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经绷紧，就像电线”

▲2010年1月16日，叶甫图申科在莫斯科电影中心举办关于他的纪录片《诗人的命运》的放映会，并为上千观众现场朗诵。诗人、导演达吉雅娜·丹尼丽扬茨说：“大厅里弥漫着苏维埃气息。”（汪剑钊/图）

2017年4月1日傍晚7点30分，85岁的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因心力衰竭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逝世。根据他的遗孀玛丽娅的陈述，叶夫图申科是在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非常安详。

当天，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迅速做出了反应。普京称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标准独特的个性”和“祖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杰出代表”；梅德韦杰夫认为他“能找到通向人们灵魂的钥匙，找到极其准确的词语引发共鸣”；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唁电中称他的辞世标志着“整个时代的结束”。

根据他的遗愿，诗人于4月11日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捷尔金诺，比邻他所崇敬的诗歌导师帕斯捷尔纳克。

在俄罗斯诗歌史上，除了马雅可夫斯基，或许再没有什么诗人比叶夫图申科更具争议性、更具反差的了。他时而被称作“公民诗人”“苏维埃诗歌的代表”“国际诗人”，时而又被斥责为“床笫诗人”“假革命”“反苏分子”，等等。针对诗人的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著名批评家西多罗夫解释：“叶夫图申科现象不仅是单一的文学事实。这是我们时代的现象，是时代的社会进程和矛盾的体现。”

1932年7月18日，叶甫盖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父亲亚历山大·罗道尔夫维奇·冈克努斯是一个地质学家，是生活在波罗的海的德国后裔，博学多才，热爱诗歌，而且擅长背诵。根据诗人的回忆，他父亲培养他的诗歌兴趣时，并不是“条分缕析”地讲解，“而是通过优美的朗诵来讲解，强调诗句的韵律和形象的力量，并且不仅引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而且也引用当代诗人的诗”。他父亲也从事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正是这种氛围培养了小叶甫盖尼的文学兴趣，令他“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人与事全然没有注意”，以至于对父母已经离异的事实也毫不知情。1944年，他随母亲迁居到了莫斯科。母亲济娜依达·叶尔莫拉耶夫娜也是一名地质学家，能歌善舞。为方便起见，她给孩子更改为娘家的姓“叶夫图申科”，同时还改动了出生年月。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的出生时间在有的文章中被标作1933年，而在另外的介绍中则又被认定为1932年的缘由。中学阶段，叶夫图申科的学习并不出色，但他已展露了一定的文学才能。1949年，他在《苏联体育报》上发表了处女作，195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未来侦察员》，并成为苏联作协当时最年轻的会员。1953年，他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57年，因支持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并为之辩护而被学院开除，同时还被开除了共青团员的团籍。

叶夫图申科由出生到成年这个生理成长阶段，恰好是斯大林的权力巅峰期。据说，有一次叶夫图申科给一家刊物投稿，刊登时却发现增加了四行原来没有的歌颂斯大林的诗句。

叶夫图申科的成名过程颇有意思，他几乎同时被当时两家相互对立的重要刊物所接纳。1956年，向来保守的《十月》发表了他的长诗《济马站》。不久，代表自由派的《新世界》刊登了他的组诗《怎样的醒悟将来临》。这无疑是令人瞩目和感到惊奇的，因为两家刊物由于文学趣味和编辑方针的不同曾多次发生过势如水火的争论。后者的理论家鲁宁在文章《争论必须继续》中认为，题材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个人折射”，因此，一首描写从窗前飞过的蝴蝶的诗，也可以成为“文学的事件”，诗人应该“自由地叙述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角落”。对此，《十月》则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这究竟是为什么》，强调“忽视‘大’题材，就会贬低当代生活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题材的意义”。

叶夫图申科似乎完全不受影响，一直在两家刊物上不时地发表作品，给人以“左右逢源”的印象。《济马站》描写的是一名大学生暑假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抒情主人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面对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一方面，那里有“力量、勇气、真理和善”，保留着俄罗斯农村的美丽和纯朴；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庸俗、无聊、闭塞和粗鄙的生活，作者在诗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如横行霸道的农庄主席、没有爱情的夫妇、成日酗酒的酒鬼、没有“青春”的青年，等等。沉思与怀疑贯穿了整部长诗，它因此而招致一部分人的批评，指责他传达了一些不健康的情绪，但另一部分读者则认为，它表明了诗人“积极的生活立场”。

