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之后：不死的中道政治，对抗黑暗的希望 | 欧罗万象·德国

本文转载自9月26日的澎湃新闻。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文中图片出自网络。

在去年的美国大选和今年的英国大选后，许多人认为温和的政治已经彻底死去。剑走偏锋的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得六成选票，温和的卡西奇却只赢下了自己身为州长的俄亥俄州。这个极端的民粹主义者进驻白宫后，民主党的反应却并不是寻求温和的路线。恰恰相反，以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呼吁民主党要抛弃从1990年代以来的温和路线，进一步向左转。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民主党的失败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没有真正激发左翼和年轻人的投票热情。

这个结论似乎是正确的。六月份的英国大选中，18-24岁年轻人的投票率高达55%，比两年前的大选上涨了16%，这部分年轻人的支持是工党取得意料之外的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时间，科尔宾热席卷民主党，许多民主党内左派都强调一个真正的左翼领袖动员年轻人的能力才是民主党取胜的关键。在美国，共和党中的中间路线者卡西奇、麦凯恩等人被愤怒的右翼骂作叛徒，甚至有共和党官员公开诅咒得了脑瘤的麦凯恩病情加重迅速去世，以帮助共和党全面废除奥巴马医改。而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布克、凯恩、麦考利夫等人则被认为是蓝皮红心的共和党，是向“新古典自由主义”卑躬屈膝的妥协派分子。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激进的左翼和右翼似乎在同时崛起，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在他们口中，这个共同的敌人时常变换名字。他们有的时候是毫不作为的“政坛建制派”，有的时候是政治界的污泥（以至于要“drain the swamp”），有的时候则被统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精英”（Neo-liberal Globalist）。在拙文“马克隆与‘新进步主义’：机遇与风险”中，我曾经指出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各自反对开放的经济政策或者开放的身份认同。于是，政坛中的温和主义者成为了最理想的靶子。难民潮、经济不景气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加剧了对这些主导政坛的政治家们的不满。特朗普当选了总统，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得到了40%的选票，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成为第一大政党，法国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共同获得了超过四成选票……一时间，“中间道路”似乎已经死了——毕竟，就连中间道路的提倡者吉登斯都在这一波激进主义兴起的浪潮中发出了这样的喟叹。

但是，马克龙在法国当选总统，并以绝对优势胜出。戴维·卡梅伦和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非但不是意识形态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保守主义者，反而标榜自己注重社会公正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身份”，并在2013年主导推动了英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此次大选中，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只有13%，默克尔将开始自己的第四个任期。温和的马蒂奥·伦齐重新成为意大利民主党党首，这个中左翼政党正在追赶自己与五星运动的差距。中间道路似乎不但没有死去，反而体现着新的生机。如果要认真分析后冷战时期政坛的变化，和“中间路线”是否成功的话题，似乎必须从中道路线的由来开始。

当地时间2017年9月24日，德国柏林，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今日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丈夫约阿希姆·绍尔前往投票站参加投票。 视觉中国 图

1970年代以前，欧洲的社会党沿袭了其出自第二国际的传统，虽然拒绝采取革命斗争的方式，但依然强调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公有制经济。至少，要通过高比例的国有经济、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70年代的经济崩溃和1980年代的“滞涨”使得这一路线失去了吸引力和正当性，而新古典综合派为首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则加速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进程。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可能反对经济学工具的客观性——在他们看来，即便是一种工具性的研究方法也固有其意识形态属性，隐藏的知识-权力可以通过貌似中立的形式支配社会，但从主流的意义上讲，计划经济的模式宣告失败。当然，与撒切尔、里根等将新古典当做意识形态鼓吹的人的理解方式不同，新古典从来不反对合理的监管和国有经济。对于自然垄断和公共品服务行业，国有化是最理想的模式。而对于具有严重外部性的领域，诸如污染企业、金融企业，监管是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必须。这里固然可以讨论一种完全将生产、经济和消费数学化的方式是不是某种工具理性的独裁和支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实证意义上，新古典在经济学中取得了统治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市场经济和市场规律成为了理论上（新古典成为主流经济学）和实践上（欧美滞涨与苏联崩溃）的唯一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里根主义统治了1980年代的欧美。但是两个人却将市场经济、减税和私有化当作了一种意识形态教条，而不是一种提高经济增长的工具。高负债、“涓滴经济学”下贫富差距的扩大让许多选民对新古典自由主义失望，而对于来自左边的在野党来说，重回计划经济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以克林顿-布莱尔为首的温和左派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这种设想也被称为“中道路线”。

