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 ——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

传播学对身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巨大刺激。这三项技术从不同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当然传播领域也不能例外。甚至有很多传播学者认为，传播领域是这三大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核心之一，它们都涉及传播、媒介、信息、技术、实在、真实等等传播学关键命题。人类的传播实践正在这些技术浪潮裹挟之下，发生重大转折。概而言之，新传播技术使得人类的身体发生互为条件又互相排斥的两个转向，“一方面它关系到人们及其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中，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计算机系统的一体化要素被生产出来，它因此也就变成了某种人 工生命体（Cyborg）；但另一方面，机器的延伸又从人的直接操纵那里分离出去了。而后者，也就是智能的、自动的机器人，或在感受和动力系统上受环境制约的虚拟代理人......从长远的观点看将可能以其肉体化而超越人类，或者/并且它们将为人类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即它们以其认知结构作为某种寄生物而筑巢于非有机的客体内，从而排斥血肉之躯。”（罗泽，1998/2008：137-138）

既然传播学中的身体热主要来自于当前的新技术浪潮，“重返”一说如何理解？这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身体，无论是自然的、文化的还是技术的身体。只是长久以来，以大众媒介为主要经验场域的主流传播学未能将身体维度纳入研究的视阈中。其二，传播研究零散地、碎片化地涉及身体议题，只是未能成为主流传播学的一个面向，当然也没有构成主流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这不能否认，传播议题的身体研究积累了富于创见的成果。所谓重返，即是说本来就有，但出于相对隐形的、边缘化状态，现在要以新面貌出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传播研究必须挖掘学术思想中的身体理论资源，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身体研究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脉络。二是，高度关注当前新技术激发的身体变革，将传播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身体实践。三是，将身体作为传播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建构传播视角的身体研究知识体系，以参与当今学术界兴起的身体研究热潮。当前，传播学遭遇了一个学科危机与发展并存的时刻。一方面，传播相关议题的研究进入黄金时代，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超越媒介行业，席卷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传播正在成为社会构成性要素；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无论是传播实践还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都激发了各个学科极大的研究兴趣。在此情形下，传播学不可能垄断我们自以为是的传播学关键命题。因此，如果传播研究不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新技术传播的日益重要，或可成为催化传播学边缘化的因素。身体研究，正是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寻求学科创新突破的一个基点。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身体’一词带给思想的首批意象之一就是一具尸体，这是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造成的破坏的一部分。”（伊格尔顿，1997/2014：84）在传播研究中，身体恐怕连尸体也算不上，它非但未成为研究的对象，反而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大众传播学就常常将身体看作是固着于特定时空的消极因素，因为信息的远距离传递必须要打破身体的束缚。正如彼得斯所 言，“‘交流’这一新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着有机体’都无所谓。”（彼得斯，1999/2017：351）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研究完全脱离了身体，它与古典社会学类似，展现出对于身体的双重思路，身体之于传播学，属于一种“缺席在场”。有学者这样描述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的状态，“古典社会学很少持续聚焦于身体，视之为有其独立理据的考察领域，就此而言，身体在这门科学中是缺席的，比如说，社会学理论很少考虑到，事实上，我们都有一副血肉之躯，使我们能够品尝、嗅闻、触碰，乃至交换体液。然而，当古典社会学关注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运作，关注人的行动和性质，势必会引导它探讨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重要面向。”（希林，1993/2010：9）以此来理解身体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状况，应该是大抵不差的。这毫不奇怪，主流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正是来源于古典社会学。身体之所以突然地浮现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是当前媒介技术发生的变化，比如移动互联网使得位置成为信息，所谓位置，就是身体在特定时空中的方位；更有甚者，人工智能要将机器嵌入身体，或者是创造机器仿真的身体。在新技术崛起的移动网络时代，身体突然在传播研究领域被激活了。

