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颜纯钩先生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前总编辑，是《不二》的编辑，是我敬重的编辑。经颜先生授权，现刊发此文，以志纪念我们的文字之缘。
冯唐是我退休前合作最多的内地作家，五六年了，出版了他几本新作又几本旧作，其中《不二》成了两岸三地出版界的一个话题。
冯唐最近在他的专栏里写到和我的合作关系，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坏，当然，整篇文章读下来，发现他的感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而是因为和他合作过的其他编者和出版商都不那么好，相比之下，似乎我和我服务的天地图书，就成了这个他说的“末法时代”的稀有动物了。
想起和冯唐的合作，也是一个人结人缘的故事。先前内地有个牛博网，那里聚合了一批内地思想新锐又放言无忌的文化人，我于是经常在那里流连。有一段时间发现有不同的作者在那里谈论一本叫做《不二》的书，那么多人兴致盎然，应该有点看头，于是我到处寻找《不二》，想看看究竟。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这本书根本还没有在内地出版。
后来我就到处去找冯唐，网上数据显示他是内地中青代有代表性的作家，据说在某次全国性的评选中，还得到最受欢迎作家排名第一的席次。我想找到他，请他将《不二》的原稿给我看看，如果合适香港市场，也可以考虑出一个繁体字版。
上海出版界的老朋友王为松、陆灏两位，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冯唐的手机——原来他竟然在香港，而且写字楼在湾仔华润大厦，从他办公室步行到天地图书门市部，走快一点十五分钟可到。
我打电话给他，说明来意，他惊奇地问：“天地图书不是在台湾吗？”我说我们门市部就在电车路，靠近修顿球场，你中午吃饭后散步过来，到门市部看看书，先了解我们都出版了什么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文档给我。
后来他大概真的来门市部走过了，打电话给我，一起饮了茶，《不二》也就来到我手上。
看了稿，我真正倒抽一口凉气：这是什么书？简直胡闹！把唐朝时代的几个大名人：韩愈、唐高宗、禅宗六祖“炒埋一碟”，中间穿梭一个妓女鱼玄机，外加一个小和尚。一个妓女把文化、政治、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都搞上床，搞得天昏地暗，不亦乐乎。说它是历史小说，中间没有什么家国大义、起承转合，说它是淫书，写性爱也只是就地正法，招来招往，这种书出版有什么价值？
稿子放着，不敢拍板，过几天突然想通：这不是淫书，这是一本奇书，它把世间高人都拉下来了，文化、政治、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也不过就是寻常人一个，五情六欲齐全，人所具有的劣根性他们都有，他们都没有败在自己的事业上，但都败在一个女人手中。
有了“奇书”这个定位，我的心也定了。《金瓶梅》不就是奇书吗？《红楼梦》《西游记》都可入奇书行列，《不二》当然不在这个层次上，但既属奇书，也必然会有好奇的读者看，香港是出版自由的地方，只要不违法，理论上什么书都可以出。
签约前有一个小波折，原来冯唐和内地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是好朋友，大概听说了天地要出版他的《不二》，李银河好心地提醒冯唐要小心天地图书。冯唐写电邮给我，委婉地提到李银河与天地合作中间的一些龃龉，大概想看看我会有什么说法。
我回电邮给他，说和李银河之间的确是有一些不愉快，不过那都是在出版行业不规范的年代发生的，现在公司的管理都已计算机化，一切有数字说明，不必担心。
于是赶紧签约，赶紧发排制作。冯唐对香港市场不了解，也没提出什么特别要求，初版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他的想法是能出来就可以了，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反正都没抱多大期望。
书出来后惹了一点事，《亚洲周刊》一位书评编辑，有一次和我一位同事说：你们天地图书怎么会出这种书？言下之意“天地”颇不堪。同事赶紧回来报告，董事长赶紧招我去问话，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说明了，同事问，那怎么答复他？我说你就说已经把他的看法转告给责任编辑了。
此外基本平静，香港人见惯古怪物事，也没有人会来兴师问罪。但后来，《不二》开始受到两岸三地读者的欢迎，当年香港书展就把冯唐作为书展特邀作家邀请来了，他在书展做了一场演讲，观众坐满一个三四百人的大厅。书展作家讲座就是由《亚洲周刊》主办的，老朋友江迅没有受到他同事负评的影响。
《不二》很快再版，而且一版再版，加印到我们不敢想象的数字。每次加印我都会写电邮通知冯唐，书出来后即计算该版次的版税给他，他的版税率也因版数增加而不断提高。
后来他的其他新书也相继由天地图书出版，新书未写出来，就梅花间竹地出版他的旧作，这些书当然都没有《不二》的销售盛况，但因为《不二》，冯唐广受港台两地读者欢迎。
