：一、4000余件杂项，即“宫廷文物”，全部运回，因为这部分文物只有放回故宫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二、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文物的作用，并报偿南京博物院多年来的工作，关于10万件瓷器中重复的，拨南博一部分，具体办法是：相同瓷器在10件以上，50件以内的，按二、八分成（故宫为八、南博为二）；50件以上，100件以内者按四、六分成（故宫为六，南博为四）。如此，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物将留给南京博物院。

12月，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厅举行了座谈会，决定开展清点工作。

1997年4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带队，再赴南京。

马自树参观了朝天宫库房，在地下一层见到了一部分南迁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箱盖的钉子已被起开，故宫博物院的封条也被拆下。已开箱的文物一部分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中展览，一部分仍在箱子里。他在库房见到了一些木质牌位，保管得不错。

马自树一行与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博物院举行了会谈。

马自树说，张文彬局长来了以后，对这件事很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个世纪的问题要在这个世纪解决，我们这一代的事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不能拖到下个世纪。东西是故宫的，应回故宫，当然都是国家的。南京在保管这批文物的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这次来，就是商谈落实清点工作的具体安排。

南京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后，因为当时要搞院庆，拖下来了。现在南博盖好了新库房，保管部这一年的任务是搬迁文物到新库房，很忙。

故宫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到1997年6个年头了，再拖，我们这一代就完不成任务了。不能再拖了，人生有几个6年呢？

对方说，库房电线老化，电的问题一拖，事情一多就又拖下来了。电要重新换一下。

马自树说，电的问题好办，只要库房里可以照明就可以，现在谈谈这项工作的启动。要有个进程表。

下午继续会谈。南京方面再次提出了文物应留在南京的意见。马自树说，你们这样做，把去年12月的座谈纪要全推翻，我们回去无法交待。

对方说，对人民能交待就行了，我保护好就行了，现已经是博物馆的财产了，你把账给我，局里一批就行了。他还说，文物局、中央领导要听听我们的意见，要听进我们的话，不要一谈南京问题就是你们要顾全大局，好像我们不顾全大局。

马自树说，这是客观的悬案。南迁文物故宫委托江苏省文化局代管，南博对这批文物的保管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文物局一贯的看法，南博催过故宫，故宫由于“下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没能运回，这些都是事实。文物局的观点是端正的，这是历史问题。这次我们来就是落实清点的共识问题、住宿问题，没想到落实不了。看来思想上还有些问题没解开，还有些问题我们没听到。关于处理问题是最后一步的问题。要承认历史，也要承认现实。现在，大家都忙，可以不可以清理，我要一句话。

对方说，现在没办法清理，没有人员。

商谈不欢而散。

领导人调研

根据故宫官网，1997年9月，李鹏视察故宫博物院，李铁映和贾庆林等陪同。

领导人就故宫南迁文物、筒子河治理和故宫地下展厅等问题进行了调研，针对南迁文物问题提出了三个处理原则：一、明确这批文物是属于故宫的，要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下进行清理、登记、造册。二、这批文物现在要全部运回故宫也不现实，但那些不放在故宫就不足以体现其价值的文物和故宫原状陈列需要的文物，要送回北京。三、大部分文物还是要留在南京，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故宫博物院也可以在南京建个分院。

根据南京博物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东南文化》，10月10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江苏省副省长俞兴德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博物院。上午9时许，李铁映一行来到朝天宫库区，逐层查看了库房的文物保管保护情况，并打开了一些箱子仔细观察。

11月，根据领导人的指示，国务院针对故宫“南迁文物”下发了通知。

故宫向国家文物局表态，将派员南下，参与清理、登记、造册工作。

这期间，出了一个插曲。

1998年，国家文物局获知，南博在日本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日本NHK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镜头里，南博朝天宫库房的大铁门徐徐打开，摄像机推进，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库房里开箱，把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箱子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清晰可见。

国家文物局请来了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观看这盘录像带，听取他的意见。张忠培记得，录像中有南博领导开箱的镜头。

