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的上海滩，如果你问路人“在上海做什么最赚钱？”
肯定会听到——“炒股票啊，上海滩最适合炒股票，运气好的话，两三天就能翻几番。股票涨得比头发还快，还做什么生意啊！”这样的答案。
在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一战成名，邓公在深圳画了一个圈，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与外向型经济，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股市，一方面承载了国民对国运和未来经济的期待，一方面也提供了“宣泄赌性”的场所，接连上涨的牛市行情更刺激了人性中的贪婪与疯狂。
当时买股票得先买认购证，然后靠着认购证买股票，所以认购新股是当时非常火络的事，发动黄牛排队买认购证是稳赚且暴利的生意之一，为此贪腐、寻租和打架斗殴之事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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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老八股之一的延中实业是A股市场上最早的一批股票，也是第一家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本金的企业，核心业务是复印厂。
延中实业是当时毫无疑问的龙头股，1992年3月12日，延中实业的股价达到最高点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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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街头巷尾、邻里之间互相的问候都是——
“买延中又亏了吧，你总是高买低卖。你一开始为什么买？”
就是在这样一茬又一茬的高买低卖的收割里，炒股的第一个牺牲者终于出现了。
康柏华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当时还是一片简陋且拥挤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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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炒股就等着拆迁，没准可以等来一笔天降横财...
本来他对炒股这件事一直心存忌惮，但周围人狂热的赚钱氛围还是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踏空”感。
股市面前人人平等的他，终于忍不住错过这样的“改命”机会。
1992年他在297.35元的位置买入107股延中实业，没想到刚买入就一阵暴跌。
原本以为股市稳赚的康柏华毫无心理准备，一下子慌了心神，直到股票很低的位置才割肉止损，此一役亏损9453.45（也有说法是6500）元，一下子消灭了一个万元户。
1990年，人均存款是902元，而2023年11月，人均存款10.2万，113倍的涨幅啊，对一个住在贫民窟背着债务的朋友，这该是多么大的打击。
眼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康柏华精神恍惚，终于在1992年5月12日上吊自杀。
当时上海不少大户还组织捐钱，给康柏华的妻子捐了10万多块钱的“慰问款”。
而股市的确跟康柏华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也就是在他自杀之后的第9天，5月21日沪市启动...
5月21日上交所宣布取消涨跌幅限制、放开T+0交易，在“大利好”的刺激下，上涨指数从616点涨到了1265点，到了25日更是达到1420点。
可A股的牛市难过夜，疯涨上去的市场终于在8月加倍还了回来，8月10日后跌破千点大关...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涨停板和T+1制度，那都是鲜血淋漓的教训。
随后，来自深圳的宝安集团突然发布公告，宝安已经拥有延中实业的股票达5%，随后再次公告持股比例达15.89%，自此中国历史上的“上市公司第一收购战”打响。
当时大盘并不好，延中实业的股票却相对活跃，一直在慢慢涨，本来以为股票上涨是好事，以为这是龙头股的强势，没成想竟然是“恶意收购”，这对当时的监管也是一次冲击。
证监会规定持有5%的股份就必须公告，在9月29日宝安先持有了4.56%的股份，然后转天开盘大幅吃进，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
1992年证监会成立之后，拥有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在华尔街做律师亲身经历1987黑色星期一股灾的高西庆，担任证监会的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
在他负责起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下最大功夫的就是《兼并收购》一章，因为写得门槛太高，谁也看不懂，法制局的同事觉得中国股市还到不了这一步，于是去繁就简...
没成想，条例刚出台没半年，“宝延风波”就开始了...
在1990年上交所成立后，延中实业的股票全部上市流通，成为第一批全流通股票，到1992年12月31日，延中实业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法人股180万股，占总股份9%；个人股1820万股，占总股份的91%。
所以当时的延中实业是少见的“三无”股，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外资股。正是这种股本结构，分散的个人股占主体，无优势大股东，这是宝安集团选择延中作为收购目标的主要原因。
自风波开始之后，延中实业与宝安台上台下的斗争一刻没停，一边要求证监会介入调查，一边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做反收购顾问，最终一纸起诉书把宝安告上法院。
这波收购虽然以罚款宝安100万元，宝安与延中实业达成合作告终，但确实也像一条鲶鱼推动了延中股价以及一批股票的大涨。
从1993年9月14日的8.8最高涨至10月7日的42.2，给吃瓜的散户确实带来了白花花的钞票。
后来宝安资金链出了问题，被迫卖掉延中实业的股票救急，而北大方正也通过二级市场收购的方式入主延中，成为现在的方正科技。
之后起起落落，延中实业（方正科技）失去了往日龙头股的风采，只能最近两天蹭上“繁花”概念股（瀛洲谐音延中）勉强涨上一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