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战争中的萨摩藩之藩士
文︱李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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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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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治维新一再被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这场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政治变革与今日的距离就显得并不遥远。单就这场变革近于专有的表记方式，即“维新”二字来看，人们也有理由关注它——在原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或“改革”。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 詹森自问道：“这个从十九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8页）
。对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几乎在理解自身历史时不可或缺——作为近代以来竞争、效仿、敌对、合作对象的日本，作为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日关系的这种状况也会激发读者去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剑桥日本史》
不过，单纯地这样提问会让人感到茫然无措。这种状况与历史叙述这一人们的行为自身有关。一方面，为了认识已然消逝的历史，人们容易驾轻就熟地用当下似乎不言自明的观念加以评断。另一方面，出于天性与社会性使然，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将一种意义赋予历史，以便维持一种属于人类的生活。问题在于，这种当下的行为往往是当下历史意识与党派史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代痕迹过于突兀。显然，历史无法简单还原为当下的历史，即一种由当下的语义所刻画的历史。
如同“维新”二字给我们带来的语义上的困惑一样，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幕末时期东西交涉时一个显见的障碍正是语言自身。比如，美国海军佩里将军率舰队于1853年及翌年造访东京时，要借助多名译员（其中包括有名的在华传教士卫三畏以及广东人罗森）的日语、英语、汉语和荷兰语之间复杂的转换，才能完成交流
（三谷博：《黑船来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1页）
。这种障碍有时会引发灾难。事实上，开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中英《南京条约》两种语言间的重大歧义有直接关联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三联书店，2011年，113-115页）
。如果借助当下历史意识与观念，历史现场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摩擦与纷争，很容易被简化为“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行为。倘若穿透了当下历史意识的浓雾，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真相”往往并非如此。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上述关于语言的事例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相反揭示历史真相的机制自身：人们为理解历史而每一次造就的概念与观念，在揭示了一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真相不相上下的另外一种“事实”。在理解明治维新历史的过程中，“文明”、“阶级”、“封建”、“帝国”、“民族”、“现代化”等人们熟知的用语，都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 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一书，今日人们之所以将其誉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展现了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不过，当作者将中日两国应对变局的模式进行比较时，其结论的迷人程度就与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为他对历史“意义”的渴望导致了他的盲目。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在重新认知明治维新时，有必要首先依据“维新”在当时的语义，亦即今日被称为古典的语义上来理解。众所周知，人们通常将“维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并大体上用其指称“变法”。不过，无论是“维新”还是“变法”，其语义首先依赖于儒家经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观念，而非纯然法律或行政上的“变革”。二者分属于不同的意义世界。
因此，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对历史意义的渴望既然都是一种人类的事实，那么我们就要坦然面对并原谅曾经主导人们观念的浮浅与虚妄。曾经规定了人们历史意识的各种物质主义与进步主义观念，如同历史的风一样既然已渐消停，尘埃渐至落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必要透过这些观念尚未湮灭的遗迹，探寻人类生活中更为恒久不变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秩序生发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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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时势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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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
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或者，与其说本书是历史著作，不如说它是古典的历史剧本——面对如此富有戏剧感与临场感的描述，读者难免会心潮澎湃，甚至击节赞叹。无需说，“剧本”这一比拟说法并非言其虚构，而是言其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言其画面所呈现出的某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教育。
简单地说，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自我表达——作者公正地对待了所有的人。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另一方面，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关白鹰司政通、九条尚中，公卿三条实美、侍从岩仓俱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他们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这些人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同样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处置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还踩在床上大声抗议，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
（15页）
。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这种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物的判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民熟识的形象可谓全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联书店，2009年）
中，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
（新星出版社，2015年）
中，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
（《剑桥日本史（第五卷）》，316页）
。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比如说，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从而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不难想象——他们为日本的当国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
对于由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历史剧的剧情，作者借助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提前进行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倍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
（第1页）
——屈辱与忧国，这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英雄、“恶棍”与时势共同造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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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剑气与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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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看到“志士”二字，通过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其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叙述中，鲜少有像这两个字一样让今人感到隔膜的说法。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这两个字似乎也满腹狐疑。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当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
（《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2页）
《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原委，其说法则多有遁词：“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
（《明治维新》，217页）
。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现场的真实情境，因为这些“志士”是随后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
同样，詹森对这个坚持“尊王攘夷”的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他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
（《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300页）
这几句说法接近历史真相，因而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