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猫

尽管这是一部不怎么出名的电影，但一开场我还是非常感动。

红色的铅笔在粗糙的纸面上划过，删除，添加，修改。一部部不那么完美的作品，最终变得精致而高尚，摆在书架上，成了人们传诵的对象，成了文学名著。一个潦倒的被无数出版商拒绝的作家站在门口，他即将遇到这辈子最大的知音……这部电影竟然敢拍这么小众的群体——出版公司的编辑，而且，拍得这么细致，告诉你天才和庸才的区别——就差一个认真的好编辑。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托马斯·沃尔夫，如果没有遇到这样一个编辑，他们可能一生碌碌无为，忙于为生计奔波，那些伟大的作品也就会从脑海里一闪而逝，或者搁死在纸箱中。

电影中译《天才捕手》（《Genius》），脱胎自珀金斯的传记，讲述图书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与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故事，之所以心有戚戚，是因为编辑也是我干了几十年的活儿。

中国人的话，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珀金斯的话：编辑没有创造任何事物，他只是让作品变得与众不同。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现在网络文字横行，编辑这个活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他们习惯把编辑和作者统称为“小编”，即便是文章作者自己，也改了自称，从出口必自称“笔者”，变成出口必自称“小编”。一个“小”字，一个“编”字，透着蔑视或者自谦。其实，在整个文字写作的领域，编辑应该是功力最为深厚的，他必须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简洁，什么又是作者最费心机的得意之处，什么是作者忽视的精华所在。他还要知道，怎样才能起一个既吸引人、朗朗上口的标题，而不是故作玄虚、骗人点击。

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篇新闻评论的标题，那么句式应该是动态的，用以鲜明地表明观点，《改革与创新》就需要变成《改革的核心是创新》；如果是小说，那就要考虑美、有力和抓眼球，《Trimalchio in West Egg》就该改成《了不起的盖茨比》。

说得直白一点，一部作品的原始状态，很有可能是一株未经修剪的树木，编辑的工作，就是让它呈现漂亮又不失自然的模样。我小时候做过的最极端的编辑训练，就是把一篇四五千字的新闻特写改编成一则二百字的短消息，而且不能失真，不能遗漏事件必要的节点和信息。这很考验功力，一大堆蔬菜要变成一个沙拉，还不能损失营养，目的是让它更利于传播，也更有力量。

我入行的单位，是编采合一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可以出去采访、写稿件，也可以在家当编辑。这种方式其实很好，因为没有写作过，怎么能知道哪里好、哪里不好？即便是在国外，也没有大学毕业直接当编辑的，都要当一定时段的记者，写得好了，有想法了，才可以进入编辑领域。

我还记得当时写的一篇重头稿件，是说某中学教育改革的。当时报上选题，整个部门都觉得好，于是我兴奋地跑去学校采访，找老师谈，找学生谈，找家长谈，找已经毕业的人谈，一次次沉淀，一次次补充，这次采访总共用了一个多月。由于手头材料很多，一时下笔，有鸿篇巨制的感觉，竟然写了两万多字。捧着稿子，找部门主任去修改。我的部门主任是一位老编辑，他反复跟我讲怎么立主题，怎么去繁就简，一遍遍地让我筛选材料。整个修改过程，比采访的时间还长，竟然用掉了三个多月，两万多字也变成了七千字。我记得这篇稿子我已经改了七遍，有点恶心想吐了，最后一次去找主任，我说，真改不动了，要不就别发了吧？

他问我：你确定改不了了？

我说对，我真改不动了。

他说好吧，那交给我吧。

几天之后，文章见报了，只有三千多字，我和自己的原文对照了一遍，发现我的主任用我的材料重新写了一遍。紧凑，鲜明，好看。署名是我的名字。当时我一边放着报纸，一边放着自己的原稿，对照着看，突然就开窍了。我知道，重要的不是这篇文章发表了，而是我知道怎么写文章了，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练成神功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对的。从此以后，我的主任几乎没让我怎么改过稿子，因为我上路了。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一个作者，一个记者，遇到一位好的编辑是多么重要。在文字这个领域，当一个好编辑，就是当一个引路人，是积德行善的职业。

当时那个单位，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和传统。一是编辑就算把稿件重写了，也不可署名；二是一旦有外单位的人，比如通讯员、线索提供者参与了采写过程，那么本报记者的名字一律署在后面；三是有个评报栏，无论是谁，都可以把版面贴上去，对文章或版面进行褒扬。我记得我第一次编辑的版面，就被报纸的副总编辑贴了，旁边是红笔题写上百字的意见。我和这位副总编辑还不熟悉呢，他也对不上我是谁，但我学的中学课本上有他的文章。写了这些意见，说明他仔细琢磨了我的版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和鼓励。

这种扶携新人的风气是让人一辈子都难忘的。后来在另一个部门，我因为一个标题和领导争论，相持不下，回家想了一晚上，终于自己把自己说服了。第二天一早，正准备改动标题，没想到领导突然来了一句：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你的意见对。结果，我们又为谁的意见对争了起来，彼此成为昨天的反对派。最后用的什么标题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争论的过程确实是受用的，是一种提高。

