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同时局下情势各异的人质危机，各国见招拆招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实习记者 王自励
随着金正男遇刺事件持续发酵，朝鲜宣布禁止在朝鲜的马来西亚公民出境，马方随后宣布禁止朝鲜驻马使馆人员出境。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朝鲜的做法“形同是将马来西亚公民当作人质”，并指示马国警察总监要防止所有朝鲜籍公民离开马来西亚，直到在朝马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中国外交部就该事件表态称，希望有关方面在国际法框架下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
纵观历史，面对不同时局下情势各异的人质危机，各国见招拆招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美国在军事突破无果后，适时开启谈判模式，终换来事件的圆满解决；1996年秘鲁的武装劫持案中，秘鲁军方暗度陈仓的突围方式，则号称创造了武力营救人质的样板；2007年，韩国政府凭借外交努力从塔利班手中救回人质，却被批评创下了为救人质与恐怖分子妥协的先例。
寻着时间的轨迹，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危机时刻”。
以色列：千里奔袭
在“反劫机”救援的历史上，一个堪称经典的案例就是41年前由以色列特种兵跨越近4000公里、途经5个非洲敌对国家、在不到1小时内完成的“恩德培行动”。在现场指挥这次行动的以色列高级将领，是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哥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Yonatan Netanyahu）。
1976年6月27日，载有248名乘客、12名机组人员的法国航空139次航班从希腊雅典起飞，预定降落于法国巴黎。仅数分钟后，这架航班便遭到恐怖分子劫持，并最终迫降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
4名从雅典登机的劫机者中，2名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分支组织的成员，另2名则来自名为“革命细胞”（Revolutionary Cells）的德国游击队组织。在恩德培机场，又有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加入劫机队伍。
劫机者很快提出条件：他们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德国等5个国家关押的53名囚犯，其中有40名是巴勒斯坦人。
“人阵”是1964年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8个成员之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多次策划类似的劫机行动。乌干达是亲巴勒斯坦的国家，在1972年与以色列断交。时任乌干达总统的伊迪·阿明（Idi Amin）还将该国境内的前以色列大使馆，转赠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据点。
危机当头，以色列政府一面佯装妥协，以稳住恐怖分子、争取营救时间；一面暗地里派出4架C-130运输机和3架战斗机，秘密奔赴千里之外的乌干达执行营救任务。据称，参与此次突袭的除了以色列国防军特种兵之外，还有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的特工。
突击机群着陆后不久，攻坚战便随即打响。经过短暂的交火，106名犹太裔人质中，102人被成功解救并返回以色列；另有3人中弹身亡，1人因病住在乌干达当地的医院。突击队员中，仅指挥作战的内塔尼亚胡中校1人牺牲。此前，劫机者已释放了所有非犹太裔的人质。
“恩德培行动”因其充满风险的长途兵力投送，以及机场上雷霆一般的突击作战，被分析者评价为“教科书式”的经典营救行动。这次事件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轰动，并为巴以冲突中饱受争议的以色列在国际声望上扳回一局。
美国：多管齐下
201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再度让人们开始关注数十年前牵动全球目光的“伊朗人质危机”。这场始于1979年11月4日、结束于1981年1月20日的危机，长达444天，被视为美国与伊朗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标志性事件。
1979年2月，伊朗境内爆发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覆灭，常年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霍梅尼回国，在伊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霍梅尼一贯的反美立场，也逐渐在伊朗社会得到了日益广泛的支持。
当年10月，美国收留了被驱逐出境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在伊朗全国上下引发强烈抗议，也为一场危机埋下了火种。
11月4日，伊朗宗教学生在霍梅尼的支持下占领美国大使馆，将馆内66名美国公民扣押为人质，作为遣返巴列维并收回其王室财产的交换条件。第二天，伊朗政府宣布废除美伊两国1959年签署的安全条约。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立即对伊朗施加经济与外交压力，宣布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冻结伊朗在美资产，将百余名伊朗人驱逐出境，甚至在1980年4月宣布与伊朗断交。
与此同时，卡特授意美国特种部队奔赴伊朗，秘密开展解救人质的武装行动。但这一行动在实施时，却因准备不足、天气突变和飞机故障等多重原因，以失败告终。
武力营救的失败，促使美国在他方斡旋下，转向与伊朗的艰难谈判。而在伊朗方面，巴列维1980年7月去世，使扣押人质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此后，伊朗又与邻国伊拉克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伊双方终于就解决人质问题达成共识。1980年11月，美国做出承诺，不再干涉伊朗内政，归还被冻结的伊朗财产，并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作为回报，伊朗释放全部被押的美国人质。
此前，已有6名美国人从美国使馆成功逃脱，并得到了加拿大和瑞典使馆的庇护。危机全面结束后，他们也安全离开了伊朗。
尽管38年前德黑兰的这场危机并不如电影中那般充满戏剧性，该事件在美国国内及美伊关系上造成的后续影响却十分重大。当年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的美国人质被绑、美国国旗被焚烧等画面，在美国民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造成了美伊之间长期的敌视和相互误解。
就伊朗而言，“人质事件”则是新生的伊斯兰革命政权摆脱美国控制、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此后在每年11月3日至4日，伊朗都要举行“占领美国使馆444天”的庆祝活动。这个节日还被赋予了一个官方名称——“国家抗击全球傲慢日”（National Day of Fighting Against Global Arrogance）。