1950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和个人崇拜，同时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叶夫图申科无疑是赞同并应和这样的主张的，在自传《黑籍证》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4年冬天，苏军俘获了一批德国战俘。他们排着长队经过莫斯科的大街，街的两旁站立着无数被战争所伤害过的群众，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或丈夫的妇女。为了预防出现意外，苏军士兵和警察们在两者之间划出了一个隔离带。显然，如果没有这种措施，这些女性极有可能扑上前去，不顾一切地撕碎这些可能亲手杀害了自己亲人的刽子手。那些俘虏也惊恐万分地低头前进，生怕遭到突如其来的报复。这时，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拨开人群，冲进了俘虏的队列。出人意料的是，她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个布包，拿出一块黑面包，塞进一位受伤俘虏的口袋。这个举动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围观者，她们纷纷向前，把面包、香烟递给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诗人在此发出了感叹：“他们不再是敌人，他们重新变成了人……”

在一定程度上，文学也是政治的感应器，不可避免地会烙下时代的印记。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说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重要主题，而吸引我们六十年代人的是最初‘解冻’的岁月。”《解冻》是作家爱伦堡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54年。作品具有浓厚的象征和隐喻色彩，直指当时的俄罗斯现实，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所说：“不，我说的不是气候，一切都要更深刻得多。”“寒冬已经站不住脚了”作为点题之句，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俄罗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作者不再将关注点放在生产问题上，而是更多地将重心落实到伦理道德的冲突上。小说有两条线索，其一是刻画了总工程师索科洛夫斯基与厂长茹拉甫辽夫之间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隐含了当时苏联社会在政治、经济上的“解冻”；其二是叙述了平庸的画家小普霍夫与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萨布罗夫之间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对比性的命运，由此引出了人们对教条主义审美理念的不满和亟欲突破的渴望。

属于“六十年代人”的诗人有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卡扎科娃等。他们是新一代情绪的表达者和代言人，不仅对政治生活的停滞表示拒绝，更难以容忍僵化的文学模式。为此，年轻诗人们一方面横向地吸收西方的文学思潮，学习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另一方面又上承白银时代的传统，接续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的诗脉。其中，叶夫图申科无疑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曾因长诗《妈妈与中子弹》获得1984年的国家文学奖。他的写作既是马雅可夫斯基“大嗓门”的回声，有“时代的心电图”之称，也对帕斯捷尔纳克精湛的艺术性投去了敬意。

这种迎合大众阅读期待的做法，不能不让人想起马雅可夫斯基关于“社会订货”的理论：“最好的诗篇应当是根据第三国际的社会性的订货而写作，而以无产阶级的胜利为目的，用大家能懂得的、新的、有表现力的文字来传达，在一张布置得很好的书桌上写作，用飞机递送到编辑部去。”叶夫图申科在《致一代精英》中写道：

“一代人中的精英呵，

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音。

不会有一个音符走调，

如果我的力量不足，

我就用钢枪来代替号角。”

紧跟时代的脉搏，对生活和现实进行积极的发言，既成就了叶夫图申科的声名，也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其诗歌在介入社会的同时也丧失了一部分审美的意蕴。叶夫图申科的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媚俗”和投机性的作品，让他作为一个“弄潮儿”在潮落之后往往会遭到“海水”的嘲笑。俄罗斯境内外对诗人的负面评价也多半与此有关。在这方面，与他齐名的沃兹涅先斯基似乎表现得比他更加清醒和睿智。

或许是出自父亲的遗传，叶夫图申科具有超常的记忆力和罕见的背诵才能，堪与马雅可夫斯基相媲美，甚至有人断言，哪怕他朗诵一本电话号码簿也能打动听众。据说，仅1961年，他就参加了两百五十多次各种规模的诗歌朗诵会。

2010年1月16日，我曾应邀参加了叶甫图申科在莫斯科的电影中心举办的一个大型活动，除看了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诗人的命运》之外，也听到了他的现场朗诵。大厅里的听众应在千人以上，虽说以中老年人居多。同去的诗人、导演达吉雅娜·丹尼丽扬茨对我说：“大厅里弥漫着苏维埃气息。”当晚，他也将声调的抑扬顿挫拿捏得非常有分寸。这位当时已届77岁高龄的老人真可说是魅力依旧。高莽先生回忆叶甫图申科一个朗诵的细节：“叶夫图申科朗诵时，手的动作较多，特别是手指的动作，眼睛也时而眯缝起来，时而睁得滚圆。更值得注意的是音色，他的音色变化使诗增加了情感频率。”

