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杂志》丨头衔、奖章、绶带与大英帝国的荣典制度

图为本文作者托比亚斯·哈珀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1919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爵士（Sir Rabindranath Tagore）写信给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要求归还英国王室（the British Crown）四年前授予自己的爵位。泰戈尔试图放弃爵位是出于对阿姆利则惨案（the Amritsar massacre）的回应。在这一惨案中，英国帝国军队屠杀了数百名和平示威的印度人。英属印度媒体第一时间封锁有关该事件的消息，继而又赞扬指挥官戴尔将军（General Dyer）的行动，这种方式令泰戈尔尤其反感。在给切姆斯福德的信中，泰戈尔写道， “此刻，荣誉勋章使我们的羞耻在不和谐的屈辱语境中格外刺眼。对我而言，我希望被剥夺一切特殊的荣誉并站在我的国民身边，他们因所谓的无关紧要而遭受非人的待遇。”

切姆斯福德和伦敦的官员们拒绝接受泰戈尔退还爵士头衔的要求。他们表示，爵士头衔是为泰戈尔文学上的贡献而颁，与政治无关，因此泰戈尔不能用其表达政治立场。不管是否愿意，他都必须保留爵位。直到他在1941年去世，英国官员仍叫他“拉宾德拉纳特爵士”。对他们而言，当谈及印度帝国的政治时，一个因其诗歌而闻名于世的人甚至不能被准许决定自己的称谓。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aeon.co/essays/the-shame-of-sir-british-honours-and-decolonisation

尽管未能摆脱爵士头衔，泰戈尔的姿态却吸引了世界的关注。 官员们拒绝其要求的部分原因便在于，他们害怕其中颠覆性的政治信息及其对英国当局的损害。 然而为时已晚。泰戈尔致切姆斯福德的信被公开，并被印度多家报纸重印。在信中，泰戈尔将“荣誉勋章”与羞耻相提并论，并将谦逊提升到比殊荣更高的地位。 泰戈尔暗示，英属印度的荣誉与头衔一文不值，因为它们通过高人一等地拉拢英雄而强调了印度的耻辱。在英帝国眼中，他保持“拉宾德拉纳特爵士”身份的事实令人尴尬。印度民族主义者后来用爵位指责泰戈尔，但他们也同意英国的荣誉无法与印度的耻辱相分离。

泰戈尔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在19世纪初，英国荣誉制度——一整套骑士、头衔、奖章与其他奖项的复杂勋章——仅仅认可少数精英。然而，其范围从19世纪中期起便扩大了。英国政府设置了多个新的骑士勋章，并对既有奖项进行了调整，从而显著地强化了荣誉制度。 最后设置且地位最高的一个新勋章是大英帝国勋章（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其于1917年被创立，用以表彰一战期间的志愿兵役。由于这种扩张，英国荣誉制度到20世纪中期已经遍及英国与世界。它波及的英国人与帝国臣民较之一个世纪前大大增多。它席卷整个帝国，发展到将男女共同容纳其中的地步，既适用于中产阶级，也适用于为国家提供更多形式服务的人们。帝国的生命已近尾声，但它却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途径去授予更多人荣誉。

官方标准、实践与规则统领着英国荣誉制度。规则被用于识别荣誉并承认（与设定）接受者的社会地位。例如， 大英帝国勋章有五个等级：员佐勋章（Member）、官佐勋章（Officer）、司令勋章（Commander）、爵级司令勋章（Knight/Dame），以及爵级大十字勋章（Knight/Dame Grand Cross）。 其设计者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用一个军事方面的例子解释了等级与荣誉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名海军元帅跳船救下国王，那么他将获得大十字勋章；如果一名海军中尉从深海中救出君主，那么他将获得最低等级的勋章。”根据荣誉分配等级“或许更合乎逻辑”，但荣誉等级与社会等级相符才是常理。在庞森比看来，该制度是有秩序、顺服性、区别化的，是一份由上而下赠与大英帝国人民的礼物。它并不意在挑战帝国内部的根本社会秩序，而是意在强化它。

庞森比希望通过纳入更多人来加大该制度的普及度。但他未能完全如愿：该制度越扩大，人们就越关注其本身及其所代表的等级与对服务的认可。英国人与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其他前殖民地的人们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它，而是就该制度及其意义展开了讨论。对于这种讨论的积极参与和关注表明，在整个20世纪，英国荣誉制度对英国本土及整个大英帝国的政治与社会越来越重要，而非相反。随着去殖民化对该制度两个传统支柱（即顺从与等级）的改变，荣誉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之相关的问题。