作者与编者，本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天地图书因为冯唐，当然也赚了不少钱。作者与编者，好则双赢，坏则互伤，如果不能建立理性、健康、互信、恒久的关系，双方最终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理论上说，谁没有谁都活得下去，天下有多少作者，天下又有多少编者？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但如果一个作者或编者，都如此不在乎对方，如此自私任性，那你的砒霜，很容易就变成他人的熊掌，你眼睁睁看着自家煮熟的鸭子飞了，岂不要捶胸顿足，吐血而亡？
作者与编者，最值得重视的是互相之间的信任感。作者把稿子交给你，他自然期望你好好经营，用心筹划，不负他汗血精神；书出来了，他要相信你用心发行推广，让更多读者知道；书卖出去了，他要相信你能依合约支付版税，版税多少是另一回事，但隐瞒销数是不可接受的。
这方面我有深刻教训，做出版不只是成功时的开心，出纰漏时的沮丧懊恼，也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上文提到的李银河，是内地著名社会学家，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那时她就是内地研究同性恋文化的先行者，她写了一本通俗性的研究报告叫《中国同性恋群落》，这本书当年在内地也出不来。忘记通过什么管道，书稿来到我手上，我一看“惊为天人”，马上与她签约出版。
一两年后，李银河来香港，我陪她饮了茶，带她到天地门市部走走，走到天地图书书台前，李银河突拿起一本书来说，这不是我的书吗？怎么已经换封面了？那就是再版了吧？
我一看登时呆掉，我完全不知道书再版的事，连封面都陌生，剎时间脸孔发热，两只眼睛不知朝哪里看，只恨自己不能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那样，脚一跺就遁地而逃。
当年香港民间出版都还在后草莽时期，公司执行董事负责印务、发行和财务等，我在前边编书，编好了交给他去制作，之后的再版、计算版税等等都不关我的事。上司加印旧书，内心窃喜，钱哗哗流进来，早就忘掉那个在前边编书和作者打交道的编辑，也不觉得有义务向作者报告。公司出的书多，每日案头工作堆积如山，去门市转一圈都要小跑，如此也就很难发现书海中有一本自己经手的书被悄悄再版了。
此事的结局，当然是道歉补付版税了事，但因此就给李银河留下很不堪的印象。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次，那是一本以志愿军战俘命运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名叫《厄运》，作者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钱钢的夫人于劲﹙她刚刚在不久前不幸因病离世﹚。有一次钱钢来香港，我又陪他到门市部走走，他在天地图书的书台前又拿起一本书，说这不是于劲的《厄运》吗？换了封面了。他抬起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又心里一凉，脸又不知往哪里放了。
时间太久了，我已忘记两件事的先后次序，或许李在前于在后，或许反过来。发生第一次后，我已向执行董事抗议过，他“咿咿哦哦”，事后又不了了之，压根儿不管在前方与作者打交道的编辑，如何承受那种好像做了小偷被人当场捕获的憋屈。当然，“厄运”又一次落到我头上，我又一次厚着脸皮向钱钢认错，公司又一次补上版税。二十多年过去，事过水无痕，但我一生无法放下自己职业生涯中这两次巨大的羞惭。
欺骗作者版税，表面上是一种利己的行为，想深一层，其实是害己的蠢事。一个作者能让你骗一次，不会让你骗第二次，不但如此，你骗人的行径会因为一次次暴露而使你在江湖上声名狼籍，那时除非愚蠢的人，否则大家都会离得你远远的，你想想，你还想打什么好作家的主意？
因此，直到我负责编辑部的事情后，我就和董事长陈松龄先生商定，从今以后一切照规范来，合约可以定得紧一点，但付版税必须认真。此外，有任何再版的书，应该实时通知责任编辑，由编辑向作者报告。陈先生完全支持我的主张，这个制度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
作者写一本书不容易，出版社若没有诚意，何必和他合作？作者把书交给你，对他来说是一种风险，你接受了作者的书，对你来说也是风险，互相分担风险是合理的事，互相分享所得就是应份的事。一本书再版，出版社已经赚钱，作者的版税只是把出版社赚的钱分出去一点而已，付作者版税不会付得让公司亏本，因为双方所得的总和全部都是利润。出版社骗作者稿费，往小里说是贪婪，往大里说是丧失职业道德。克扣作者所得，这是奸商的行径，不是现代出版人应有的专业操守。
收到冯唐的电邮，才想起多年来与作者打交道的苦涩，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只是想让年轻的图书编辑们明白，曾经我们也没弄清楚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那些关系的准则，应是我们职业生涯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