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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我国虽有“基建狂魔”之称，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那么，我们哪些基建领域存在短板？造成这些短板的原因是什么？疫情之后又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物流产业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尤其在沿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物流的时效性与运输效率极为顺畅，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是，在疫情爆发后，我们忽然发现，原本我们自以为傲、全球第一的物流产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是什么影响了湖北的物资运输效率？真的只是因为春节假期吗？ 实际上，当下物流运输不畅说明的是物流产业存在两大短板：由于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物流产业普遍存在依赖劳动力的现象，在物流的各个环节中都非常依赖人工，整体装备与自动化水平还比较低。这导致在春运假期与疫情限制人口流动的情况下许多物资无法及时送达，不仅对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还对疫区的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近一步的损害。物流产业需要的是一个立体的、高效的、由许多枢纽构成的物流网，但我国目前的物流产业仍然处在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许多物流企业、地方政府都各自为政，各自兴建自己的物流基地，且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协作体系；导致许多物流资源无法有效利用。在重要物流枢纽受到疫情的冲击下，各地物流体系都无法很好的重新调度、组成有效的运输网络。因此，在本轮疫情过后，物流产业需要的是整体升级；当然其中有主动，也有被动。主动的是，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都将认识到物流体系建设的不足，加强地区间物流节点的建设、协调工作，并且通过修编行业标准等形式，促使行业升级；被动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廉价劳动力不再唾手可得，促使行业不断升级装备技术、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在疫情过后、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中，运输效率高的物流企业将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促使物流产业再次扩大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在本次疫情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被感染的乘客都存在多次转车的现象，并且在转车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时间的滞留，这就导致了传染源被进一步扩大，加快了疫情发展的速度。
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因为交通运输板块依然存在较大的短板，在交通运输的效率、路线优化、换乘措施中，我们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自我国的铁路跨进高铁时代后，铁路运输效率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在铁路网建设中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首先，由于高铁的支线、连接线修建权利下放地方政府，导致融资、建设进度缓慢，无法跟上高铁路网的建设水平，许多群众需要高铁换普铁、汽车才能到达家乡。其次，由于高铁站往往修建在城区外，乘客到达后的交通运输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和地方城乡公交建设进度也同样有很大的联系，公共交通运输建设，尤其是城乡公交，仍然前路漫漫。最后，随着交运建设的升级，越来越多的旅客综合采用多种交通方式出行，如飞机+高铁，高铁+汽运。但许多地区并未将机场或高铁站建设成一个交通枢纽，或者在客流量估算、线路安排上仍然有很大的缺陷，无法实现“一票制”联运。当然，造成这一原因与航空、铁路长期分属不同系统管理有很大关联，但并非解决不了，只是垄断行业的升级进步总是显得有些缓慢。在每年的春运工作中，由于市场需求太大，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正常的；但在具体的工作中与接驳安排中，依然存在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我们要正视国内外交运服务的发展差距，以及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西部地区乃至中部地区，在公共服务优化升级的路上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在疫情过后，正逢“十四五”规划修编，届时一定会对交运体系的各项指标提出新的要求，以及对铁路干线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防止因为地区事件出现影响整个铁路网运输的状况。此外，由于经济受影响的预期较大，在促进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加大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将成为重要措施之一，基建即将再次成为“稳增长”的利器。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受到最严峻考验的就是政务管理。但是，经历了多年信息化建设的政务系统，为何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为何在物资调拨、人口流动管理中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呢？
事实上，多年来妨碍政务信息化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行政上的多头管理，从上到下未能理顺，导致各部门间各自为政；庞大的数据库也只是一个个的“孤岛”，无法发挥更好的效力。这次疫情的爆发，再次证明，建设统一的、共享的智慧政务系统是多么重要。在疫情中，不同地区的政务水平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分化趋势，这不仅代表了当地政务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还反映了各地政务部门间的协调水平，要使基层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其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但是从人口流动管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来看，不仅需要跨部门的管理，我们还需要跨地区进行管理。比如，在交运领域，我国早已实行了实名制乘车体系，但为何部分人员的行踪仍然无法明确呢？这是因为各地仅重视人员的流入，但对人员的流出管理通报，不同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上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在本次疫情中，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但其本质上暴露的是政务信息化建设水平的落后，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政府部门协调上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因此在疫情结束后，一定会加快政府改革的力度，以及政务信息化的建设速度。经受最大考验的，还是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正如当年SARS一样，医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是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的危险之地。在疫情爆发之后，虽然“两神山”医院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建设，但其暴露的真正问题，却是人均医疗资源的缺失，以及分级诊疗制度的形同虚设。
当下，我国已有16座城市的人口突破千万，但在人口如此密集的情况下，人均医疗资源却非常匮乏。如在武汉的卫生规划中，到2020年规划的每千人口平均医疗床位数仅为7.8张，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为1.3张，完全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也难怪疫情出现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恐慌，毕竟全部的医疗资源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大型公立医院常年爆满，能够腾出来医治传染病人的区域更是少的可怜。此外，武汉不仅仅是武汉人的武汉，还是整个湖北省的武汉，这也是我们许多地区的现状；省会地区的医疗资源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求，还要满足全省人民的医疗需求。这就导致了在武汉封城、湖北各地区成为孤城后医疗资源的再次告急——全省的每千人口平均医疗床位数仅为6.4张，扣除武汉后还要更低，医治水平也不可与武汉同日而语，因此孝感、黄冈等地的情况实际上比武汉更不乐观。因此，在疫情下暴露的是我国整体医疗资源的缺乏，尤其是三四五线城市的医疗资源匮乏。另一方面，在疫情爆发后，大量疑似病人向三甲医院大幅度集中也暴露了当下医疗体制的问题——规划了许久的分级诊疗制度仍然处在推广阶段，基层医疗体系还很薄弱。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真正起到预防、阻断、安抚基层作用的恰恰是基层医疗单位。在基层医疗单位缺失后，不仅初步诊断、紧急措施无法完成，还会造成舆论压力、病人过度集中等种种现象，不仅不利于疫情管控，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过载后，也无法保障其他病人的生命安全。 因此，在本次疫情过后，不仅医疗制度改革将加快脚步，更重要的是加大基层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让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更好的疏导、管理群众的健康与安全；要建成能够覆盖全国居民的医疗体系，我们还有漫漫长路。全国人民的春节假期都延长了，学生作为“祖国的花朵”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同时考虑到学校是人口密集场所，教育部、各地教委将学校的假期拉的更长，堪称史上最长寒假。
但是，各地的家长是焦虑的，虽然疫情之下不能出门，但学校也不能长期停课；有些地区开始推广远程教育，让孩子在家学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通信的升级，远程教育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加上移动端的普及，似乎学生在家上课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真的如此吗？未必。从一些产业与互联网的结合过程中来看，并不是产业将互联网作为工具来使用，而是在互联网的协助下，将不同的生产、销售步骤进行重组，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因此，远程教育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将老师教学进行录播，其中涉及到的是教学方式的改变，乃至考试制度的变革；我们的教育改革速度，完全没有跟上国内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在疫情之下，部分学校采用线上教育模式“应急”也无可厚非，但学校、教育部门应当意识到，教育也到了应当再次变革的时代——远程教育，绝不仅是视频录播；而是涉及教育模式、学校组织架构、学生管理的系统性工程，绝非短期能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