英国政府“为使你服从其意志而通过授予头衔贿赂你”，从而收买印度人的忠诚

与此同时，现代英国社会的许多核心机制，例如君主政体、政治家、文官制、贵族制、文化精英与军事力量都已经与在荣誉制度中获得了深厚的资本利益。它的扩张建立在这一传统之上，却又与该传统相冲突。 庞森比希望制度的扩张能使更多人关心荣誉等级制度。精英批评家攻击英国荣誉制度，称其将人们归入错误的类型。例如，一名作家嘲讽“将头衔授予音乐厅歌曲的作者”之举为“荒谬”。无论他们对于鼓舞战时士气的贡献有多大，骑士头衔也与他们的阶级与类别不符。

英国王室将荣誉用作在帝国内划分阶级与吸引当地精英的方式。王室尤其在南亚颁布荣誉勋章，将其授予印度土邦的傀儡统治者。从19世纪中期起，荣誉的扩张开始将更多中产阶级精英纳入其中。然而，在20世纪前半叶，越来越多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选择脱离荣誉制度。这是一份声明，宣告拒绝英属印度政府的头衔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对于帝国的顺从与忠诚。

在1919年，即泰戈尔试图退还其爵位的那一年，M. K. 甘地（M K Gandhi）写道，与大英帝国实行“不合作”（non-cooperation）的第一阶段就是“放弃头衔与荣誉地位”。英国政府“为使你服从其意志而通过授予头衔、奖章与绶带贿赂你”，承诺在你接受英国制度后给你地位与经济利益，从而收买印度人的忠诚。甘地是20世纪政治象征意义的大师之一。他明白废除英国社会区分制度意味着向脱离帝国统治迈进了一步。大英帝国荣誉的象征意义非常重要。它强化了顺服的等级性关系，这种关系用缺乏实质价值的肤浅认可收买了印度人对帝国“意志”的认同。

不合作运动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激进的英国批评家们对遵守分配地位以换取忠诚的荣誉制度持有相似的想法。在《三个基尼金币》（Three Guineas）（1938）一书中，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将此前一个世纪荣誉制度的扩张当作一种扭转性别刻板印象的方式。她指出， 英国男性精英热爱制服与奖章。它们是当权集团的“粉墨胭脂”。男人渴望这些外在的象征，正如女人被鼓励追求时尚。伍尔夫表示，珍视外在超过内在美德与价值的正是男性（父权制），而非女性或其他人。荣誉制度将荣誉最肤浅的形式加以戏剧化。想要建立有着新的性别与权力关系的世界的女性（和男性）需要去别处寻求认可、地位与尊重。

然而，尽管泰戈尔、甘地和伍尔夫等批评家试图拒绝荣誉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许多其他人则乐意被纳入其中，表明他们的利益与服务或许会使他们获准进入精英阶层。当印度民族主义者们反对该制度之时，印度王室家族成员及其大臣们则加倍努力以融入该制度。 许多王子积极追求越来越高的头衔与荣誉，有时甚至不惜违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米尔·奥斯曼·阿里·汗（Mir Osman Ali Khan），海德拉巴（Hyderabad）的最后一位尼扎姆（Nizam），最为富裕的印度王子之一，在整个40年代一直游说英国人以为自己、侍臣及家人求取更多荣誉。尽管根据规定，通过游说求取荣誉是不被允许的；但英国人表示了默许，因为（如一位尼扎姆的大臣所言）他们“不确定战后英属印度哪种局面会占优，因此渴望拥有一个心满意足的海德拉巴来应对各种形势。”

荣誉的意义在1946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及其他民族主义者与英国官员们的辩论中被推向前台，该辩论围绕英国荣誉与头衔在独立印度的命运展开。自爱尔兰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于1922年诞生起，其便完全抵制英国荣誉制度，从而为印度提供了先例。现在，在印度独立之际，英国官员们想要继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使用荣誉制度，以培植和强化新生国家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尼赫鲁拒绝满足英国继续在印实行荣誉制度的愿望。他指出， 继续使用英国头衔（及其所表示的等级制度）会损害独立印度的主权。

困惑于尼赫鲁的态度，英国官员们对其公开表示谴责。印度倒数第二位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致信其下属，表示自己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荣誉制度，甚至在权力交接后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仍是政府手中的有效工具”。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新政府拒绝英国人授予其公民荣誉

韦瓦尔的下属表示同意。比哈尔（Bihar）的长官斯里·克里希纳·辛哈（Sri Krishna Sinha）反对管理监狱的印度官员获得其可能得到的荣誉，因为该官员“仍是文明世界抛弃已久的理念的信徒”。但当地的英国官员写信给总督，表示辛哈的反对应该被忽视。他写道，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对于“最值得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以狭隘的政治观点为导向。辛哈是一名国大党政治家，活跃于独立运动。他的朋友与盟友在被提名获奖者的监狱中受苦。辛哈知道他们被囚的状况。对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维持自己与狱卒及那些过去数十年内一直虐待民族主义者的警察之间的同盟，并希望这能使他们对独立后的印度施加一些影响。英国人意在将荣誉授予那些常常激烈反对印度民族主义与独立的人。

