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金融的现实问题？
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时间进入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要抓好八大重点任务，这其中，金融领域而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提上议事日程；
“两会”期间，我国强化反垄断监管信号亦密集释放；
如此，其将怎样影响行业及经济发展？
“我们在定义垄断的时候，或需要考虑什么是判断垄断最好的标准，特别是在平台经济领域。”与经济观察报对话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如是说。
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GDP目标为6%以上，目标背后意欲何为？2019年黄益平接受本报采访时，就坦言“不必过度紧张”，并表示“最头疼的事是经济要转型，但金融没跟上”；近两年过去，转型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协调得怎么样了？包括疫情亦在催化、助推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那么，就数字金融创新来说，其趋势如何？有何痛点？
按照黄益平的话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在全世界走在了前面，诸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线上投资和央行数字货币等。
而打开中国经济与金融迷局的钥匙或许就藏在——“市场机制的相对有效与活跃”之中。黄益平称其是“保证经济创新的重要原因”，驶入监管“无人之境”、日趋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的中国经济需要在“正大于负，还是负大于正”的快择中，校准市场化运行方向，继续推进改革……
经济观察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GDP增长目标6%以上，您如何预判今年的宏观形势？这一年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益平：今年的增长形势肯定比去年好，今年的GDP增速确定在6%以上，与市场预期相比相对比较保守。这可能是因为决策者将更多的关注点从增长的数量转向增长的质量，但同时也说明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还面临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的恢复和国外的一些政策调整，疫情如果总是动荡不安，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影响。另外，如果疫情很快被控制住，其它国家的经济很快复苏，对我们也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因为去年我们的出口出乎意料的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它国家没有生产。如果他们将来都有能力生产了，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些分流，总之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政策角度来说，如果一些主要国家的央行开始调整货币政策——现在看来今年可能性不太大，但总体上它是一个风险。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今年经济增长到底面临怎样的环境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其次，经济复苏也有国内因素，去年经济复苏强劲；但并不平衡。比如，出口与生产很强，投资与消费一般，而且其有所分化：如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投资非常强，但制造业投资弱。消费中，疫情过后高收入家庭的开支较强劲，但低收入家庭的开支较疲软，这些都意味着经济持续复苏，还有不少困难。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想要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黄益平：
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表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客观地说，增长模式要转变，它跟发展水平有关，与绝对总量关系不大；我们过去靠要素投入型，现在要靠创新驱动型。其差异在于：创新变得很重要，过去几年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现在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我们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12,600美金，这个世界银行定的高收入经济门槛应指日可待。前年就超1万美元，估计就在今明两年之间。但高收入之后，还有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题。
而且，我们越来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也就意味着对创新的依赖度，或创新质量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
至于100万亿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冲击，可能会让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日趋强大。正面或在于大家意识到中国市场将越来越大，会更加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负面来看，又会认为中国对其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也可能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困难，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100万亿元这个数字本身并不重要。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经济要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匹配怎样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及宏观政策？
黄益平：
宏观政策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这是最重要的。但从金融角度来说，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大方向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支持金融创新，因为过去那套金融体系支持要素投入型的、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粗放式增长没有问题，但在支持创新方面有点力所不及，需要创新，而创新有这几方面：
要多发展资本市场，一般来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及在支持创新方面的能力会超过传统金融如银行，所以要多发展直接融资，多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但同时，银行的比重还会很大，银行本身也要创新，它过去支持的那些大基建项目，支持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项目，总体上，产品与管理也好，市场也罢，风险相对较低，但现在做创新支持融资时，它也需要创新，学会如何控制风险，如何支持融资创新，像很多商业银行的创新其实不少，如科技银行、投贷联动跟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等等。
还有就是国内数字金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最突出的是大型新科技公司，其一方面用平台吸收用户，同时积累大数据，另外，再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这样就解决了过去银行很难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痛点，因为它做不了风控，找不到这些企业，而大科技平台能做到。
另外一个模式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即数字供应链金融，其业务形态就是在供应链里头把“数字金融”嵌进去，因为每家企业多少都与生产或供应过程相关，通过关联信息来控制风险、评估信用风险的效果很不错。
客观而言，2016年至2020年的普惠金融这5年发展很快；但数字金融领域，2016年的5年计划中甚至都没提到数字普惠金融，而后来的事情主要都发生在该领域，所以金融本身业务需要创新。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让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有两点：一是公平竞争，能否对民营国有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给它们提供融资支持；可能现在还做不到所谓的中性原则，但要慢慢往所有制中性的方向走。
另外，是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当然，为中小微企业给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没问题。但需要做到两点：知道怎么控制风险、融资成本要能够覆盖风险；中小型企业风险比较大，融资成本就应高一些。而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是否过于着急？如不断让金融机构把融资成本压下去，但它是否可持续值得商榷。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我们的经济与金融协调得怎么样？
黄益平：
这两年金融一直在改变，尤其是数字金融创新，它在全世界都算做得比较好的；包括资本市场也在变化，比如推行注册制等制度改革。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九字方针特别到位。如果它真的落地，相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会有飞跃性的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金融改革三条任务，头条就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三条目前看依然任重道远……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政策协调肯定有改善，2017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银监会、保监会合并，同时增强央行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改善监管政策协调的重要举措。但政策协调需要调整机构，更需要从工作机制上着手。现在在金融领域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监管框架建立起来了，许多监管的规则、方法也都有了，但一些领域的金融风险并没有被管住。所以下一步还需要一场比较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让监管部门专注监管目标，有责、有权。
经济观察报：您曾说，中国的问题一直是经济转型产业的升级换代，即中等收入困境，现在还是这样吗？短中期来看，您认为我们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黄益平：
我觉得，一定意义上都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创新定义得比较宽泛一些，甚至可以认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也是创新驱动。比如，农民不在地里干活，开始办工厂，也是创新活动……但到中等收入以后，对产品质量和技术的要求就变得越来越高——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就此而言，它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现在我们日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对创新的质量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过去低成本优势越来越不成为竞争优势。将来只能拼实力，意味着主要拼产品的竞争力，拼产品技术含量，拼创新能力……应该说，类似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拼实力的话，您觉得我们可以过关吗？或者说，其实我们还要如履薄冰的去自我检视，包括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3月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442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4%，为史上最高，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黄益平：
能否“过关”是极具挑战的一件事情，个人持谨慎乐观态度。
当然，资源配置来说，增加研发经费也是种“应变”，是因为意识到我们创新之“短板”，所以要增加投入。
放眼来看，中国经济，如长三角、珠三角在全球危机以后，尤其是2011年以后，其经济都遭遇了困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成本优势丧失，劳动力短缺。要知道，这两个三角洲原来一大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难以为继，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整。但现在来看，它们都已经跨越难关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我个人觉得，关键点是其市场机制相对有效与相对活跃，这两条是保证经济创新的重要原因，这从现在国内各界都关注的南北差异中也能看出端倪。
经济观察报：“南北差异”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
具体的南北经济差距能找到很多的原因，比如，要素禀赋、经济结构、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市场是否在有效运作？企业家是否很活跃？这两点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作用在于，如果往前推进或往背后退一步看，它其实是政府怎么对待市场的问题。
为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市场经济比较有效，它们各有传统优势，但客观上政府未把什么都给管死，它仍很活跃——企业家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起到很多辅助帮衬的作用；换言之，机制能“转”过来，而企业也就“活”了，即便它面对全球危机以后的那种非常痛苦之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