后来，我到了新的报社，报纸也从铅字排版完全电脑化了，但我依旧有着将文稿打印出来后再编辑的习惯。当时许多报纸，都希望学到大报风范，可有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传承的，不是那么容易就学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天才捕手》，就鼻子发酸的原因。在好莱坞那么商业的地方，还有人在为编辑树碑立传，让那些名著之后隐身的编辑走上前台。这值得我这个业内人士感动一把。

多年后，我曾经写信给帮我改了七遍稿子并且重写一遍的部门主任，向他表达感激之情。他回信说：“哎呀，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这些年来，因为写小说、写书，接触了许多出版圈儿的编辑，有一部分是非常认真的，改了个标题，整本书都不一样了，我一看就说，这么一改，至少多卖出一万本。有一次，我还把一位年轻的作者介绍给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说句实话，这个编辑我也不怎么熟悉，就在一起喝过两次酒。我没想到的是，这位编辑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作者改稿子，就像电影里珀金斯做的一样。后来这位作者红了，得了不少奖项，他一直说是我把他带进门，实际上，他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这个认真且有识人眼光的编辑。

当然，也有些让人无语的。

比如有家影视公司，曾经看中了我一个历史人物长篇，约我过去谈一谈。一聊起天，口口声声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要求加各种各样的爱情戏码，要求拿恋爱当主线。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要八卦戏说的路子，和我这个作品完全不搭边。而这位跟我主谈的负责人，就看了一份三千字的提纲，因为他很忙，根本没有时间读原作品，甚至没搞清楚作品是什么风格。

早知道如此，其实就不必见面了。

还有一家图书公司，跟我聊稿件。当时说，现在的读者没工夫看长篇，只爱读短篇，要不你写个短篇的合集吧？几个月之后，当我整理好短篇合集，对方的口风又变了：短篇真的不好卖，长篇才是市场主流。这一来一去的变，拿形式盖内容的，就把作者辛辛苦苦的工作给毁了。这里面最大的硬伤是：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他们都一个字没有看。编辑压根儿没有阅读的欲望。

再有一家就更奇特了。编辑主任只问题材，不看作品。不知道为什么，这位非常不喜欢言情作品，一听说内容是言情的，选题会上一句：“现在谁还爱看言情啊？”就把作品给否定掉了。现在的出版单位，讲究效益是对的，把握市场动向也是对的，但也不能粗糙如此——言情有一万种写法，你见过几种呢？

因为既当过作者，也当过编辑，我深知这个行业的苦衷。无论编辑还是作者，其工作的本质，就是工匠，是一种精心的、耐心的文字打磨。如同珀金斯和沃尔夫，两个人不停冲突、打磨，乐此不疲、废寝忘食、彼此不服并且试图说服对方，这样才能磨出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好作品。只可惜，这样的编辑，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一旦要遇到这样的编辑，应该格外庆幸和珍惜。就像那位作家沃尔夫，他真是祖上积德，修来的福分。

这个行业没有耐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听过许多这样的言论：我们不要言情作品（事实上市面上流行的文艺作品几乎没有不沾言情的）、我们不要古装的、科幻的（事实上电视里播出的大量剧集都是古装的，大红大紫的《三体》则是科幻）、我们不要室内剧（事实上年轻人追看的英剧、美剧、韩剧、日剧半数以上是室内剧）、我们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真的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了，这些，都是缺乏发现能力却又想快速发财的人，对自己的开脱之辞。

即便是媒体，似乎也不愿意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打磨一份报道了。一切都讲究快，一切都讲究成本低廉，否则大家都会挨饿。这让行业显得更加低端，也让信息更加庞杂，甚至真伪难辨。

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一篇产品质量维权的新闻，这篇新闻来自山东一家媒体，说的是有人买了洗衣机才几个月就出了故障，厂家维修要收费，经过维权，顾客才得到免费的修理。短短几百字的文章，当事人就有李女士、刘女士、黄女士三种称呼，最后免费维修的不是洗衣机，而是冰箱。这篇文章无论作者还是编辑，都是如此粗疏马虎，最后让人看得满头雾水，开始质疑其真实性。这已经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了。

和工匠精神没落相匹配的，是《天才捕手》这样的电影，在商业上并没有获得成功。有文章称，它的北美票房只有136万美元，在中国上映，尚未突破1000万元。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据说，剧情平淡、保守、过于稳当是主要问题，可能是观众群更关注主人公之间是否彼此掰弯，是否CP吧？总之，这个故事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可世间如此浮躁，难道不该怀念一下曾经的沉稳，鼓励一下那些默默做事且精益求精的人吗？

看过这个电影之后，我给一位出版公司的朋友发微信，推荐她去看这部电影。她说，已经有人推荐过了，只是，纸质图书如此萧条，让人提不起兴致。

我说，以后不管载体是什么，还是需要好编辑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都没底。不过纠结至今天，我还是相信，人总会有高端的追求的，现在的盒饭可劲儿吃，但很快会有一天，人们会学得讲究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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