叶夫图申科还善于表现日常生活的经验。对此，诗人维诺库罗夫曾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认为他“看世界是具体的，立体突出的，可具体触摸的，他用神经末梢感觉世界的物体性……他是个日常生活诗人，他感兴趣的是人们在所有日常的具体生活细节中的存在”。例如，他创作过一首诗《我们在拥挤的电车里晃荡》。

“我们在拥挤的电车里晃荡，

烦心的事儿把我们缠裹，

地铁和琐事吞噬着我们，

冒烟的大嘴又将我们喷出。

在喧哗的街上东蹓西逛，

我们奔走摩肩接踵，

我们的足迹叠在一起，

我们的呼吸相互交融，

我们的呼吸相互交融。”

诗人抓住电车这一特定的场景，描写了为生计而奔波的普通人在现实中的无奈与琐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内在的息息相关。这首诗后来成为电影《办公室的罗曼史》的插曲。

叶夫图申科的抒情才能在他的爱情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曾被视作黄色、颓废的小诗《你悄声细语地问道》中，他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以恋人的问话和白描的手段，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充满了爱和嫉妒的小女人形象。在另一首诗《我爱你比自然更多一些》中，诗人把比喻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步步推进，使读者充分感受到了诗的张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爱你，比自由更多一些——

没有你，自由——也只是监狱。

…………

我爱你，比可能性更多一些，

也比不可能性更多一些。

…………

我爱你，比幸福更多一些。

我爱你，比爱情还更多一些。”

早在1960年代初，叶夫图申科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供内部参考”的小书《及其它》，副标题是“苏联青年诗人诗选”，书中收入了他的《娘子谷》等14首、沃兹涅先斯基的8首和阿赫玛杜琳娜的9首诗。在诗选的作者简介中，有这样的转述：美国反动周刊《星期六评论》称他为‘俄国垮掉的一代的领袖’，法国把他算作他们最时髦的‘新潮派’中的一个，日本称他是‘太阳族’中的一员，而南斯拉夫则说他在苏联诗歌中搞了一场‘政变’。”这种介绍无疑带有时代的印痕，但也说出了部分的事实。这部后来被归为“黄皮书”之一的诗选，在“外国文学”几乎就是“苏联文学”代名词的时代，成了新时期文学尤其是“朦胧诗”一代诗人的启蒙读物。

《娘子谷》是苏联时期政治抒情诗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充溢着一种令人颤栗的悲怆感，获得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共鸣，被谱成了《第十三交响曲》。

“娘子谷”是位于基辅西北郊外的一条大峡谷。在这里10万名苏联犹太人被杀害。根据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描述，“娘子谷的恐怖是无止境的和可憎的”。1941年9月19日，德国纳粹分子占领了基辅，声称要将剩余的犹太人（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迁移和重新安置。这批人排成每百人一个纵队，被驱赶到娘子谷悬崖上，对面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机枪。这些被杀死的、受伤的人们，“跌入谷中并摔得粉碎。然后下一个一百人被带来，剩下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盖世太保抓起小孩的腿把他们活活地扔入谷中……”在以后的数月内，娘子谷就成了犹太人、吉下赛人和战俘们的坟墓。“德国人破坏了峡谷的崖壁，把人们埋葬在厚厚的土堆之中。然而很久以后土堆仍然在动，因为受伤的和将死的犹太人仍然在动。”

叶夫图申科曾去参观娘子谷，目睹大屠杀留下的遗迹，在悲愤之余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受迫害者“德莱福斯”，虽然身上没有犹太人的血液。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并不简单地谴责德国纳粹，而是也对苏联境内的反犹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刻画了在洋葱味和伏特加气息中施暴的那些“下流胚”。他认为，俄罗斯人骨子里有国际主义精神，宽容、仁慈，但那个以虐犹为宗旨的所谓“俄罗斯各民族联盟”却封闭、狭隘、残忍、卑鄙。

自1960年代开始，叶夫图申科便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频繁出访，足迹遍布将近八十个国家。这使他的视野更为开阔，笔触也愈加雄健，但凡一些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尤其是反战与世界和平的问题，都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回应。

1985年10月，叶夫图申科第一次到访中国。在与社科院外文所研究人员的交谈中，他认为在全世界的知识界，如果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思议的，并因此写下一首致中国同行的诗歌，建议为无名的翻译家立一座纪念碑。

2015年11月，叶夫图申科因获第五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再度来到北京，其间，我应评委会之邀，翻译了他提供的五首诗歌和授奖词与答谢词。今天，我重读原文与旧译，发现其中一首《双城》，似乎是诗人为自己一生留下的谶语：

“我，就像一列火车，常年奔波

在是城和否城之间。

我的神经绷紧，就像电线，

在否城和是城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