要达成激活身体之目标，传播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伊格尔顿口诛笔伐的“尸体”，即文化研究中“作为客体的身体”。它是“管制、切割、解剖、规训、争夺的对象”，身体就这样被“统摄、分解、利用”（王晓华，2018），沦为一个“残缺的身体”（伊格尔顿，1990/2001：7）。将身体视为尸体的观念，有两个要点。其一，延续形而上学之传统，视人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灵魂-身体、意识-身体、理性-感性、主体-客体等等，前者对于后者有绝对优势，对于前者而言是高级的、主导的。其二，身体是客体，非生产性的，只是一种被制约的因素。文化研究“尸体”论的价值在于，将身体纳入了研究视阈，将权力关系扩展到身体领域;消极影响是，否定了身体的能动性，遮蔽了身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的互动关系，将身体仅仅看作被外在社会力量塑造的对象。对文化研究的“尸体”论，不同路径的学者都给予了批判，“旧叙事把‘技术’和‘经济’实体化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技术和经济是社会性的，而因为身体是社会生活的媒介，所以技术和经济不能在逻辑上优先于身体。相反，技术是一种具体表达。”因此，“应该说身体是历史进程的生成器，对身体的理解构成变化如何展开的条件，不能单向度考虑外在条件如何型塑了身体”（罗布，哈里斯，2013/2016：4）。伊格尔顿等对于文化研究建构主义身体观的批判，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能将身 体仅仅视为一个被媒介型塑、操纵的客体，应该把身体纳入交流者的主体性范畴中加以考量，以体现身体在传播中的能动性、生产性。

存在现象学不仅将身体视为主体，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把身体看做“是在主体一边，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立足点”（宁晓萌，2013：65），而且认为，身体即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两者的融合，由此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旨在倡导一种“肉身的存在论”，认为身体是“朝向世界存在的‘锚定点’”（宁晓萌，2013：73），“我们就是身体”，“身体是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成为身体，就是维系于某个世界”（梅洛-庞蒂，2001：265、196）。存在论视角中的身体，成为人通达世界的一个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的接合点。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传播学很早就将现象学视为自身重要的理论资源，克雷格（Robert Craig）在他的名作“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中，梳理了传播学七大传统，现象学赫然在列。克雷格理解的现象学对于传播的意义，是强调肉身直接接触的不可替代性，突显无中介传播进行对话的价值。意味深长的是，克雷格注意到，现象学将精神与肉体、事实与价值、言语与物质之间的常识性区别也问题化了（Craig，1991）。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在这个维度上进一步挖掘，身体就这样被克雷格掠过了。现象学关于身体的重要思想，如从存在论的视角理解身体，身体是连接人与世界的媒介等等观点，似乎并未真正纳入传播学研究中。传播研究要将存在论意义上的身体放置在研究视阈中，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工作。

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型传播实践，为我们进行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提供了契机。传播技术的发展，突出并加剧了技术的具身性（embodiment）趋势，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个方面，如伊德（Don Ihde）所说的，现代技术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技术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在19世纪占主导，是工业技术，如电力、铁路交通、工厂、冶金学、大规模应用碳氢化合物和矿石。第二个方向则是信息技术，在20世纪占主导，如计算机、因特网、移动通讯、多媒体技术等等。发明“虚拟现实”这个术语的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第二个方向将战胜第一个方向（伊德，2008：53）。伊德认为，第一次革命，“技术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身体的界限，是同构的。”（伊德，2008：73）但第二次革命的特点是，技术具有转化的作用，“就是将一种完全不能用身体经验到的不能知觉到的（这其实就是日常身体的感觉功能）现象，转化成图像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些现象是以技术或工具作为中介，它们就确实能经验到。”因此，伊德再三强调，“没有工具中介，就完全没有对这些现象的经验。”这是一种知觉的转化（伊德，2008：80、91）。这使得技术更加深 入地嵌进具身关系中，全方位地渗透在人的身体经验中。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从另一个方向突显了身体的意义。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造就了仿真的身体——半机器人、机器人的出现，引爆了当代社会的“身体危机”（罗布、哈里斯，2013/2016：1）。后人类主义发问，信息有身体吗？意识可以下载吗？意识可以脱离身体存在吗？后人类主义者说，他们和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共享一个基础，就是强调心智之于身体的优先性（海勒，1999/2017：7、15）。几千年以来我们赖以存在的身体要消失了？或者说，我们意识到，人类将面对不同于生物性身体的新型身体，身体形式正在走向多元。

