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揭牌成立。
2020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报告显示，2019年，法庭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1945件，审结1433件，结案率73.7%，平均审理周期73天。
回顾最高院知产法庭设立一周年，知识产权案件中审理周期长、举证难度大、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得到了哪些改善？
智合邀请了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游闽键、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主任薛琦、广东方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何俊谈谈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周期长、赔偿低、举证难，是知识产权案件的三大难点。尤其在专利案件中，因其本身的技术性及专利授权确权制度等问题，拉长了案件审理周期。但在最高院知产法庭成立一年后，这个情况得到极大改善：报告显示，2019年，最高院知产法庭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73天，比过去大大缩短。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
最高院知产法庭通过筹建专家库、建立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技术调查人才按需流动，进而提升技术查明效率，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此外法庭牵头编写了《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
“除了案件审判周期大大缩短，针对以往知产案件中赔偿金额低、举证困难等痛点问题也有所改善。”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游闽键说，在近日各地法院公布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案件的赔偿金额均有提升，以往权利人“十赔九不足”的情况有所改善。
因为知产案件的客体无形性，知产案件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凸显。尤其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不同细分领域的技术千差万别，要充分理解有较高知识门槛；此外，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交织后，裁定专利的保护范围有较大难度。报告显示，2019年，法庭共审结二审案件1174件。其中，以维持原审裁判方式结案的为731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为280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为71件，调撤率为29.9%，以发改方式结案的为92件，发改率为7.8%。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
在法庭审结的586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中，以发改方式结案的为66件，发改率为11.3%。在法庭审结的142件行政二审案件中，以改判方式结案的为5件，改判率为3.5%。在法庭审结的446件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中，以撤改方式结案的有21件，撤改率为4.7%。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
二审案件发改率7.8%，民事二审实体案件的发改率达到11.3%，均处于较高数值。
“对保护范围和侵权程度理解不同，导致不同地区法院的判断和审判结论有所差别。”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主任薛琦说，“各地方法院的二审案件集中在最高院知产法庭审理，统一不同地区的审判尺度，也因此有较高的改判率。”
最高院知产法庭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统一裁判标准的目标。一年来，法庭通过二审集中管辖的优势，通过个案总结类案经验，打造一批有社会影响力、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价值的标杆案例，推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统一。
“往年最高院也会发表指导性案例，但在设立知产法庭后，其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广东方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何俊表示，各地知产保护水平与当地经济水平息息相关，最高院知产法庭通过“飞跃上诉”制度集中二审、发布典型案例，有助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形成相对统一的裁判标准。
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认为，“裁判尺度统一”应当谨慎。每个案件有诸多的不同因素，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原则统一是有必要的，但同时要实事求是、尊重个案的特征。两个原则相结合，才能取得比较客观的裁判结果。
我国专利制度采用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的二元分立体制：专利民事侵权诉讼在地方法院审判；专利的无效判定在专利复查委员会审理。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分立程序做出不同的权利要求解释，在无效程序中以限缩的保护范围争取获得确权，而在民事侵权诉讼中以扩大的保护范围获得侵权认定中的优势，从而“两头获利”。薛琦谈道，侵权诉讼与无效判定程序并行，还可能导致审理时间冲突、裁决时间拉长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专利无效的裁决结果会直接影响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和侵权诉讼的判决结果。
为此，最高院知产法庭建立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机制，法庭汇总涉及相同专利的民事、行政案件信息，转递至专门受理专利行政诉讼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协调案件审理进程、统一案件裁判标准。
协同审理机制实现权利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两大诉讼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从机制层面解决专利诉讼周期长、权利人就同一专利在不同案件中对权利要求解释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协同审理，将两方案件进行统一裁决，这是最高院知产法院的一大制度创设。”游闽键说。
“协同审理后，无效判定和侵权审判可直接关联，有利于法官快速、准确地做出判断，便于案件推进，也有效地避免了裁判结果冲突或反复的情况出现。”薛琦说。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涌现，知识产权纠纷层出不穷，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新挑战。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也与各地区的经济特点密切相关。上海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业务呈现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国际化程度高的特点。
游闽键谈道，上海的知产争议解决业务呈诉讼、仲裁和调解全方位发展，解决机制多元且公正透明程度高。同时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外资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在知产争议解决案件中，国际纠纷相对较多。接下来，在上海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融合建设的背景下，将为知识产权的证券化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广东是“专利大省”，且新兴领域发展较快。2019年，广东省的发明专利申请量16.39万件，占全国15%；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约为2.47万件，居于全国首位。专利已成为广东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极其重要的创新资源和核心竞争力。
何俊表示，广东省大量的知识产权业务与其省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密切相关，众多知名品牌企业以及名下专利过千件的高新科技创新企业，衍生出大量比较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这也让广东省知识产权业务的司法审判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广东区域近年来发展迅速互联网企业，也促使广东省的律师们较早涉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兴领域。
北京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程度处于全国数一数二的地位，北京律师也自然享有一定的地区优势。
最高院知产法庭的设立也给北京从事知产争议解决业务的律师带来更多的业务优势。不过，“终归还是靠专业。”王正志说，北京律师的业务优势一方面来自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在于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但随着其他地区律师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业务优势上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将是未来趋势。”王正志表示，调解、仲裁、诉讼共同作用将有助于各方建立自身的裁判公信力。此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也呈现愈加明显的综合化趋势，例如涉及知识产权的股东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等，这些案件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交叉，复杂程度不同以往，这也将是知产律师面临的最大挑战。
法院与律师间加强沟通，有助于形成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合力。201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座谈交流。11月，2019年全国律协知产委年会召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出席并做主题发言。作为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主任王正志表示，这对知产律师进一步专业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都具有正面作用。
专业和细致，是何俊经历过最高院知产法庭的一起二审案件后的两点感受。最高院的裁判文书水平较高，对于各方观点给予较充分的回应，有助于律师在个案学习中，更透彻地理解司法裁判规则，同时也便于与当事人解释纠纷处理结果。
“案件集中在最高院二审，将导致跨区域协作更加频繁，促进律师业务专业化、分工细化。”王正志说。现阶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知产案件二审集中在北京或在巡回法院审理，能促进各地律师协作。同时面临北京律师的竞争，其他地区的律师需倒逼自己加强专业化建设。
不同地区间裁判标准统一、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案件审理周期缩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等，过去一年中，知识产权争议解决迎来了诸多正向变化。2019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超过一半的申请量来自亚洲。“短短20年间，中国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200多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感叹道。
在世界创新重心逐步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下，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准备好了吗？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19）》，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2、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