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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涛（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从成立早期党组织到成为大革命策源地，从华南抗战中流砥柱到掀起新中国建设高潮，从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到新时代继续走在新征程前列，广东一直是引领时代的逐浪者，在党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实践中，也同样留下了鲜明的南粤印记。
从百年前诞生那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在履行历史使命，领导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进程中，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其取得胜利、迈向成功的一把钥匙。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从成立早期党组织到成为大革命策源地，从华南抗战中流砥柱到掀起新中国建设高潮，从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到新时代继续走在新征程前列，百年洪流，广东一直是引领时代的逐浪者，在党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实践中，也同样留下了鲜明的南粤印记。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宝安县实行联产承包制获得大丰收，时任县委书记方苞到田间调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好“三农”问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历史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作为大革命策源地，广东是党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之一。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彭湃就在家乡海陆丰一带利用先进思想来发动新式农民运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掀起农民运动风潮。随着农潮在海陆丰地区突起，南粤大地点燃中国农民运动星星之火。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广东农民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全省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26年5月，全省90多个县中，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达62万余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六成以上。1924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党中央在广州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六届，均由中国共产党党员主持。其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担任所长，面向全国招生，生源来自全国各地，是历届农讲所中规模最大的一届。六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8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毕业后，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如同种子一般，宣传农运理论，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展开。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南粤大地率先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举行了遍布全省、此起彼伏的广东秋收起义。1927年11月，在彭湃领导下，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久，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得以正式形成。同年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彭湃主持制定的《没收土地案》，以法规形式阐述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理由，明确宣布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确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这个议案于1927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上向全党公布，成为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先行之举，被中共中央充分肯定，被誉为中国革命之中“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
此后10多年间，广东农民运动的星火从未熄灭，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从未中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广东党组织坚持在全省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斗争，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这些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为党即将开展的全国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亿万农民的坚定支持，从而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接下来要解决的，无疑是要进一步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课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开创性探索。
根据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目标，广东拉开了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通过三年时间，广东充分结合自身华侨多、工商业发达等实际情况，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全省土改取得伟大成就，一举摧毁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让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农村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此后，广东与全国一起，开展了包括农业在内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大潮在南粤大地蓬勃涌动。1961年3月，中央先后在广州召开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中央局和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人会议（三南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广州会议）。这两次会议聚焦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深入反思了大跃进运动，最终通过了在党的“三农”政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广东各地所开展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大兴调查研究，成为会议所讨论、吸纳的焦点之一。
虽然受到“左”倾思想影响，广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三农”实践出现曲折，但亮点和成就依然不少。比如，清远县洲心公社实施“产量责任制”，诞生了广为人知的“洲心经验”。又如，粤港澳边境地区开展“小额贸易活动”，极大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再如，在全省各地兴起的以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这些为解决温饱问题而从人民群众实践之中所迸发出来的创新举措，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的实践先声和经验之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拉开这一历史序幕的实践起点，则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大包干”改革。农村，再次被历史赋予重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小岗村时所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曲折发展中走出来的中国农村开始加速度发展，在希望的田野上阔步前进，谱写出神州欢腾、万象更新的“春天的故事”。
与小岗村的“大包干”几乎同步，广东是全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
在各级党委的默许、支持下，湛江海康（现在雷州）、河源紫金、中山板芙等地农村的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和改变农村贫困面貌，自发行动起来，冲破禁区，开始自发尝试推行不同形式生产责任制。随着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推开，广东各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深化，开始从单纯的农业领域逐步扩展到农林牧副渔各个领域，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趋势开始逐渐凸显。其间，肇庆高要沙浦公社农民陈志雄更是一举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七上八下”的意识形态束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雇工之争”。这一极大提升农村生产力的创新之举，堪称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此进程中，珠江三角洲农村大力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大批农民“洗脚上田”，短短几年之间，乡镇企业在这里异军突起，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万元户”。富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产生了享誉全球的“广东四小虎”，而且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之一的“珠江模式”，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此后30余年间，从农业产业化到乡村都市化，从开先河的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到开拓性地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从乡村自治独特经验到新农村建设创新举措，从较早探索城乡协调发展到创造性开展“扶贫双到”，广东的“三农”实践和改革由点到面，不断深化，可谓是活力四射，硕果累累。
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广东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农业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其标本效应一点也不亚于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完全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实践中的独特价值和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新时代的发展并驾齐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近10年来，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三农”工作部署要求，在“三农”工作新实践中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围绕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点作出了“广东贡献”，提供了“广东经验”。
一方面，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发展精细农业、建设精美农村、培育精勤农民为主攻方向，推动“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东以创新为动力，不断为产业“赋能”，使得全省农业发展态势前所未有，生机盎然。据报道，通过加快发展“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主要涉农县全覆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140亿元，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9%，全省创建1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60多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基本实现“一县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