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昆山震川好人公园因在长椅上焊接钢管以防止有人躺卧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当地市民的反馈，此举是为了阻止公园附近的务工人员在长椅上睡觉影响市容。这一管理手段一经曝光迅速引起舆论的强烈批评。
12月4日，昆山市青阳城市管理办事处发布通报表示，已连夜拆除了公园长椅上安装的隔断扶手，并表示将加强公共设施管理，同时对相关人员给予关爱和帮扶。
舆论观点多聚焦于对当地城市治理手段冷漠、缺乏温度的批评。公众普遍对焊钢管这一具体措施感到不满，更质疑其背后的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取向。
长椅的设置初衷是为市民提供歇脚、放松的公共设施。然而，当焊接钢管被用作“防躺卧”的治理手段时，这一行为完全背离了公共设施的本意，还直接损害了普通市民的正当权益。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又无助于城市的整体管理。正如半岛新闻评论指出的，焊钢管的行为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实则是一种“懒政”思维的体现。其背后反映出的是部分城市管理者对问题深层次成因缺乏思考，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服务意识和创新思维的问题。这种形式化、“简单粗暴”的管理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管理对创新型、服务型治理模式的需求。
此前，有老人反映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附近的公交站椅子设计不合理，只能容下半个屁股。属地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该设计是“应群众呼声，防止乘客在候车时躺卧在座椅上”。不难看出，部分地方管理者过于关注表面问题或短期指标，而忽视了治理措施对实质问题的长远影响。“防民椅”这一行为便是典型例证，它将管理者处理问题的应对之策固化为“消极应付”的僵化模式，既无助于有效应对市民群众的休憩需求，又可能引发更多社会抱怨和不满，从而进一步削弱人们对公共管理的期待和信任。
焊接钢管本身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消耗，焊接钢管需要耗费材料、人力和时间，这些成本最终由公共财政承担。而相关部门连夜拆除钢管的行为，意味着此前的投入完全被浪费，甚至需要额外支付拆除费用。这种“装了又拆”的反复操作被网民戏称“一装一拆，又贡献了点GDP”，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暴露了相关部门在公共设施管理中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决策的问题。
公共财政资源本应被用来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然而，财政资源被浪费在了缺乏科学规划的管理措施上，未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浪费并非个例，而是某些地方公共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近期“山西太原清徐县政府违规花1305万建雕塑、仿真椰子树被中央点名通报”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中，存在领导“拍脑袋”规划和审批的问题，公共资金原本可以用在教育、交通、医疗等更为迫切、更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上，但却最终被用于建造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面对此次公园长椅被焊钢管的做法，部分观点将其视为“无温度治理”的产物，批评其背后体现出了对弱势群体缺乏基本尊重与同理心的现实问题。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城市经济运作和劳动力供给的需求，但他们的存在有时却被视为“城市形象”的隐患。这种将弱势群体的生存行为与“影响市容”挂钩的观念，一方面反映了城市治理中维护“表面秩序”高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治理偏差；另一方面则凸显了社会对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漠视。
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发文指出，城市管理该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管理温度，不要轻易地作出一些不合理的决策，更不要借助一些不太好看的“手段”区别对待不同群体。因此，对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视而不见，并试图通过一系列“不人性”的方式将其“消除”，不仅违背了公平的社会管理原则，也丢失了城市发展应有的温度。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责不只是维护秩序，更应主动协助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营造和谐、包容的城市环境。然而，焊钢管行为以“区隔化”治理手段，试图通过限制使用公共设施的方式来对弱势人群进行区别对待，助长了公共管理中社会排斥的倾向。
不难发现，“焊钢管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波动，是背后折射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值得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和流浪者作为弱势群体，常因“影响市容”而被边缘化。长期以来，流浪者与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诸多困难，包括住房问题、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不足等。然而，当“焊钢管”这样的象征性行为将他们的弱势地位可视化时，公众的不满便不再局限于该事件本身，而是扩展至对更深层社会公平问题的反思。
焊钢管的行为一方面暴露了治理者对流浪人员居住、休息问题的消极应对，另一方面也在影射社会资源分配对于弱势群体缺乏倾斜的现实。现如今，社会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弱势群体的困境并非单一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一环。因此，公众在批评焊钢管决策的同时，也对行政管理中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风险表达了担忧。
“焊钢管事件”揭示了城市管理部门在公共治理上的短视与僵化，相关部门为自身错误“买单”给城市治理与公共管理提出了重要启示。总结来说，城市治理的未来必须重视三个核心原则：人性化、公正性与创新驱动。
首先，城市治理应更加人性化，关注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人群的生存需求。
适当的安置与帮扶手段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非简单地采取排斥措施。例如，江西省宜春市将垃圾中转站改造成爱心驿站，提供空调、沙发、饮水机等生活设施；北京市已建成务工人员之家276个，提供就业、维权、便民等服务达121万人次。这些经验均能启示各地方在面临相似问题时，可通过增设驿站收容中心、提供就业培训或其他住房援助计划来解决问题，从而减少临时性和表面化的治理行为。
其次，城市管理应注重公正性，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在资源分配与权益保障上享有平等的机会。
不应因为某些群体在当下不符合“主流需求”便忽视其诉求，任何社会管理措施都应在正义与公平的框架下进行评估和执行。管理者应深入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非以“一刀切”或“视觉化”的方式应对。
最后，公共治理更需鼓励创新与服务意识，真正转变固有的“懒政”思维。
现代社会对管理者的期待不再局限于维持基本秩序，而是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相关部门应通过科技传媒手段与民意互动，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探索更加灵活和人性化的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