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初版于2005年，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现已成为集资料性和研究性于一体的经典著作。2016年推出繁体修订本，根据新见较好的拓片图版，对录文和拓片出处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次再版，较上一次修订又做了全面的订补，装帧升级为精装，以飨读者。
陆扬教授的书评《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全面评述了本书的贡献，以下为书评节选。
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日益突出。在中古的墓志中，唐代墓志的数量无疑是惊人的，而南北朝（包括隋在内）的墓志数量虽然不能和唐代相比，但也已经非常可观。
南北朝墓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作为一种书写的体裁，南北朝墓志对了解中古墓志风格的成型和演变有关键的意义。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书写特征，就必须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第二，在南北朝墓志中，各族裔社会政治最上层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极大，这往往为研究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很关键的线索和证据。
所以对南北朝墓志的史学价值做全面性的整理和考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学术工作。新近出版的由罗新、叶炜两位学者编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学术界的重视。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罗新 叶炜 著
中华书局2024年10月出版
广义地说，《疏证》一书继承了清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研究传统的优点，也就是将金石文字和正史材料做仔细的对勘考辨，以达到证史和补史的目的。
最能代表这种传统的优点的集大成作品是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科学出版社，1956年，以下简称《集释》）
。《疏证》可以说是对赵万里工作的继承，但其工作是《集释》的延续而非取代了《集释》的本身。《疏证》的出现是90年代以来中古墓志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个证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从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走向对墓志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学分析，而且和赵万里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工作和当前的中古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课题存在日益密切的关联。
《疏证》的工作包括了墓志的汇集、录文、图版刊载、录文著录和研究的概况、《疏证》自身对墓志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
《疏证》所收的墓志总数二百三十一方。其中魏晋南北朝的墓志基本都是过去二十年中新出的，也就是说这些墓志不见于赵超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华书局，2021年修订版）
。同时《疏证》又沿袭了赵万里《集释》收录的标准，将隋代的墓志也包括在内。这种选择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许多隋代墓志的志主，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南北朝时期，所以包括了隋志可以使《疏证》作者对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内容的研究工作更为完整。
墓志的汇集和录文工作当然是很花精力也很有价值的工作，但这还不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
《疏证》最主要的目标在我看来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墓志的价值加以开发，为研究这些资料提供作者自己的视角。
作者有心要提示读者：如果我们阅读这个时期的墓志，最应该注意的历史层面有哪些，如何去注意。正是因为《疏证》的作者将宗旨确定在通过对墓志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信息的解析来研究南北朝的历史，这部著作很明智地没有采取对墓志的文句做字字句句的诠释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近乎读书札记的形式将作者看来最值得注意的历史成分标示出来。
《疏证》对当前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充分的利用，
在每方墓志的讨论中都有将与这篇墓志有关的主要研究列出，
这样，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疏证》本身得以集中表述两位作者自己的心得。虽然对一部分墓志来说，《疏证》的评论必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合观才能对墓志的史学价值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但《疏证》中很多墓志都是首次得到比较深入的探究，所以从此意义上说，《疏证》的工作和《集释》一样，是开创性的。
南北朝的墓志涉及的
人名、地名、职官、纪年
等等头绪纷繁，要了解墓志的史学价值则首先要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
《疏证》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证很扎实，对各种文献的运用颇为自如，这些方面的具体贡献在全书的讨论中随处可见。
