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讨论九世纪初至十世纪中叶，即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的情感书写。这时候，士人通过讲述和写作来分享情爱诗歌和故事，“风流才子”“有情人”成为士人构想自我形象的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洪越老师从文本、文化两个角度考察这一文学文化现象，一方面分析作品的结构、修辞特点，另一方面考察这种写作兴起的社会原因，通过个案研究去理解情感书写与士人追求政治成功、积累文化资本、塑造自我形象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边缘写作与社会秩序、文学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文节选自该书《韩偓香奁集的编录与唐末回忆性书写》第三节。特此转载，以飨读者。感谢洪越老师及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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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越著《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韩偓自编艳诗集的背景，是艳诗地位在九世纪的逐渐提升。中晚唐时期, 在科举成功步入仕途的文官群体中, 狭邪游、写艳诗相当盛行，这种风气在懿僖两朝的咸通、乾符（860—879）年间达到极致。《北里志》记述的就是咸乾时期的长安狭邪游盛况,《香奁集》收录的也大多是韩偓在这一时期写的艳诗, 当时他二三十岁, 尚未进士及第。在《香奁集序》中，韩偓这样回忆自己年轻时写艳诗，以及这些诗受到读者喜爱、广泛流传的情形:“自庚辰辛巳（860、861）之际，迄己亥庚子（879、880）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 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工配入声律。 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 这里描述的咸乾香艳诗风，其他同代人也有评述，如黄滔就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批评这种风气：“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隟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
关于狭邪游、写艳诗在咸乾年间特别盛行的原因，通行的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懿僖两朝的政治环境出发，认为这是士人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在风月场中寻找精神寄托的表现。这个说法可能很难成立。看《北里志》就知道，当时出入平康里或召妓外出的士人，很多是贵胄子弟和举子、进士、翰林学士等政治文化精英，他们对仕途充满信心。第二种观点是把咸乾时期的风气看作中晚唐风气的一部分，从进士群体的道德观念进行解释。陈寅恪提出，不同于山东旧族崇尚经学礼法，出身庶族的新兴进士阶级“重辞赋而不重经学…… 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 。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多为今人征引，但没有解释为什么“重辞赋” “尚才华” 的进士群体会“浮薄放荡” 。很多其他时代的文士群体并不以流连风月场著称，为什么在中晚唐的进士群体中，文学与道德之间会产生这种关联?
我的看法是，狎妓及其书写之所以在进士群体中盛行，是因为这些风流行为是年轻文士在竞争的大环境中彰显才情的一种方式。这个群体形成新的“道德观念” ，不是因为出身寒素不尚礼法，而是与上文谈到的清流精英评定方式有关。由于进士考试、文官选拔的重要标准是文学素质，而写易于流传的艳诗可以使自己的文学才华为人所知，因此年轻士人通过自述风流经历和传播艳诗在有兴趣提携后进的士大夫群体面前把自己表现为年轻才子。李商隐在洛阳里巷的墙壁上写下自己和柳枝相遇的浪漫诗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时，妓乐欢娱也是进士登第的“奖励” 、获得精英身份的标志。每年春天，进士及第者在公众场合展示、炫耀成功的重要方式，就是在曲江举办有美妓陪伴的庆功宴。诗人对这个场景的描写，如元稹的“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熳狂” ，黄滔的“名推颜柳题金塔，饮自燕秦索玉姝” ，常把狎妓表现为科举成功者享受的荣耀。此外，中高层文官享受官妓服务或者购买家妓，也是政治地位和精英身份的象征，这一点在白居易大量夸耀妓乐的中晚年诗作中可以看到。
而狭邪游、写艳诗在咸乾年间达到极致，则由于清流精英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这个群体“从八世纪中叶开始形成” ，“经过德、宪两朝君主的有意识推动” ，到九世纪中叶以后“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特别是在宣宗和懿宗等朝达到巅峰”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九世纪下半叶，进士出身的士人获得越来越多特权。在赋税上，穆宗规定进士出身者免除徭役，僖宗规定进士出身者的家族免除服役赋税，使“进士及第者有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和唐初以来五品以上官僚所拥有的能庇护一家的特权” 。在狭邪游方面，懿僖两朝给新进士特殊待遇。《北里志》记载，朝士召籍属教坊的饮妓外出侍宴，“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 ，只有新进士无须这道手续，他们“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 。这里，进士的尊贵地位给他们带来的风月场特权被制度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群体对情感书写的肯定。如果说九世纪初，狎妓及其书写是一些年轻士人小圈子里的新事物；到了咸乾时期，这些行为则在更广泛的士人群体中成为风气，可以称之为“风流文化” 。“风流文化” 的内涵，既不是个人欲望在缺乏礼法约束情况下的自然流露，也不是士人政治失意后寻找寄托，而是清流成员彰显政治文化精英身份。这才是人们热衷“风流” 的根本原因。