新古典主义给出的是经济研究的一套范式框架，而并不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新古典大师弗里德曼反而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这样大胆的设想——这种激进的观念无关左右，而是效率最高的一种福利方式。新古典框架只是告诉决策者，哪些领域应当监管，哪些领域应当交由市场决定，却并不意味着要永远私有化、减税甚至停止再分配。无论初始分配如何，竞争市场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总是可以导向帕累托最优，而税收的增减则是增长激励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之间的取舍而已。因此，尊重市场规律，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公正的理想。寻求效率更高的福利方案、提高经济效率、接受市场经济的逻辑、同时保持规范性层面上对公正的追求——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设想，也是左翼普遍温和化的基本模式。撒切尔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改革削减政府雇员，而布莱尔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则侧重于增加行政效率，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二者的目的是不同的。

然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却被部分传统左翼视作是对左翼政党的背叛。无论是英国的布莱尔还是德国的施罗德都实施了大胆的改革计划，却导致了工会的激烈反对。工会领导人和老左派视这些中间道路者为叛徒，德国左翼领袖拉方丹出走建立左翼党，并与东德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法国社会党激进派领袖梅朗雄也选择了另建左翼阵线。在这些激进主义者的眼中，中间道路的这批社民党人无异于叛徒。“布莱切尔”（对布莱尔追随“撒切尔路线”的讽刺）“DINO”（democrat in name only，用以讽刺温和民主党人）在他们看来是让左翼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2000年戈尔因弗州五百余票痛失白宫，2010年工党败选，2002年法国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在第一轮惨遭淘汰，2005年施罗德的雄辩和个人魅力也不再能拯救德国社民党，似乎走了第三道路的左翼政党都遭遇了失败。

但是，当这些中道路线的领袖刚刚站出来领导他们在撒切尔-里根年代惊慌失措的党派时，他们曾被誉为带来改革的领袖。他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往往留下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基础——那么，他们真的失败了么？

德国大选是一个良好的例子。施罗德的改革后，社民党分裂败选，默克尔从那时起担任总理至今。然而，在今年的德国大选中，许多选民对默克尔和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之间的辩论感到无趣之极——原因无他，两个党之间的纲领太过相似了。社民党同样注重经济增长，而基民盟则表达了其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的一贯关注。一个德国政治评论家的话说得很好：“你是一个社民党支持者，默克尔政府十二年来做了所有你想要的事情，从失业保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给社民党投票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三道路的倡导者并不是让左翼政党白白失败——且不论许多左翼政党并没有面临实质性的失败——很多温和的左翼政治家带动了右翼政党的温和化，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政治。经济领域、甚至社会文化领域，双方都分享了大量共同的观点，仅仅是在许多细节上有所差别。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原理可以解释这一状况：对于每一个有志于执政的主流政党来说，尽可能向中值靠拢是最优解。当然，现实政治中这一现象并非总是出现，这和选举制度以及选民的偏好可能并非单峰有关。但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常识性规律，温和派更容易吸引较多选票、尤其是至关重要的中间选民，却是成立的。

撒切尔-里根主义引发了对不负责任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和疯狂的私有化的不满，于是许多右翼政党面对中道路线左派的攻击几乎是一败涂地。克林顿是唯一赢下了白人女性的民主党人，而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在1997年的英国议会几乎取得了接近2/3的多数。面对压力的右翼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一个选择：不断向中间靠拢，使自己的政策温和化。社会文化层面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一股浪潮，而基本的社会福利也是选民们的一条底线。当左翼激进到坚持计划经济时，经济因素迫使许多选民支持右派政党。但当左翼开始接纳市场经济的概念，并且在规范性上温和地强调社会正义时，右翼政党就只能在福利和社会文化议题上向左靠拢。

于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呼之欲出，小布什为谋求第一个任期所主打的正是这一招牌——把自己和原教旨的里根主义区别开来，从而使得自己和戈尔的纲领差异缩小，再加上戈尔主打环保的纲领实在无法引起俄亥俄这类工业州选民的兴趣，共和党才得以在2000年重新拿回白宫。英国工党的十三年执政和德国社民党的七年执政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选民的疲劳，再加上传统左翼的分裂和不满，导致左翼政党在英德失败。但值得注意的是，戈登·布朗的个人魅力远逊布莱尔，而真正导致新工党败选的原因是陷入泥潭的伊拉克战争，年轻的卡梅伦更是从英国保守党注重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的传统出发，标榜自己是“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e），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并且大幅削减了保守党纲领中撒切尔主义的成分，才勉强获得胜利。至于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和基本盘一直就落后于基民盟，但2005年施罗德败选的那次选举中，社民党和基民盟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如果加上分裂出去的左翼党，左派得票是多于传统右翼基民盟的——这也足见施罗德的中道政治吸引了大量的中间选民。更何况，默克尔选择了“施规默随”，社民党之所以频频失败，是因为默克尔“走社民党的路，让社民党无路可走”。在今年的大选中，本应是社民党票仓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年轻人支持基民盟比例均高于社民党，也可见一斑。