断言传播学完全忽视身体，肯定是不恰当的。比如针对传播学者非常熟悉的彼得斯名作《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有学者认为，“他在提出‘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这个问题后总结了人类传播观念中的身体问题史，为讨论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语境。”（刘海龙，2018）如果我们承接彼得斯的研究，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他所言说的身体究竟是何涵义？因为什么是“人类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常识意义上认为，“身体是承担着诸如呼吸、自我滋养、排泄、成长、繁衍和死亡之类生物学进程的天然的肉体的对象。”（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1）彼得斯在此书中未有对身体做出他的解释和界定，但揣摩全书行文，似乎他比较多地偏向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身体。他在描述身体时特别强调身体的物质性，突出触觉，即物质性的身体接触（彼得斯，1999/2017：386）。彼得斯或许忽略了，这种身体观本身其实是一个历史产物，它在16世纪随着“身体如机器”的隐喻而出现，它是身体观念历史光谱中的“自然”那一端的。在光谱的另一端，有些理论家主张“身体是文化话语的第一产物和最重要的产物......如布尔迪厄、福柯以及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承认生物学身体但认为生物学身体与身体的真实社会甚少存在关联。”这两种观点共享一个前提，假定“自然”与“文化”泾渭分明（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1）。当前，这两种身体观都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正如并没有一个物质身体优先于社会身体而存在，也没有一个社会身体优先于其物质对应物而存在。”（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2）针对于此，本文抱持这样一种身体观，“身体就这样始终是关系性的。对其他许多二律背反也是如此。身体是稳定且固定还是持续处于流动中的？身体是有界限的还是可以渗透的?它确定是人类还是也能是动物、机器或地点？对这类二律背反的答案是，‘是，两者皆然’。”（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2）二元分立的身体观来源于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

如果从关系论的身体观出发，我们可以反转彼得斯的问题，传播与身体的关系，不在于在交流中身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缺席，当今的传播实践中，大量的缺席已经发生，而且正在不断涌现新型的在场、缺席方式。而是在于，这样的缺席是如何发生的？意味着什么？新型传播实践如何改变了“在场”与“缺席”的涵义？一方面，反思传播学为何失去了身体，没有身体的交流主体的传播实践遮蔽了哪些面向的传播意义？另一方面，针对当前的新型传播实践，将身体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阈中，探讨传播与身体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身体如何演化出多种身体形式？身体世界中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作为交流者的身体如何参与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中？

本文尝试从存在现象学、技术现象学、媒介学、后人类等理论出发，考察作为交流者的身体，是如何作为主体进行传播实践的。传播与身体，正在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涉及内容繁多。本文作为初涉此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将主体性作为切入点，是基于以下理由。其一，身体在打破现代性二元对立观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路径实施这种突破。如，将身体从客体反转为主体；将身体理解为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是两者的融合；将身体理解为人与世界的接合点，放弃主客体理论，等等。因此，从主体性角度考察身体，有助于反思传播学承袭已久的现代性理论预设。其二，就当前移动网络时代的传播实践看，新技术对于身体的改变不是表面的、隐喻式的，生物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实施技术与人的进一步融合，甚至出现了人造的身体——机器人。信息传播技术与实践正在重造主体，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型主体——拥有智能身体的主体。身体形式多元化造成的主体性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播与人及世界的关系。其三，从主体性视角考察身 体，也正是存在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从存在的层面理解身体，所谓“肉体存在论”，人类是以身体存在在世界上。因此从这个视角切入，体现了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人类存在层面理解传播。

传播与身体的关系非比寻常。有学者认为，20世纪后半叶身体日渐成为许多学科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主要关系到去身体化的文化，它起因于计算机技术，以及远程监控对身体接触的取代。”其二，“把身体径直放在争论的中心，这不是时尚，而是当务之急。——因为科学家、工程师正在对它进行重构和重组。”（卡瓦拉罗，2001/2013：95）这两个方面，都和传播有直接的关联。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交往有脱离身体的可能性。移动网络与虚拟现实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以两种殊途同归的方式突出了身体的重要性：移动网络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远程在场，“在场”与“身体”史无前例地分离了，虚拟的身体被制造出来，主体在场的方式也彻底更新了；而人工智能，则是以技术与身体的直接融合，创造了新的身体，甚至是与肉身无关的仿真身体。这两种方式极端地突显了身体的变革，并进一步引发了主体在场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去身体化”的趋势早已出现在大众传播中，这正是主流传播学一个未经检视的基本预设。传播学的去身体化预设，可以从“传播”“媒介”两个关键词 的涵义中窥得一斑。依照凯瑞的说法，传递观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观念。所谓传递观，着眼点是信息的跨越空间的远距离扩散（凯瑞，2005：4），传播者的身体及其依托的物质空间场景，是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信息必须要借助符号才能从传播者到达接受者，这个符号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符号是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影像等等。这些符号，被视为媒介。传递观认为媒介一定是离身的，必须外在于身体，才能进行远距离的传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流传播学将大众媒介定义为中介化的传播，以区别于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传播。如是观，主流传播学在主要立足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实践上，将身体视为必须被克服的障碍。作为交流者，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只能是脱离了身体的意识主体。

