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长周期的力量开始展现出短周期的效果。
这些压力是复杂经济系统长周期的累积与演变结果，长周期的拐点展现出短期力量时，人们的感受会变得异常强烈。不应将长周期的力量归因于短期的政策选择，也不应将长周期的问题解决，寄希望于短期的刺激。
2）人口问题是长周期力量之一。
根据世界各地经验，少子化趋势一旦形成，人为因素很难逆转。这一因素，将在未来继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微观需求产生深刻影响。目前来看，大部分普通人虽然已经感受到人口变化的影响，例如人口红利的消失，部分劳动优势产业链外迁，但仍然显著低估了这一力量的长期效果。
3）长债务周期趋顶是长周期力量之二。
大白话来说，经济的扩张与繁荣，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需要信用的扩张来驱动，信用即负债。居民与企业，在可获得的横向对比与历史比较来看，都已难言还有富足的扩张空间。有共识的政府信用扩张，恐受制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一点无法照搬照套西方国家政府加杠杆经验。
4）全球化红利的消失是长周期力量之三。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益于过去全球化分工与贸易的浪潮，它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第一阶段快速的“积累与扩张”，打下殷实的外汇“家底”，也让美国在哪怕无限宽松的货币环境里依然能享受低通胀。欧洲与俄罗斯，同样在以能源买卖为代表的共赢关系中携手并进。而这一切，在最近几年迅速崩坏。逆全球化甚嚣尘上，本国优先，民粹主义，将全球推向碎片孤立的危险境地。
5）改革进入“深水区”，试错与摸索再所难免。
中国体制的改革从来都不仅仅只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以上几股长周期力量合力的背景下，改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这些情况是前几代人的陌生领域，留下的经验教训在继承的基础上，需要被创新。新时代的“白猫黑猫”理论，需要在试错与摸索中产生。这一过程，会伴随一些“摇摆”与“犹豫”，会经历一些“谨慎”与“保守”，是正常也是必然的。
6）技术创新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但对于短期问题的逆转，作用不大。
人口，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是经典的宏观增长三要素。中国历经人口红利外贸驱动阶段，到信用扩张地产周期，再到如今转向技术创新新周期。以美国经验来看，技术创新是智力资本与风险资本的函数，这两者映射到中国，都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式的“举国体制”技术创新路线，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现代芯片为代表的需全产业链通力配合的技术创新与原子弹的研发全然不同），需要时间验证。即便被证明效果不错，对当下的问题，也属“远水”与“近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