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那种“人精”或“社会油子”，年轻一辈（比如90后00后）大多其实并不感冒，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老一辈健康健全的多的社会，于是就根本而言，他们总会更健康一些——而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总会本能地反感那种人精，因为那种人身上没有真实——他们连自己都不喜欢，又如何被别人喜欢呢？
但在老一辈那里（比如5060后），这个逻辑却完全相反。他们那几代人大多都从心底佩服那种“会搞关系”“会来事儿”“人脉广”的人。所以一方面，倘若自己的孩子不是那种人精，他们会极为焦虑，极为害怕自己的孩子以后“在社会上吃亏”，于是不断地鞭策自己的孩子，希望他可以成为那种八面玲珑的人——至少也要对社会礼仪轻车熟路；但假如孩子实在不是这块料，那他就应该找个与世无争的办公室老老实实待着，好好的从20多岁就开始安度晚年；而另一方面，这种焦虑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判断，他们会认为一个不是“人精”的人做任何事都会是难以成功的。
于是，当三观不稳的巨婴们来向家长寻求情感支持的时候，得到的大多是否认——于是恶性循环，他们便更难坚持自己。
那么话说回来，老一辈人为何如此重视“关系”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那就是在自我觉知力不高的绝大多数人那里，一切的三观都是由生活阅历所决定的。所以，要理解老一辈人重视关系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设身处地的去思考一下父辈年轻时那个时代的特点。
本文也不是为了写他们，所以从最粗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有三个。
第一，就是那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这个不用讳言大家也都承认，而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时，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社会分工的不明显——也就是说，在那样一个低水平的社会中，只有工人农民医生士兵等极少数的一些分工，但人的需求又是多样的。于是，当我有了某个需求，而社会又无法通过明码标价来提供那个服务的时候，那我能依靠的便只有去讨好那些能提供服务的人。
听着感觉有点儿抽象？其实眼前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你想搬家，但社会上根本就没有搬家公司怎么办？你工作忙又想照顾父母，但没有家政公司怎么办？
于是，你便只好和七大姑八大姨亲戚邻里朋友故旧都维护好关系，因为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谁，不是么？
第二，在社会分工极低的前提下，那又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能和权力沾上哪怕一点儿的边儿，就能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这点就不用我多说了——即便是一个卖猪肉的，都可以给自己的“关系户”多割上那么一点儿肉——而权力是什么？说到底，权力就是张科长李处长赵局长，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于是，老一辈人孜孜以求的“人脉”其实就是权力之脉，特权之脉，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那一代人的人生经验之中，没有攀上人脉的后果就是赤裸裸的吃亏受欺负——没有关系的知青就是回不了城，没有关系的人就是得不到提拔，不是关系户的我买猪肉时就是被缺斤少两。
“新中国人人平等，不许挑肥拣瘦。”服务员如是说。
明白那种对关系的渴望了吧？
第三，体制的问题还体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单位和领导，那是一个个人流动几近不可能的时代——别说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即便是因公出差，异地住宿都需要单位的介绍信——这一方面在他们心中印刻了对“外面的世界”深深的恐惧，也就是肖申克救赎中的那个名词“体制化”，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的固化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牢牢的“熟人社会”。
当一个人一生的交往就是周围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朋友，以及单位里那些早已看了几十年的老同事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不去重视关系？毕竟关系搞不好的话，这一恶心可就是一辈子啊！
说的有点儿多了，总之，“时间的伟力”不会放过任何人，在以上三点的常年熏陶下，我们的父辈便只好去做各种违心的事儿，只为了能储备更多的“人脉”，同时为孩子的“不适应社会”而不断的担忧焦虑，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越落后，这个现象就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