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变迁40年：那些改变的和被改变的

据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回忆，1977年，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

当时他正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妻子，酷热难耐，胡福明难以入睡，索性借着翻阅起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挑语录、找材料，蹲着身子构思一篇一直想写的文章。

爱人出院，文章提纲也写好了。到8月中旬，初稿完成。

之后，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曾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几经修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决定将此文放到头版发表，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进行转载。

胡福明则是在一个早晨与爱人做早饭时，听到中央电台在广播这篇文章，他回忆当时自己“很高兴，酝酿差不多一年的文章终于出来了。”

从1977年9月份寄出，到1978年5月份刊发，一个人的勇气引起一群人的共鸣。“真理大讨论”就此引发，媒体成了这场讨论的发起者。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改革开放，来了。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调让人们的视野开阔，朦胧诗、摇滚乐等流行元素萌动，那是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

与此同时，报纸渐渐回归新闻本位。

学者潘忠党在论文《成名的想象》中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他们受新闻职业理念影响，大胆进行新闻改革实践，也拓宽了新闻从业者构建专业形象和名望的话语空间。

1980年7月，《工人日报》刊发了通讯《“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文章将造成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的重大责任事故揭露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时期“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信息公开、行政问责等的先河”。

根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表述：“‘渤二’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7年之后，《中国青年报》的一组报道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1987年5月14日，大兴安岭林场的火整整烧了一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森林大火，193人葬身火海，5万人流离失所， 10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中青报记者雷收麦、李伟中、叶研和实习生贾永奔赴火场进行报道。

1987年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发生森林火灾。

后来接受中青报采访，叶研回忆，到了当地之后，他们每人买了一块草绿色塑料布，雨天当伞，露宿当铺盖，忘了四个人中的哪一位还补充说，“死了裹尸” 。

临行前，报社国内部副主任杨浪叮嘱他们：“灾难就是灾难，把灾难奏成凯歌，是灾难之上的灾难。要写就写大火映衬下的社会，以及社会背景下的大火。”

当时的实习生贾永，至今仍记得那顶与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住的大帐篷。帐篷里的“住户”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他们4人。

经过30多天的采访，他们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佳作——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3篇整版调查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1987年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红色的警告》。

写稿的那一个多星期，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雷收麦和贾永住在中国青年报社附近3角5分钱一晚的地下室里，总共吃掉了40多袋方便面。据中国青年报2008年的报道，为防止闹肚子，贾永还用5斤粮票，换来一辫子大蒜。

“三色报道”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特别奖。

“记者的感情立场是大众立场、公众的立场。正是这种公众的立场决定了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保护环境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灾难的视角和透析力。”

2017年，“三色报道”刊发30周年后，叶研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如是说。

1992年，88岁高龄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

记者陈锡添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回忆：“小平同志来深圳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所以很多记者都不写了、不采访了。但我觉得他的讲话针对性、指导性太强，决心要报道。如果不报道，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1992年3月26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头版，《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陈锡添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遍海内外。

这篇报道用七个小短篇依序地记录了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日子。

1992年全国两会是在3月末，78岁的陈锡添回忆道，后来报纸送到广东代表团后，各个代表团到广东代表团把报纸抢光了。

这篇文章被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遥相呼应，将坚定改革的讯息传遍世界。

媒体再次在改革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谈话”后2年，也就是1994年4、5月间，作为《四川日报》副总编辑、51岁的席文举受命创办一张城市报纸，他去了全国15家报社作了考察，深受启发。

不久，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破壳而出。“敲门发行学”、“广告代理运营模式”、“办市民生活报”等成了当时办报的热词，席文举说：“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到1999年，全国已经有近30家有相当规模的都市报。如《三湘都市报》期发行量20万份，年广告收入2700万元；《燕赵都市报》期发 行量35万份，年广告收入2000万元；《大河报》期发行量46万份，年广告收入6800万元；《华西都市报》期发行量高达52万份、年广告收入达1.3 亿元。

在报业的风起云涌的同时，中国的银屏也在同时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93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决定将一套节目将开播时间调整到了7点，准备安排一档反映社会热点的节目。筹备栏目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他将栏目取名为《新太阳60分》。

