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难忘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的经历
杨瑞龙
我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开始对经济研究产生兴趣，并尝试着围绕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写了一些研究论文，并在地方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被经济学界普遍关注，华生等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成为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该文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构建了以资产评估、利益分享和经营责任为核心内容的资产经营责任制。我觉得该改革模式的最大优点是通过两权分离，可以在国有制的框架内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稳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有效地抑制企业的投资饥渴症。但该模式在规则设计上将“企业决策投资所形成的新增资产金额计入企业国有资金”，并同样履行上缴利润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设计会让经营好的企业发现，与其增加积累履行上交更多利润的义务，还不如把企业留利用来满足职工的近期消费更为合算，从而可能会抑制企业的积累与投资动机。于是，我吸取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优点，并针对其不足，构建了国有资产价值递增承包责任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把市场机制引入资产评估；二是确定国家收益率，即国家与国有企业对税后利润的分配比例；三是确定历年的国家收益量，即明确国家收益率的挂钩对象，超过年平均增长率的新增资产及其收益增量归企业所有与支配；四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论文写好后就考虑到底投给哪个刊物。考虑到我的论文是与华生等的论文进行商榷，我当然想投《经济研究》，但很快就胆怯了。因为《经济研究》作为同行共同认可的国内经济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那些经济学界有名望的学者都以在那上面发表论文为荣，我作为一个在经济学界毫无名气的硕士生想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几乎是痴人说梦。犹豫之间，我的硕士生导师李乾亨教授看了我的论文，觉得论文写得有根有据，鼓励我试一下。于是，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把稿子投给了《经济研究》。说实在的，当时是不抱什么希望的，觉得每天投向《经济研究》稿子众多，编辑能看上一眼就不错了。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经济研究》的回复，不是格式化的退稿信，而是当时常务副主编唐宗焜老师主持下的《经济研究》编辑部给我写的修改意见。编辑说《经济研究》准备围绕资产经营责任制展开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我的论文有修改价值。事后责任编辑告诉我，唐老师充分肯定了我论文的价值递增承包的思想，建议做必要的修改并把论文压缩到五千字以内后可以考虑发表。
原来觉得一个高不可攀的杂志，编辑部竟然给了我一个经修改后可以发表的意见，我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真的是难以言表。我按照编辑部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但在论文压缩上却不能大刀阔斧。我的论文初稿大约一万多字，压到五千字内，也就要砍掉一半篇幅。看自己的论文就像看自己的孩子，哪里都舍不得删，结果挣扎了几天，好不容易把论文从一万多字压缩到八千多字，寄回《经济研究》编辑部，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回复。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我几乎天天到系收发室查看我的邮件，一直没有回音。半个多月后，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从《经济研究》寄来的信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首先看到的是唐老师写来的信，他说我的稿子基本达到了修改要求，但是篇幅还是太长，需要进一步压缩。唐老师说他对原稿进行了删节，并谦虚地表示如果对他的删节有异议，可以与他商量。我打开原稿，满眼的红笔批示与删节符号让我非常吃惊。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手写稿，我用的是三百字每页的方格稿纸，他几乎每页都做了删节压缩，当然也对我表述不太清晰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我重新整理了稿子，发现不仅篇幅从八千多字压到了四千多字，更重要的是一点都没有影响我想表达的思想与观点，并且行文更流畅，结构更合理，逻辑更清晰，观点更明确了。这时候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优秀的编辑对于一篇论文质量的提升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入门者来说，唐老师对我论文的修改可以说是对我帮助巨大。论文修改整理后重新寄回了编辑部，不久，我的论文《试论国有资产价值递增承包责任制——兼评资产经营责任制》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11期。
尽管论文的作者只署了我的名字，但我认为没有唐老师及编辑对青年人的扶持，以及他们的指正与亲手修改，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而编辑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文章中。我们常常把老师比喻为“蜡烛”与“春蚕”，但我认为像唐老师这样的优秀编辑才更像“蜡烛”与“春蚕”，他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为年轻人的成长尽心尽力。
在读硕士期间就在顶尖杂志《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这不仅在当时的南京大学经济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使我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与信心几乎爆棚，使我觉得自己今后也可以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去追逐经济学家之梦。凭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的纪录以及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我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免试资格，直接师从胡乃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专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我的成长与《经济研究》的扶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我的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发表在《经济研究》的。
追根溯源，我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一定程度上与唐宗焜老师等编辑当时引导帮助我在《经济研究》上发文的经历有关。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每当我向别人谈起该经历，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故事。唐宗焜老师等编辑提携后辈、甘当“蜡烛”的精神让我以后在从事教师的职业中，能对学生充满爱心，甘愿为学生的成长充当“蜡烛”与“铺路石”；在担任行政负责人时，能为年轻人的成长努力创造条件，乐见年轻人超过前辈。唐宗焜老师等编辑对工作的敬业与专业态度让我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始终怀有一颗对经济学研究的敬畏之心，踏踏实实、专心致志，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