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1799年12月21日-1875年1月26日）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新教商人与政府职员家庭，在苏格兰接受了启蒙教育，并先后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哥廷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深造，主攻法律学科。在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和19世纪德意志大学教育的洗礼下，乔治·芬利成长为一位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具备法学、经济学与古典学学术训练背景，胸怀“爱希腊”情结与从政热情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在先后投身于希腊民族革
命与独立后初期的经济建设事业后，年逾五旬的乔治·芬利毅然退出政界与商界，倾注自己的后半生心血写就了《希腊史：从罗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
，B．C．146 to A．D．1864）这部7卷本巨著，记述了希腊地区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治下，以及希腊民族革命时代的历史进程。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中，乔治·芬利几乎一直是作为拜占庭史与希腊独立战争史的开创者而受到关注和讨论的。尽管乔治·芬利本人留下的著作、通信与通讯文章十分丰富，后世学界对芬利生平与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却长期付之阙如。笔者认为，乔治·芬利的一项颇具创新性与反思性的理论假说没有得到后世学界应有的重视，那就是他关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落进程、根源与历史意义的系统阐释。这一学说修正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饱受争议的、将基督教兴起视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主要原因的论断，预告了“皮朗命题（Pirenne Thesis）”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哲学思维模式的诞生，理应在西方近现代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乔治·芬利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亡现象的关注具有一种自觉性。他在《希腊史》全书的结尾处宣称，独立后的希腊人民必将迎来一个充满光明的新时代。但为了更好地建设新生活，对自己祖先历史的记忆、对希腊受奴役时代经验教训的总结都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他的作品能够粗略地勾勒出希腊历史发展线索的基本脉络，这本书就足以为现实决策和增进人类的智慧提供宝贵启示。在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动机驱使下，乔治·芬利选择在梳理、重述古典晚期纷繁复杂的历史头绪时着意观察希腊诸行省，以及作为希腊地区统治者的罗马、君士坦丁堡政权走向衰落乃至覆灭的深层次原因，并尝试将之提炼、升华为足以指导现实生活与政治学、法学研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乔治·芬利对这一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课题的触及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概括20世纪以降古典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学术史潮流时，刘寅指出：“总的来说，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关注三大基本问题：蛮族大迁徙和蛮族建国、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欧洲经济与社会转型以及基督教化的进程。”尽管乔治·芬利对异族治下希腊史的密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本人的“爱希腊”情结与参与现代希腊政治、军事与经济事务的感触，这段从前被学者们普遍忽视的历史却与蛮族入侵、欧洲地区从古典晚期至中世纪早期的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基督教会的早期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虽然生活于19世纪的芬利根本无法预见百余年之后的学术史发展走向，这一历史性的机缘巧合还是赋予了他的学术研究一种先导性与前瞻性。
在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衰落进程的描述方面，乔治·芬利摒弃了吉本等学者将公元5世纪、或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灭亡的公元476年视为古典时代终点的看法，建立了一套区分不同阶段与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与皮朗的观点异曲同工的古典文明衰亡年表。首先，芬利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吉本将安东尼王朝视为罗马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黄金时代的理想化论断。他在概述罗马帝国盛期希腊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时大胆地写道：
然而，罗马治下希腊地区的经济状况很快就从这一并不算高的起点进一步走向恶化。君士坦丁时代的希腊臣民已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希腊生活方式的基本精神遭到扼杀。但恰恰是希腊族群残存下来的一点点自治精神挽救了东罗马帝国。在蛮族铁骑面前，希腊人民的同仇敌忾迫使敌人知难而退；而一盘散沙的西罗马帝国只能在混乱中走向灭亡。希腊古典文明的命运在公元6世纪再度面临生死攸关的转折：登基的皇帝查士丁尼虽被世人寄予厚望，自身也确实具备励精图治的精神；但他的致命弱点是固守罗马式的统治方式，从而加速扫除了古代世界的遗迹，解除了行省的地方自卫武装，摧毁了承载古典文明遗产的各种独立机构。