随着狎妓成为清流精英的身份标识之一，写情地位提高并成为风气，艳诗的主题和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狎妓的浪漫化处理，以及对男女情爱更直露、也更深入的表达。这既是咸乾时期艳诗的共性，也是韩偓艳诗的特征。
在对狎妓的浪漫化书写方面，这一时期的诗人常用神仙的语汇描写妓人，将狎妓塑造为风雅之举。虽然用仙子形容妓人在盛唐诗中已经出现，但“将仙子直接用以隐喻妓女” 从中唐开始，到晚唐五代更普遍。晚唐诗常用“ 神仙” “ 仙子” 指称妓人，《北里志》 中很多妓人的名字包含仙字。李丰楙指出，以仙咏妓是在娼妓成为唐代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后，恩客自命风雅而创造出的语言风格。尤其是，当狎妓成为清流精英的身份标识之一，妓女就不能只是情色交易对象，而需要被神秘化、浪漫化，以仙写妓就起到这个作用。清流精英常自称仙才，相应的，他们也把交往的妓女称为仙子。譬如，韩偓一面形容进士及第为“凡骨升仙籍” ，称自己为“谪仙才” ，翰林学士为“蓬岛侍臣” ；一面以“瑶台” 指妓馆，以“谪仙” “神仙” 称妓。
和以仙写妓看起来正相反的一个特点，是对女性身体、情欲性爱的直接描写，这也是咸乾艳诗最受人诟病的一点。比起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的同类诗作，薛能、唐彦谦、韩偓的诗“映着绮艳的肉色，透着狎昵的风态” 。对韩偓诗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写女性身体的诗句“鬓垂香颈云遮藕，粉着兰胸雪压梅” （《 席上有赠》），被认为“ 俗甚” “ 语气欠雅” ；描写性爱的“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香” （《 五更》），被评为“ 太猥、太亵” 。这一特点产生的背景，是到了九世纪下半叶，进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发崇高，获得这种精英身份的竞争也愈加激烈，而这种竞争从科场到风月场无处不在。《北里志》描写的风月场是科场的延伸：成功者被选择，失败者被轻视；一边是状元赢得妓女温情，一边是考试失利导致感情低潮。在这个背景下，美妓对年轻士人的青睐可以“证明” 被选择者具有文学声誉和科考成功的潜力。她的青睐可以表现为欣赏他的诗，或者与他亲昵。因此孙棨强调福娘最喜欢他的诗，韩偓自夸某妓女只与他有亲密关系: “经过洛水几多人，唯有陈王见罗袜。” （《密意》）或者诗人通过描述她的亲昵举止展示自己有才：“人许风流自负才，偷桃三度到瑶台。 至今衣领胭脂在，曾被谪仙痛咬来。” （《 自负》）
与描摹女性身体相对应的，是书写男性的深情与悲哀。既然狎妓被视为士人精英的风流之举，对男性情感经验的表达也就比较容易被接受。在《中国的恋歌》这本书中，川合康三说中国“古典诗里面的男女关系，通常是把女性当作可悲存在的结构占了上风，把失意的男性当作中心非常罕见” 。这种情况在中晚唐有所改变，元稹和韩偓都写了很多关于情爱经历的诗。元稹在《桐花落》《梦昔时》《忆事》《春晓》《杂忆诗五首》《梦游春七十韵》 等诗中表现男性放弃恋情的复杂心情，一边下决心丢开，一边怅惘回忆旧情的美好瞬间。韩偓则在《香奁集》的约二十首诗中描写失去恋情后男性的思念、孤独与悲哀。《倚醉》描写在昔日恋人窗下徘徊时“抱柱立时风细细，绕廊行处思腾腾” ;《寄远》自述因想念“美人” 而“空床展转怀悲酸” ;《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写旧地重游的难过;《半夜》写因想起旧情而失眠憔悴;《有忆》形容得不到她消息时的痛苦是“愁肠泥酒人千里，泪眼倚楼天四垂” 。闺情诗有大量作品描写女性的此类情感，但像韩偓这样表现“男性的闺怨” 的，则属罕见。韩偓也有些诗表现男性的深情。在“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 五更》）、“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 （《 别绪》）这样的诗句中，情爱的失去意味着一生不幸。这种对男性深情的描写，在九世纪下半叶其他士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到，如油蔚在临别赠诗中对相好营妓承诺“此生终不负卿卿”，源匡秀在墓志铭中表达对妓女沈子柔的爱：“火燃我爱爱不销，刀断我情情不已。”
了解咸乾时期“清流文化” 的内涵，就可以知道韩偓年轻时写艳诗的缘由，以及他的艳诗形成以上特色的原因。有后代学者不理解为什么韩偓这样的大臣会写轻薄无聊的艳诗，批评他“身列士林而词效俳优” ，或者为他辩解说这是无损大节的“游戏” 之作，但这些看法都没有考虑到，狭邪游及其书写在咸乾年间成为新型政治精英的身份标识之一，“风流文化” 是清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尽管“风流” 在咸乾时期成为社会风气，写情却还没有进入正统文学的范畴，因此这一时期没有出现《香奁集》那样的自编艳诗集，或者《北里志》那样记述狭邪游的文字。只有到了唐末，当战乱破坏了唐代的政治文化秩序，当追忆太平时代的“ 风流文化” 成为清流精英怀念正在迅速消失的既有秩序的一种方式，狭邪游、艳体诗才真正获得记录保存的价值，于是孙棨在黄巢乱后写《北里志》，韩偓于唐亡之际编《香奁集》。也只有在这个“回忆性书写” 的背景中，自述情感经验，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描绘，才成为可以接受的主题。此前的唐代作家，即便是在自述恋情方面走得最远的元稹，也行文隐晦，用虚构手法写自己的恋情，在《梦游春》 中把恋人写成梦遇的仙子，在《莺莺传》 中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朋友的故事。但在《北里志》和《香奁集序》中，孙棨 “坦言” 自己与平康里妓福娘的交往，韩偓夸耀自己的风流经验，鼓励读者对自己的艳诗进行自传式解读——因为记述那些经验不只是对男女之情的眷恋，也是对太平时代时光的怀想。虽说韩偓晚年编《香奁集》、全力赞美自己的艳诗可能也有不得已的地方，因为假如他的严肃诗稿没有“沦落” 殆尽，也许不会对艳诗这么重视。但无论如何，他对男女之情、对艳诗的正面肯定，他直接赞美艳诗的方式，他结集保存艳诗的努力，在元白创作的中唐，甚至在韩偓自己写艳诗的咸乾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