不过，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迁的，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古物陈列所去台湾后，没有运走的一批文物就拨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物院前身）。由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主要来自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清代皇宫文物，与故宫的南迁文物同祖同宗，形式上、制作上都一致，所以单从南博陈列的展品上，并不能说明是来自故宫还是古物陈列所。

各执一辞

1999年5月和8月，为落实国务院通知，国家文物局召集江苏省文化厅、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关负责人，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行了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开展清理工作，由财政部拨给专款，清理阶段不涉及今后的管理问题，要求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

会上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文物局一位副局长担任组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钱林祥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担任副组长。又成立了清理工作小组，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牵头，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领导参加。

“改革开放后，很多规律发生变化了，强调物产权。现在对地方文物不能简单采取调拨了。”钱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这样僵持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交代。应该让这批文物与公众见面，发挥最大化社会效益。”

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呈报了会议纪要。国务院领导指示，在清理过程中要注意不得损坏，更不能丢失。

会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处长在4个月内6次致电或亲赴南京，催办清点工作。对方总是答复，正全力忙于南博新馆的筹备、开放工作，或新馆开放后人员跟不上，没有精力做清理工作。并建议，先落实国办通知中恢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意见。

2000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江苏省政府发函，请其敦促南京博物院支持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理工作。函中称，如果江苏省政府积极敦促后，南博仍无限期拖延，则建议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于故宫和南博之外抽调其他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组成精干的清理工作小组，全面承担清理任务。

6月，江苏省政府向国务院发出请示，提出了这批文物应归南京所有的几条理由。

其中一条理由，是刘北汜的《故宫沧桑》中的记述。刘北汜曾任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他所著的《故宫沧桑》里写道：“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小部分拨交南京博物院。”

另一条主要理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江苏方面称，1961年签订协议时，吴仲超（1954年~1984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向江苏省文化局周局长口头承诺：“过了1961年底不来取走，文物就算你们所有。”1979年，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专程赴京拜会吴仲超，吴仲超表示，这批文物就留在南博。

江苏省政府提出：

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经故宫多次筛选，精品已被运回，剩下的宫廷文物，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可谓微不足道。而对南京博物院来说可以补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南京博物院经过几十年建设，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经达到国内先进博物馆水平，为保护利用这批文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京博物院实际上承担了近半个世纪的保管责任，1959年后，故宫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保管从未过问，尤其是在文革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和干部职工冒死坚守，这批文物极可能毁于一旦。文物搬来搬去也易于损坏，而且过于集中也不利于避免突发性灾害带来的损失。

对此，故宫方面回应，刘北汜是文革以后调到故宫的，对以前的工作并不了解，况且《故宫沧桑》是他私人著作，也不能代表院方意见。而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没有任何记载，没有法律效力。

故宫称：

故宫将朝天宫库房移交给江苏省文化局后，也一直与该局联系，对未能将暂存文物取回表示了歉意，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断了联系。经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灾难。

会见台北故宫老院长

2000年后，对这批文物的争执之声渐渐弱了。

但故宫的老人一直不能忘怀这批文物。他们认为，不管最终如何解决，现在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完成清点。因为关于这批文物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丢了，有人说让日本人拿走了，到现在对公众都没有一个解答。故宫在院史上必须要有这一笔。这批东西到底怎么了？对历史应有一个交待。

82岁的张忠培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一件往事。

2001年，他向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建议，邀请前一年刚刚卸任台北故宫院长的秦孝仪来大陆访问，得到采纳。秦孝仪是老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的笔杆子。早在1994年张忠培去台北访问时，就与他相识。

秦孝仪来北京时，张忠培去机场接机，汽车直接开到已经关门了的颐和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颐和园的一个亭子里宴请了他，张忠培等人作陪。

席间，秦孝仪说，自己要说一件事。

他说，在台北故宫，从北京故宫迁去的文物的编号是“故”字号，后来收购或接受捐赠的文物是“新”字号。他们对这批“故”字号文物做了认真清理，发现只有一本书丢了一页，其他都保存完好。

张忠培认为，这是秦孝仪在1988年对台湾媒体发表“完璧归赵”的谈话后，当面对大陆文物界朋友所做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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