同皮朗一样，芬利注意到了各种古典文明元素在罗马帝国形式上的解体后继续展现的强大生命力。芬利在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基本社会面貌时写道：“古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着。人们每年还在提名执政官。罗马城虽然已被哥特人征服，却还保留着自己的元老院。君士坦丁堡继续享受着自己的赛车表演；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许多其他城市继续接受着谷物配给。雅典和斯巴达还在按照小型城邦的模式治理；并且仍有一支希腊行省军队守卫着温泉关（Thermopylae）隘口。希腊各城市拥有自己的收入，保养着自己的道路、学校、医院、警力、公共建筑和水渠。它们向学者和医生们支付薪饷，并让自己的内部街道铺满大理石路面、干净光亮。民众享受着地方上的节庆与竞技；尽管音乐已取代诗歌，剧场仍然为了公共娱乐的目的而开放着。”“尽管高傲的贵族与雍容华美的艺术、文学、哲学作品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独立的公民与土地所有者如今孤零零地散居在各行省，已无法对时代特征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古代世界的空壳仍能不时展示它的庄严与伟大。世人能够感受到它的威风和力量正在消逝，预感到重大的变革已迫在眉睫——但革命毕竟还没有到来：希腊世界往昔的光辉照耀着吉凶未卜的未来；而当我们关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未来的阴影也会投射到过去——当时的人们则是对此浑然不知的。”然而，大厦将倾的感觉已在民众的直觉中形成；希腊文明的传统已命悬一线；罗马帝国复兴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东部帝国丧失罗马特性的具体年代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但有理由认为，中世纪拜占庭时代开端于伊苏里亚王朝的列奥三世（Leo III）登基之时（公元717年，与后世“皮朗命题”提出的“7-8世纪古典文明衰亡说”在时间点上高度一致）。尽管古典时代的城市建筑、精美艺术品在这个时代仍然俯拾皆是，但它们业已成为古典文明毫无生命力的残余空壳。
在芬利《希腊史》的叙述语境下，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终结于一场缓慢的蜕变，而非直接灭亡。中世纪前期的拜占庭帝国仍能傲视亚非欧各政权的轮流挑战；但其内在的活力与创造力业已枯竭。由于宗教、制度上的保守性，停滞不前的希腊文明迅速在内部危机的困扰与拉丁民族的崛起面前陨落，从12世纪的富庶局面跌入16世纪的深重社会危机。
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提出了将基督教兴起和蛮族入侵视为罗马帝国灭亡两大原因的著名论断。乔治·芬利的“3-8世纪古典文明衰亡渐变说”当然不能仅仅通过3-5世纪的数次蛮族入侵加以解释。那么，芬利是否赞成吉本关于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关系的解释呢？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芬利对基督教广泛传播之前希腊地区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信仰状况与精神面貌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漠视宗教与怀疑主义的信仰观在当时大行其道，并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废弛，占星术、魔法的风行一时与人口危机。公元1世纪期间塞拉皮斯崇拜的流行反映了公众苦苦寻求“宗教信条规范下的人生道德准则”的执着努力；因而恰好提供了相关准则的基督教的兴起是具备其社会基础的。尽管早期基督教曾受到各阶层的普遍反感，但融入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同民众的社会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通过宣扬博爱精神、创造新的社会活力，它很快促成了希腊人社会、道德与宗教地位的显著改善。尽管基督教无力阻止罗马帝国的衰落，它却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终极目标，聚焦了他们的注意力，为他们处理生活中的种种关系提供了永恒的指导。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长期局限于社会中下层的范围内，它不得不在帝国的每个行省中同本地的语言、习俗相结合，从而将个人皈依与帝国权力调和起来”。因此，基督教在古典晚期的东地中海世界起到过团结民众，强化道德、法律与行政规范，巩固帝国统治的社会、宗教、文化纽带作用。帝国东部的教士主动接受了当地民众通用的希腊语，从而较使用拉丁文的律师和官吏更能深入群众。乔治·芬利总结道，在对罗马帝国衰亡进程的作用方面，基督教发挥的作用受到帝国东西部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通过与基督教的联盟，希腊人社会组织中的民主元素为社会注入了活力，从而拯救了东罗马帝国；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导致的政见不和，最终毁掉了西罗马帝国。”而在查士丁尼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疯狂摧残中，又是基督教士与民众结成的同盟最大限度地保全了传统的慈善制度、法令、医术、民间与市政组织、以及希腊人的地方归属感。以当代的学术眼光来看，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历史作用的分析与评价显然较吉本更为公允、全面、客观、合乎逻辑，更接近于当代宗教文化史研究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所提出的解释模式，标志着后期罗马帝国文化史领域研究中的一次飞跃。
那么，乔治·芬利本人是如何解释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原因的呢？在《希腊史》中，芬利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延缓蛮族入侵的作用，但他重点关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原因乃是财政与税收。芬利指出，大多数希腊民众起初欢迎罗马对本地区的征服———因为罗马早先征收的赋税仅为此前马其顿国王们的一半。在早期阶段，罗马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希腊诸城邦的自治地位。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很快图穷匕见。苏拉麾下的罗马军团给希腊人的财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遭到武力征服后的希腊人丧失了以武力自卫的权利，开始遭受海盗的不断侵扰。被派往希腊地区的罗马官吏们横征暴敛、无恶不作。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制造了希腊社会内部富人（他们可以为自己买来罗马公民权与免税特权）和穷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通过政治手脚获得的特权或垄断权取代了勤勉精神，成为快速敛财的最简便方式。希腊社会的钱财与资本几近枯竭；但少数个人攫取了超过古代帝王水平的巨大财富。希腊人的手工业、商业规模日益萎缩，严重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在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希腊地区的居民逐渐陷入了麻木不仁、耽于安乐的状态。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财政体系的严格化加大了对希腊民众的剥削力度，并增加了元老税与金银税等新名目，将社会成员的职业世代固定化。为了应对普遍存在的民怨沸腾，皇帝们小心翼翼地解除了纳人头税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武装，刻意制造了驻军与当地公民的对立，并开始从奴隶中招募兵源。世人逐渐认识到，财政体系乃是帝国走向衰落的首要原因。帝国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于小股蛮族入侵者造成的破坏，而在于这些入侵对民生的损害往往无法被数目锐减、积贫积弱的民众修复。财库亏空导致帝国在仰仗雇佣兵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增加税收的孤注一掷又进一步加重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只有农民和工匠还能勉强糊口；居民们坐视城墙化为废墟；街道变得冷冷清清；许多公共建筑已毫无用处；水渠无人修缮；城里的交易活动陷入停顿；由于富有、博学的上层阶级已不复存在，下层阶级的地方性偏见成了主导社会的法则。”“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或民族认同的纽带能够将各个阶层团结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与皇帝之间建立联系。唯一的联盟纽带只有无处不在的压迫，因为帝国政府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充实财库的需要。”
