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作者：寓真
来源：《黄河》
张伯驹出生名门望族，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一并号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41年6月5日早上8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堂口，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遭遇绑架，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
出事那天，张伯驹身穿灰色长袍，手拎黑色公文包，走出培福里16号洋房，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准备去银行上班。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强行拦住，拖出司机老孔，将张伯驹挟持而去。
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张伯驹如何被勒索，如何赎出，有多种说法。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绑票的匪徒勒令家属到郊外谈判，“哭哭啼啼的潘素（张伯驹妻子）和张伯驹的叔老太爷一起，准时来到了郊外。对方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广东人，要张家出400万元赎票。”8个月中，经过四次谈判，绑匪降价到4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孙已破产，潦倒不堪。但他不忘旧交，带领潘素四处奔走。”借到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将伯驹赎回。
然而，据当事人孙曜东（时为复兴银行行长）回忆，祸端肇起于盐业银行内部居心歹毒之人，外与汪伪特务勾结，设此陷阱。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投靠日寇，并拉拢国民党军统局丁默邨投敌，建立日伪特工总部，以流氓地痞吴四宝为警察大队队长。该特工总部将沪西极司非尔路中段的76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其活动基地，疯狂捕杀爱国人士，制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76号”成为阴森恐怖的日伪特务的一个代名词。
盐业银行有一个经理助理，名叫李祖莱，和“76号”打得火热，充当了其财务主谋，帮他们办公司，做生意。上海盐业银行的经理调走后，李祖莱就想趁此机会谋求提升。但他与特务机关鬼混在一起，在银行大失人心，连副经理的职位都不可能让他来做。张伯驹代行上海盐行的主管职务后，李心怀忌恨，认为是张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便串通“76号”的人策划了绑票事件。
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人抓走，立即告知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孙曜东通过人打探，知悉真相，特务们用了一个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翌日，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大条（十两一根的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无奈，不停地哭泣，孙曜东的夫人吴嫣就安排潘素住在孙家，以防不测。
孙曜东当年30来岁，因其家族的声望，在上海颇有影响。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孙曜东深得周的信任，兼着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解救张伯驹的过程，多年后孙曜东回忆说：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到周佛海，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
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们要敲诈200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20根大条作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
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耍了一招，把“票”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4师师长，部队在浦东，市区有办事处，与“76号”斜对门。
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20根大条给吴嫣，吴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地点。送去二三天后（被绑8个月），伯驹就回来了。
在盐业银行档案中，还保存有关于张伯驹绑票事件的内部通信，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伯驹的经济实力已难以应付，但他仍然是贵公子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脾气，更缺乏与坏人斗争的经验，面对这种祸厄，竟然要答应绑匪的勒索，提出让盐业银行垫付赎款，并提出用他家产来担保，开列了他的可以作抵押的财产项目。
此时张伯驹名下的盐业银行的股份已经不多，与绑票价差距很大，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任凤苞明确表示银行不能垫付。而张伯驹天津的家人又表示在津房产不属张伯驹一人所有，其应分家产已不足以担保。
经过被劫事件，张伯驹痛感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1942年初，他携潘素回到北平。在平卧病三个多月，病愈之后，便在这年秋天，夫妻一同流寓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