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到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里提出来的。
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
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怎么应对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因为未来不确定。
“中国人偏向于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1月出版）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
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这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当然，作者以为当下的欧洲更糟糕，它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当真起来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小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
“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自从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10%的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
根据是什么呢？
“老一辈的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那就是“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不过是个另类而已。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我都回答“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去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
第一次是到以色列，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
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它的总人口虽然只有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它还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的这套本事？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
一是人家的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角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
二是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我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在他小时候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他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另一场精彩分享的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他介绍的是研发“铁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6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三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
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贺的礼花！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和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