秘鲁：“地道战”
尽管武力营救人质在历史上时常上演，1997年秘鲁军队解救72名日本使馆人质的突袭行动，却罕见地被评价为结合了军事情报、耐心和专业素养的“接近完美”的作战，堪称现代社会人质营救行动的“样本”。
1996年12月17日晚，日本驻秘鲁大使馆在举行天皇诞辰庆祝活动时，被突然闯入的14名武装分子占领，包括秘鲁政要和各国外交使节在内的500余人被扣押为人质。
这批武装人员来自拉丁美洲恐怖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他们要求秘鲁政府释放在押的460名该组织成员，否则人质将被杀害。
事发后，秘鲁政府立刻出动大量军警，对日本使馆进行严密封控，并派遣狙击手监视馆内的一举一动。同时，秘鲁政府也不断派代表与恐怖分子展开对话，并通过国际社会向其施压，但对其要求坚决不作妥协。
双方对峙过程中，恐怖分子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下，分批释放了数百名人质，最后留有72人被扣。秘鲁政府则通过各种手段搜集使馆内部的情报，积极为武力解救人质做足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秘鲁特种部队自1996年年底起，便开始秘密挖掘数条通向日本大使馆的地下通道。这些地道总共长达170余米，深3米，内有照明、通信等设备，可供军事人员在其中潜伏多天。
1997年4月22日，在时任秘鲁总统的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亲自指挥下，140名从秘鲁陆海空三军中挑选出来的精干队员，经由地道向使馆发起突击。16分钟的激战后，72名被扣人质悉数获救，其中1人在救出后被证实死亡。在交战中，14名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2名突击队员牺牲。
分析者指出，这场历时126天的人质危机之所以能圆满收场，得益于秘鲁政府与恐怖分子沟通时表现出的耐心，以及对突袭行动的充足准备。一些知情人士则在事后向媒体透露，来自美国、以色列等国的反恐技术与经验，也为秘鲁此次的大胆行动提供了借鉴。
俄罗斯：毁誉参半的强攻
车臣问题是长期困扰俄罗斯的一大民族分离主义问题。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通过两次战争控制了绝大部分车臣土地。但这期间，车臣恐怖活动日益频繁，并开始不断在俄境内制造人质事件。
危机接踵而至，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却始终强硬。
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正在上演音乐剧《东北风》。由车臣武装头目莫夫萨尔·巴拉耶夫（Movsar Barayev）率领的一群武装分子突然闯入并占领剧院，将全部900多名观众扣为人质。劫持者冲上舞台，要求俄罗斯立即从车臣撤军。
围困持续了三天。经过谈判后，包括儿童和外国人在内的少数人质获得释放，但由于俄罗斯政府始终不对撤军做出承诺，劫持者开始下达“撕票”的威胁。
10月26日，俄罗斯军方决定采取强攻行动。在行动之前，军方先通过剧院的通风系统向其泵入麻醉气体，随后，特种部队冲进剧院，与全副武装的劫持者爆发激烈枪战。
一个多小时后，特种部队已完全控制了剧院。俄罗斯官方宣布，34名劫持者被当场击毙，67名人质死亡，750名人质获救。然而悲剧并未就此结束：125名被救人质在莫斯科医院不治身亡。
在此次人质事件中，俄罗斯政府立场坚定、行动果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称赞。然而，在作战中使用麻醉气体的做法，还是引起了广泛争论。在获救后最终死亡的人质中，大多数是因为吸入了这种气体而丧生。
据俄罗斯卫生部公布，特种部队释放气体的主要成分是芬太尼，一种医疗辅助使用的快速麻醉剂。俄罗斯军方称，使用麻醉气体是希望能迅速让武装劫持者失去知觉，阻止其杀害人质并炸毁剧院。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遇难人质家属请求谅解。
韩国：与恐怖分子妥协？
2007年8月29日和30日，19名被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扣押的韩国人质历经6周磨难后，最终获释。然而，这场人质危机的解决，却进一步掀起了韩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上对国际营救方法的反思与讨论。
当年7月，23名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及义工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挟持。塔利班先是要求韩国政府立即撤出阿富汗境内的全部200名韩国士兵，后又提出用韩国人质换回塔利班囚犯。
在整个人质危机过程中，塔利班曾先后9次下达最后通牒，并杀害了2名男性人质。
面对塔利班的要求，阿富汗政府一再强调不会释放塔利班囚犯。这种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让塔利班在这一问题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解救被困的同胞，则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外交总动员”。不仅数次向阿富汗派出外交使团，还动员了当地的宗教领袖、官员等一切力量，并请求巴基斯坦等周边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帮助解围。
2007年8月28日，韩国政府代表与塔利班在阿富汗加兹尼市就人质问题举行最后一次面对面谈判，并就释放人质达成了5点协议，包括韩国在2007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不再向阿富汗派遣传教人员、在人质获释之前不对塔利班动武等。此后两天中，19名剩余人质被分批释放。
虽然韩国政府排除万难解决了人质危机，这一事件造成的“后遗症”却仍在发作。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塔利班组织认为此次绑架事件“非常成功”，并宣称之后还会继续对外国人采用这种手段。
韩国媒体的评论则指出，虽然成功营救人质实属不易，但韩国政府选择与塔利班直接谈判的做法打破了国际惯例，为国际社会留下了为救人质与恐怖分子妥协的“先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令韩国声誉受损。
还有媒体怀疑，韩国政府向塔利班支付了“巨额赎金”。对于这一说法，韩国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千皓宣在事后澄清称，韩国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就释放人质达成的协议内容已公布于众，不存在其他任何秘密协议。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韩国人质事件无疑留下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人质劫持者提出令一国难以接受的要求时，该国政府应选择妥协，从而换回人质“生”的希望；还是坚持强硬立场，甚至靠武力攻入？无论各国政府交出怎样的答卷，或许都不容否认，尽力保障人质的安全应作为每场营救行动的首要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