最后，英国人被迫接受了不再使用英国头衔与荣誉的独立印度与巴基斯坦。授予不愿加入新共和国的印度王子及英国公务员的荣誉持续到了1948年，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新政府拒绝英国授予其公民荣誉。就像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勋章（the Irish Order of Saint Patrick）一样，印度帝国勋章（the Order of the Indian Empire）与印度之星勋章（the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都正式“休眠”了。

甘地、伍尔夫、泰戈尔、尼赫鲁和英国后来的批评家及帝国的其他部分都认同荣誉用微薄的回报换取对于英国王室代价高昂的服从与忠诚。但英国本身没有见证任何反对荣誉象征意义的甘地主义革命。 对于印度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言显而易见且至关重要的事物并没有进入英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英国公众对荣誉制度的象征意义更习惯且更包容。对于英国社会的边缘群体而言，被纳入顺服性的荣誉等级制度并得到其承认几乎比任何事物都更有价值。荣誉的仪式化呈现同样有着直接而持久的吸引力：来自首相的信，泰晤士报（The Times）上的公告，奖章，以及荣誉授予仪式上见到女王的机会，这些无一不是吸引力十足。

英国见证的并非甘地主义革命，而是个人性质的反叛与丑闻。一则这样的丑闻发生在1965年，当时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政府授予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四名成员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约十二名勋章持有者退还了奖章以示抗议。因英勇而受到表彰的海岸警卫队队员乔治·里德（George Read）写道，他对甲壳虫乐队成员的受勋感到“反感”，并且考虑退回自己的奖章。C. V. 赫恩（C V Hearn）是一名因抗击意大利强盗而获得大英帝国员佐勋章的警察，他告诉《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女王“得到了错误的建议”，“我被告知自己获得勋章是因为勇敢，但嘲讽一群聒噪的青少年并在银行里拥有百万英镑并没有什么勇敢可言。”

获得荣誉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在乎还有哪些人获得

四年后，甲壳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John Lennon）也归还了他的奖章，以对“英国卷入尼日利亚内战、在越战中支持美国、《冷火鸡》（Cold Turkey）在排行榜中下滑”表示抗议。他放弃奖章的声明被广泛报道，但是又一次，政府没有正式撤销其荣誉。当列侬在1980年遇刺时，他仍像其他甲壳虫乐队成员那样被官方视为大英帝国员佐勋章持有者，正如泰戈尔直到去世都被英国人视作“拉宾德拉纳特爵士”。

约翰·列侬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因为退还的奖章作为对荣誉的拒绝不被英国王室接受，“这一姿态就是无意义的”，荣誉研究专家伊万·德·拉·贝尔（Ivan de la Bere）在回应1965年的反甲壳虫抗议时写道。这也是对英国官员们的回应，他们在几十年前忽视泰戈尔退还爵位的请求，而后又对印度新政府坚持英国制度退出印度感到困惑。泰戈尔、列侬和其他反殖民主义（以及反甲壳虫乐队）的抗议者们以全然不同的方式理解国家荣誉。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姿态充满了意义。事实上， 正是它们使荣誉制度在去殖民化社会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持久性意义。对于印度而言确实是如此，在这里英国头衔留下了污名。但另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沿用英国制度的某些方面也是事实，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在这些国家，英国制度留下的遗产在有关国家认同、殖民主义、与英关系的辩论中纠缠不清。大众在英国荣誉与头衔的意义及价值问题上意见分化。

获得荣誉的人们越多，他们就越在乎还有哪些人获得。他们想要知道自己或自己的英雄所获得的荣誉是怎样反映在他们与邻居、帝国中的其他人以及国家和帝国机制的关系之中。更多荣誉被更广泛地授予意味着更多公众利益。这可能意味着对于制度的欢迎或排斥。 民族解放运动希望摆脱帝国的顺服性等级制度。但荣誉和等级制度直到帝国灭亡仍然存在，甚至在英国和一些前殖民地有所扩散。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将公民从英国等级制度与对英国的忠诚中解脱出来被证明是一个比民族主义者们的预期更为困难与持久的问题。印度共和国的最高平民荣誉巴拉特·拉特纳奖（the Bharat Ratna）自从在1954年诞生以来便一直颇具争议。

2004年，在伦敦出生的尼日利亚裔英国艺术家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接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因为“它是你所能想到我最不可能做的事情”。他的姿态是一种重塑，而非拒绝。作为一位处理帝国历史与后殖民时期非洲文化认同模糊性的国际艺术家， 修尼巴尔发现，较之放弃荣誉，接受它并将其用于提醒观众帝国遗产的存在要更加有用。他和另一些人赋予了后殖民世界的勋章以新的象征意义。帝国几乎消失殆尽，但大英帝国的勋章仍以颇具意义的方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