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压迫在查士丁尼时代终于突破了帝国体系所能承受的限度。“行省居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观察帝国财库与日俱增的贪得无厌之上，琢磨着如何才能摆脱自己似乎根本无力承担的沉重压迫。土地税和人头税乃是这种压迫的根源。或许没有哪个税种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比它们更为公平合理；但也没有哪种税会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不折不扣地征课着。它们的严酷性与日俱增：尽管这些税种每年对民众积蓄的侵蚀微乎其微，并且帝国之前积累起来的资本足够消耗数百年之久，臣民的全部财富最终还是被帝国国库搜刮殆尽；自由人被迫为了纳税而出卖自己。为了避税的缘故，人们将果园里的作物连根铲除，将建筑拆毁了事。”将富人的财产充公则成了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终极手段。大批公民和他们的子孙被固定在自己的职业或居住地上。拜占庭宫廷的巨大开销又给贫苦民众增加了额外财政负担。这种贪婪成性、不计后果、变本加厉的财政压迫政策最终消灭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积蓄与活力。
沉重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帝国的人口危机和货币贬值。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殖民地政策原本就不利于鼓励人口增长。希腊本地自希腊化时代开始的人口下降趋势长期难以得到扭转。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帝国政府被迫一再实行货币贬值，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陷入贫困与人口下降的困境。罗马、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等超级城市的粮食配给制度也构成了罗马帝国经济体系中的顽疾，造成了消灭资本运营、压制农业与手工业的恶果。乔治·芬利的这些观察和思考不无“古史现代化”的色彩，但也确实在利用18、19世纪产业革命时代的经济生产、管理经验教训重新审视罗马帝国经济现象方面，做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尝试。
乔治·芬利古典文明衰亡说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深入分析罗马帝国内部经济弊端的同时，还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欧亚大陆两端的长途陆上与海上贸易，关注了同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远程贸易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经济命运的深远影响。芬利写道：“印度、巴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或阿拉伯发生的一些变化则通过改变商路的走向，显著地影响了希腊人的繁荣局面和未来命运。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贸易革命使得古希腊被排挤出贸易的主干线，并使得希腊民族在从罗马征服到萨拉森人征服从前属于马其顿帝国的半希腊行省期间经历了巨变。”向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之外的地区移民成了希腊商人对抗帝国税收弊政的重要手段。君士坦丁时代前后，希腊人同黑海北岸、亚美尼亚、印度、阿拉伯、埃塞俄比亚乃至锡兰进行着大规模贸易。他们长期掌握着欧洲商业中最诱人的部分———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但蛮族的入侵消耗了被征服地区的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对东方昂贵商品的需求，从而使得叙利亚、埃及与昔兰尼加的希腊居民在帝国政府的财政勒索下陷入贫困。到了查士丁尼时代，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贫困与凋敝，致使其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但查士丁尼时代开辟的几条新商路和对丝绸贸易的控制也促进了希腊人商业活动的发展，使得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贸易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埃及地区则通过向红海地区的商业民族提供谷物维系着自己的经济地位。在地中海世界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下，犹太人利用自身能够同时跟波斯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做生意的中立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人对外贸易的有力竞争者。乔治·芬利对于古典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对外贸易、以及这种贸易的变迁对希腊族群命运的深刻影响的出色研究，反映了这位19世纪杰出古史学者的开阔眼界，以及将地中海世界自身的整体性、地中海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关系作为关注对象的区域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呼之欲出。
笔者认为，乔治·芬利《希腊史》中对古典文明衰亡原因的解读还具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作者十分重视将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具体案例的启示提炼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并将之同当代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希腊独立战争前后的政治、经济决策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古老的历史经验以一种现实指导与未来预测的意义。笔者将乔治·芬利《希腊史》所采用的、近于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特定历史哲学学说的写法称为一种“历史预言”写作模式。
乔治·芬利在全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总结罗马帝国专制政府的历史教训可以为当下的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供重要教益。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