后来按照要求，这个栏目改名为《东方时空》，于当年5月1日开播。7月，陈氓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诞生。

这句话成了一个时代的金句。

《东方时空》成了90年代一大批人的集体记忆：起床后，照耀着晨光，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餐，听着《东方时空》晨曲。这之前，中国人很少早上看电视。

当年《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大家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新闻改革的实验正是从这里开始。敬一丹、崔永元、白岩松、柴静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新闻人也在《东方时空》留下他们的影像。

白岩松，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白岩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半开玩笑说，“我们这帮‘歪瓜裂枣’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就是因为没有比较对象。” 但这不就是改革的意义吗？“沙漠中见到仙人掌，都觉得是绿色植物，迅速接受，所以被宽容地成长”。

《东方时空》孵化的子栏目《焦点访谈》更是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

《焦点访谈》的经典logo

《焦点访谈》开播于1994年4月1日，把矛头对准社会失范行为，提倡短兵相接、立竿见影。

那时，许多群众遇到不平事无法解决，就会给《焦点访谈》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数千份观众来信。美国《纽约时报》曾以赞扬的文字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三亿人”的电视栏目。

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敬一丹在《我遇到你》一书中曾记录了当时的视察的情况：

在大家的注目中，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所有的目光和镜头都聚焦在题辞上。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你们现在还看《焦点访谈》吗?” 2015年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敬一丹问台下的同学，没等台下反应，她低声道，“你们都看《我是歌手》和《非诚勿扰》去了吧。”

5年前，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场讲座上，敬一丹问了同样的问题。台下没有人举手。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

2018年岁末，这句在1999年春晚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里台词，以“鬼畜歌曲”的形式火爆网络，取名《念诗之王》。

开办于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贡献了众多像“改革春风”一样的流行语，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原来由春晚哺育的全民流行语，悄然转变成了网络语言反哺春晚语言类节目。

人们对于春晚的“打开方式”，也从观赏变为了网络吐槽。

舆论场变了。

2009年，新浪微博横空出世。它以社交互动、碎片化、即时性为特征，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的定义，人人都能发声。

社交媒体众多突发新闻事件中展现自己的强大力量，素未相识的人通过微博紧紧联系在一起，信息配上手机拍摄的图片，实时更新事件最新动向。普通人，不再是新闻的旁观者，而是事件的亲历者与参与人。

同年，腾讯张小龙团队的“微信”悄然上线，它与“微博”一起，让媒体“飞入寻常百姓家”。自媒体成为普通人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

如今，微博用户突破3亿，微信用户突破10亿，打开手机“刷”新闻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我们走过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又走入社交媒体掀起的“微时代”。

2014年邱兵还在澎湃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中，怀念让人恋恋不舍的文字时代。

而转眼到了16年，手机等终端日新月异，4G技术早已普及，通讯资费下调。邱兵不再留恋文字，转向了一个全新领域——短视频。

这次转身，更像一场重生。传统媒体人开始接纳与拥抱技术。

短小精悍的新闻视频用现场感、新鲜感和互动感赢得了年轻一代“视觉动物”的青睐。

短视频成为媒体人打造优质新闻的革新力量。据Quest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2018半年大报告》，截至今年6月，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为7267亿分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1%，新闻视频在各个平台端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

以《新京报》“我们视频”为例，2018年8月，其在腾讯平台上的单月播放量超过10亿，秒拍数据超过34亿，月生产量达2500条，几乎覆盖了全部社会热点新闻。

“我们视频”的发展，也从侧面体现了新闻短视频的时代真的来临了。

40年前我们还用铅与火印刷报纸，挤在一个屋子里看电视。没有人会想到，40年后，人工智能技术给中国带来了第一位“AI主播”；机器人开始写新闻；无人机技术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取景框与叙事框；算法让我们的新闻阅读更加个性化……

正如著名传播学学者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技术引起传播介质的变革，媒介形式的变革改变着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这些科技改变了潮水流动的方向，未来的5G、8K、区块链、物联网技术也已以不可撼动之势来袭。

大势已至，未来已来。

从197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开始，改革开放已走过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