如果从制度史的方面来评价，那么从北朝后期到隋代这一时期的行政建制各方面的变化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在正史的记载中常遭到忽略。《疏证》在这方面作了不少补正，例如从《吕武墓志》中志主在开皇期间的职衔推论隋代仪同府和开府的关系，以及置骠骑府的大约时间；通过《李椿墓志》所提供的资料纠正了王仲荦对武伯和司武关系的意见；对《李静训墓志》的讨论确定了隋汾阳宫的建造年代是大业二年（606）而非四年；《姬威墓志》中，《疏证》的作者通过对墓志所任的西魏到隋代的宫廷职位之间的关联来说明志主升迁的原因；根据《独孤罗墓志》中独孤罗在开皇元年（581）的“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名衔提出开皇初年仍沿用北周的散实官系统的意见；讨论《王昞墓志》时对“访第”的说明等等。
除了具体史实考释上的贡献，《疏证》的着眼点更多是通过对墓志的分析来探讨志主的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境况。《疏证》对《可朱浑孝裕墓志》《李和墓志》《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的讨论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疏证》以《徐之范墓志》为中心对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医学世家徐氏家族的谱系，家族成员的生平所做的讨论也是我所见到这方面最详尽和精确的讨论，超出了一般墓志考释的范围。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迁最为迅疾，相互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所以处理这一段的墓志特别需要有将政治史、制度史和民族史结合起来观察的能力。《疏证》的两位作者恰恰很擅长于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对许多墓志的解读能和历史的境况相吻合，而且分析也细腻。《疏证》对从后赵，北燕到北魏这一段短暂时期在政治和制度上的复杂变化了然于心，所以将这种了解运用于解释《染华墓志》中所显示的冉魏的建立者冉闵及其后代染华的职衔变化上。而在《张忻墓志》的研究中，《疏证》从墓志对于张忻生平的叙述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元灏入洛这一细节开始，对张忻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对他个人及其家庭身份的影响等等都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使得这样一位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地方人士的生平能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疏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正史和其他传统史料的记载，但《疏证》对传统史料利用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和墓志作相互间的参证补阙，而是为墓志的叙述提供一个能相关联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墓志中一些看上去似乎意义模糊的语句便具有了特定的内涵。比如在《若干云墓志》的讨论中，《疏证》首先通过将墓志所提供的若干云所参加的北周灭齐战争的路线和正史所载北周宇文宪的进军路线对比，推断若干云为宇文宪的部将。同时又结合正史所载宇文宪被杀的时间来说明墓志中“思有所不及，智有所不周。一匮未成，遽从朝露”数语，推测若干云并非善终和其人的事迹未在正史中出现的可能的原因，都是有启发性的解读。《疏证》对于《赵猛墓志》的讨论更是其有意识将志主的生平放置于历史的框架下来考察的特色。该墓志篇幅不长，其中对赵猛的家世有如下的介绍：
君讳猛，字玄威，南阳西崿人也。其先赵明王之苗裔，晋扬州刺史尚之后。高祖永，永嘉之年剖符新平，遂宅秦塸。曾祖辨，雄才冠世，授命苻氏，拜建威将军、天水太守。祖鱼，姚奉车都尉、关内侯，迁官河左，因而家魏。君禀英明之姿，挺骁果之略，志气宏恢，风操雅毅。于时荆州偏垂，地岨关洛，以君德望具瞻，擢为白杨军将。（中略）夫人冯翊田氏，父背，秦姚中书博士，冯翊太守。
墓志称赵猛为晋扬州刺史赵尚之后，赵尚不见于史，或出杜撰附会，或官职有误。其高祖赵永、曾祖赵辨、祖赵鱼，历仕西晋、前秦和后秦。据墓志，赵猛一家永嘉乱后定居关中，因而得以与前秦、后秦政权合作。赵鱼“迁官河左”，当是为姚秦守河东，与北魏对抗，北魏夺取河东，赵鱼陷于拓拔，“因而家魏”（这里的魏，是指魏地，具体就是指河东），赵猛的妻父田背，仕姚秦为中书博士、冯翊太守，与赵氏都是姚秦集团的成员。赵猛娶妻之时，姚秦早已覆亡，田赵二氏当时都在拓拔境内，可见入魏以后的姚秦集团成员内部还存在互为婚姻的传统。
赵猛祖名鱼，妻父名背，都不似华夏之名。怀疑赵猛及其妻田氏本来就属内入族族群。
墓志所提供的仅仅是赵猛先人的职衔及其家族所迁移的地区，《疏证》却能将这些线索和十六国到北朝期间的政治情势相连，细腻而又要言不烦地将赵氏家族的迁居背景说明清楚，并进一步指出赵、田婚姻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分析会出现在《集释》那样类型的研究中。
南北朝时期家族的谱系、地位的升降、迁移和婚姻关系等方面一直是南北朝史研究者关心的重点，《疏证》所收的许多墓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
《疏证》不仅注意出于门第原因的士族联姻，也同样注意到权势家族出于政治原因的联姻，比如在《常袭妻崔氏墓志》的讨论中将常袭和崔宗隆女的婚姻与慕容燕婚亲集团互婚的传统相联系。用《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的资料指出丽仪父母的结合是八柱国家族之间的一次联姻。
和家族研究同样重要且关系紧密的是民族史的研究。当前中古史研究中发展最快而且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就是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而北朝墓志中包含大量有关入迁中原的西域、内亚和东北亚民族的资料，要做到从这些信息中整理出各民族的迁移轨迹和身份认同的过程，研究者除了民族史和政治史的知识之外，还必须对地理空间与族群移动的关系有相当的敏感，并对地理文献相当熟悉。
而将对墓志中提到的志主及其家族活动过的地域、埋葬的地点等等地理方面的考察和种族迁移、身份认同等等方面一一联系起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