然而，美国2016年的选举和英国2017年的选举似乎表明了另外一种情况，而且法国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得票占比竟然超过了四成，似乎中道政治并不会必然导向一个温和的政治模式？这就有必要看到选举制度对政治极化的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单一选区胜者全得制，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选举都意味着只能有两个党存在，而包含初选制的两党本身就导致党内意识形态激进分子影响力过大，设置大范围的政党初选的国家都有利于党内的强硬派——在美国，川普和克鲁兹遥遥领先，在法国，社会党的激进派阿蒙战胜了温和派瓦尔斯，共和党的强硬派菲永战胜了温和派朱佩。而选举制度更会加剧这一点——在两党制国家中，左翼政党的基本盘不得不包含激进左派，而右翼政党的基本盘也不得不包括激进右翼。但在比例代表制或混合代表制产生的多党制或2+n政党模式的国家中，真正的意识形态激进分子可以选择参加激进政党，从而避免了将主流政党拉扯入进一步极化的风险——试想，如果勒庞参加的是共和党初选，法国共和党将会右倾到什么程度？如果梅朗雄参加了社会党初选，对社会党来同样有左倾的压力。因此，当讨论美国的政治极化时，必须看到特殊的选举制度和初选制度的影响。林垚老师曾撰文指出，正是扼杀了温和派党外挑战激进派机会的选票列名法、政党初选制和单一选区胜者全得制的选举制度，共同引发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当讨论中道路线的成败时，不能忽视这一重要背景。

至于英国，则忽视了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和脱欧这两个重要现象产生的独立影响。2015年米利班德的新工党本有机会挑战保守党，两者普选票得票差距也并不巨大，可苏格兰民族党横扫工党传统票仓苏格兰，扼杀了工党的反攻机会。而2017年的选举中，梅强硬的脱欧思路导致了她是激进右派的错觉——事实上，梅在2013年投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曾经是有疑虑的留欧派，与卡梅伦同属“一国保守主义”这一注重社会公正的党内派别，而她2017年的竞选纲领更是被人吐槽称与2015年米利班德的纲领几乎没有差别。至于工党方面，则是其开放初选制度导致激进派左翼选民把科尔宾投成了党首，而关于脱欧等关键议题使得许多选民为了共同市场的存留采用了“策略性投票”的方式，配合英国单一选区头名制的特点，导致了自由民主党等小党支持率的进一步下滑，而工党则因此崛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崛起与科尔宾的激进路线有关——事实上，有不少选举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工党领袖是温和左翼（soft-left）的代表、现任伦敦市长、民望甚高的萨迪克·汗的话，现在英国早已不是悬浮议会——汗将会成为英国首相领导脱欧谈判。英国的2017大选，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极化。

至于法国，许多人因为极左梅朗雄和极右勒庞的崛起而大惊小怪，却忽视了法国共产党这个真正的极左翼政党曾经得票率高达20%，而勒庞的国民阵线从来就有着10%以上的基本盘。在激进左翼传统浓厚的法国，梅朗雄已经是相对不那么“激进”的左派了。从大的趋势来看，法国政坛的极化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夸张。

左翼的衰退是另一个招致批评的领域，但只要看到强势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背景下，左翼看到了中间选民的机会，因此往往是主动采取温和化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激进左翼从中分裂，而右翼政党则往往是回应性的采取温和化态度，因此减缓了极右翼向外分裂的速度，从而在基本盘上获得了优势，在多党政治中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右翼的分裂不会到来。不仅仅像AfD这样的极端政党的崛起，即便是在CDU-CSU的联盟之中，CSU也对过于温和的默克尔颇有微词。强硬右派和温和化右翼决裂之日，就是中左派能够抓住机会之时。

德国大选已然尘埃落定，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社盟和舒尔茨的社民党得票率之和仅有55%。也就是说，有接近一半的德国选民没有选择这两个主要政党。除了极右翼的选择党崛起以外，三个各种侧重的小党：自民党（侧重经济自由主义）、绿党（侧重环保议题）和左翼党（老左翼）得票率之和超过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