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我不是杀人犯》——刑法谦抑性原则背后的司法温度

2000年，法国消防员樊尚驾驶的汽车冲到了一辆卡车之下，他被送到了急救中心抢救。经过九个月的昏迷，他才第一次有了细微的表情。之后又经过了六个月的恢复治疗，樊尚的一根拇指才能有意识地活动。

双目失明、不能发声，甚至无法自主进食，樊尚仅靠这根唯一能动的手指，与整个世界维系着沟通。一个曾经年轻的灵魂，就这样被困在了自己的躯体之中，无法逃脱，持续三年之久。

樊尚的母亲玛丽·安贝尔并没有放弃，三年中她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为他那渺茫的康复希望而坚持着。也恰恰是因为她的坚持，才第一个发现儿子用那根拇指在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

樊尚表达着自己希望主动离开这个世界的态度和决心。一开始这个意愿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但他一次次地坚持着，最终取得了母亲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法国法律并不支持安乐死，樊尚和母亲只能在争取死亡权的道路上，孤军奋战着。母子俩向报纸和电视台等媒体呼吁，给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写信，甚至樊尚还以唯一能表达思想的拇指为笔，写下并出版了一本书——《我请求你给我死亡的权利》，来争取自己的死亡权。

在经历过无数次的奔走呼吁、争取支持、接受采访之后，法律依旧如坚固的水泥块，丝毫不会为个案有所松动。总统希拉克也回信，表达了虽同情但无能为力的态度。

安贝尔绝望地说：“如果全法国没有人肯帮助我的儿子，那么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2003年9月24日，她亲手向儿子的喂食胃管中注射了巴比妥酸剂。这是一个无比痛苦且辛酸的决定：身为母亲，本来为自己的儿子赋予了生命，但她现在却要亲手将儿子的生命剥夺。

由于安贝尔事先就向媒体宣告了这个行动，所以被注射药物的樊尚，很快被主治医生紧急送到了抢救室。而负责抢救樊尚的，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肖索依医生。

当时肖索依医生和他的家人，都知道这个已经为争取自己的死亡权而呼吁了几个月的小伙子樊尚，也为他的不幸遭遇及面临的法律困境深表同情。

但此时的肖索依，还不忘自己急救医生的职责，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要把樊尚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肖索依指挥助手，一边通过输液注入阻止血压降低的药物，一边给陷入昏迷的樊尚上了插管，使他可以借助呼吸机来维持呼吸。

樊尚被抢救回来了。但他守在一旁的母亲安贝尔，显得是那么精疲力尽又无比孤单。她冒着万人指责和身陷囹圄的风险，去做一件令她痛苦万分却又必须去做的事情，但还是失败了。因为医院同时报了警，并通知了检察官，安贝尔很快便被五个警察逮捕了。

虽然自认为抢救行为没错，但当面临樊尚与母亲的遭遇时，肖索依还是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设备的升级，越来越多曾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被抢救了回来。但同时，这些重症病人却又无力恢复健康，只能长期困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同时被拖入深渊的，还有病人的亲人和家庭。

樊尚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为这起案件，肖索依开始深切思考樊尚母子所遭遇的法律困境，也开始重新审视医生的职责与边界，并最终在两天后，做出了一个极富勇气的决定。

作为负责救治樊尚的主治医生，肖索依召集了所有相关医护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鉴于樊尚无法自主呼吸的现状，他建议对樊尚的积极治疗加以限制。

所有医生护士都明白这句医疗专业术语的意义，但也都从专业角度同意肖索依的意见。因为在医学上，这就是对樊尚最适合的做法。

极富勇气的肖索依，代替樊尚的母亲安贝尔和那些明知会发生什么、但就不愿有所作为的人，做出了这件事：撤掉了樊尚的体外呼吸机。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但这一举动，很快便令肖索依惹来了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犯罪指控：经过法医鉴定和检察官调查，认为肖索依医生涉嫌谋杀罪。

检察官认为，肖索依事前召开过专业会议，可以认定为有预谋；而为了减轻樊尚被撤掉呼吸机后因窒息产生的痛苦，肖索依为他注射的氰化钠针剂，则是造成樊尚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个调查结果和指控理由，令肖索依感到震惊与愤怒，同时也深深地感到无力。法国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医生有权利接受任何人想要死亡的决定。”面对樊尚母子的长期呼吁请求，甚至当母亲安贝尔发出自己动手的宣告时，法国政府与法律都无所作为。但一旦有人实施行动，检察官又会立刻以谋杀罪来展开预审。这种以刑事法律来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单一手段的陈旧司法理念，恰恰是这起悲剧的肇因之一。

随着肖索依医生遭到起诉，法国医疗各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声援活动，而社会各界同样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樊尚去世一年多之后，经过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部分议员的提议，法国议会两院终于在2005年通过了名为“雷奥内蒂法”的《病患权利与生命末期相关法》。该法允许医生以集体和议的形式做出决定，以“限制或终止无用、不符合比例或仅以延长生命为目标的治疗”，但依旧不允许积极协助的形式实施安乐死。

由于案情争议巨大，对肖索依和安贝尔的诉讼程序一直拖延着。直到2006年，检察官才终于撤销了对于二人的谋杀指控。

在本文所述的这起刑事案件中，法国社会各界对于安乐死的长期争议与复杂态度，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背景。生与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究竟谁有权力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又该如何对待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现实？

作为一名司法者，我们不能将目光只投射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上，将刑事法律视为管理社会的唯一手段，还要有能力感受到法律背后，那复杂社会发展脉络所构建的意义与价值。

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谦抑性，该原则一是要求刑事法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应需保持基本的谨慎与克制；二是要求即便在适用刑法时，也要考虑到案件背后那复杂的成因和社会背景，法官应克制“重刑主义”的冲动，更不可机械办案。

之所以谦抑性是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因为刑法是整个社会法律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制裁也最为严厉。因关乎被告人的自由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的剥夺，所以不能不对其持有慎重与敬畏之心。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的发展，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层出不穷。当法官在处理案件中面对违法与犯罪、此罪与彼罪、轻刑与重刑的模糊地带时，若继续抱有“尽量适用刑法来规制社会”的理念，将不能适应刑事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终屏障的工具机能和社会机能的要求。

近年来，一些个案之所以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就是因为案件最初的裁判结果，与民众内心朴素的正义观、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作为同行，我相信，这些案件最初的承办法官，一定是在严格地适用法律、并将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在做最为严密地匹配。但遗憾的是，在这类案件中，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与贯彻。

法官在理性适用法律的同时，理应包含司法的温度。唯有如此，法官方能从个案中体察出案件中的酌定情节并合理适用，最终使刑事法律与公众正义感实现最大程度的契合。

唯此，才能真正体现刑事法律的根本性质，实现刑事法律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