身体-主体论对于传播的意义，在彼得斯看来，集中体现为肉身“在场”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我们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就是低估了身体的神圣。虽然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但身体是否真正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 义。......对‘在场’的追求本身未必会使你更便利地进入到对方的心灵，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更便利地接触对方的身体。”（彼得斯，1999/2017：386）由此，彼得斯相信，交流不可能意味着“心连心”，只能是“手拉手”。“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彼得斯，1999/2017：388） 这表达了彼得斯对于交流者作为身体-主体必要性的坚持，以及对意识主体缺陷的批判。但彼得斯在此戛然而止，他未能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将现代新型媒介的传输简单地视为“缺席”？还是将其视为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身体“在场”？换句话说，在新技术导致身体与在场分离的状态下，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最古老的“在场”“缺席”的定义，来解释新媒体传播造就的新型“在场”和“缺席”的状态。

新型媒介技术造就的新型在场方式，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的在场既有联系 又有不同。一方面，它的器官分割法与笛卡尔机械身体观的“无身体的器官”有类似之处，人体各种器官失去了和身体的整体性关联，身体只不过是器官的集合体，身体的本源性、整体性、生产性的特质被抹杀了，传播与存在的关系改变了。另一方面，它又与身体-主体突出的身体性在场有一定关联，只不过这种在场是一种肉身的虚拟性在场，被机器捕获的声音、影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远程在场方式，这种方式，并没有消灭肉身在场，而是与肉身在场相融合，开启了人类存在方式的新时代。

基特勒借用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话说，“分割感官体验的‘深渊’非常宽阔，将我们面前的大部分世界都卷走吞噬了。”（基特勒，1986/2017：53-54）新型远程在场方式的出现，使得意识主体与身体-主体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新传播技术正在将被传统大众媒体切割的身体重新拼贴组装，制造出千奇百怪的身体，这种虚拟身体正在创造多元化的在场方式。

身体在新媒体时代被复制了，人类突然拥有了多个身体，身体形式呈现多元化状态。彼得斯所说“‘不可复制性’视为‘人之为人’的依据”（彼得斯，1999/2017：342），遭遇巨大挑战。海勒（Katherine Hayles）说，人类有两个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海勒，1999/2017：6）人类主体遭遇的挑战是，表现主体与再现主体的重叠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相反，成为一种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产物，也就说，可能重叠，也可能分开。这是因为技术介入其中了，“再现的身体与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起来。”（海勒，1999/2017：7）一旦身体的边界被突破，“在场”与“缺席”的问题突然变得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所谓的“在场”“缺席”探讨的是身体“有”还是“无”，但是经由技术的“化身”“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海勒，1999/2017：36）信息论者香农和维纳提出，信息不同于信息的载体而是一种独立实体（海勒，1999/2017：4），“信号作为一种抽象实体，与作为其载体的电流并不是一回事。”（格雷克，2013：189）沿着这个思路，加之智能机器的出现，有学者认为，“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表现。”因为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储存器（海勒，1999/2017：4）。在此种状况下，人类的肉身意味着什么？肉身还是判定“在场”与“缺席”的基本要素吗？

移动网络及虚拟技术带来的“在场”“缺席”的颠覆性变化，撼动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在我们思考传播涵义改变的同时，媒介也突然直抵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哲学观。有许多新媒体的研究者，指出新媒体通过改变时空感，再造了在场、缺席的方式，从而触碰了形而上学的核心命题。在提出“地理媒介”的麦侉尔（ScottMcQuire）看来，“媒介历史”就是不断重构“在场”复杂场景的过程。形而上学关注“在场”的重要性，媒介被理解为“仅是对真实的再现”，或中立地对在场的“传输手段”，对抗“缺席”的利器，等等，都是形而上学哲学观的体现。移动网络时代造就的地理媒介，彻底打破了在场与缺席相互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念。现代媒体从电话电视一直到数字技术支持的远程在场成了追求“此刻当下”的主要工具。重新理解数字技术要求我们，将日常生活的中介化视为探索“在场性”形而上学所蕴含的各种悖论的“门径”。据此，麦侉尔认为，地理媒介创造的在场与远程在场的融合方式，使我们或可认识并发展出新的交流实践:新的社会偶遇形式，与他者新的关系，以及与千里之外或近在咫尺的他者和谐共处的方式（McQuire，2016：165-168）。这就意味着，移动网络时代的地理媒介，将在场、远程在场、虚拟远程在场加以融合，创造了更加多元的在场和缺席状态。于此同时，也打破了媒介是对真实的再现，是在场的传输手段，是对抗缺席的利器等等形而上学主导下的主流传播学论断，因为媒介就是在场本身，媒介构成了多样化的在场与多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