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校园中的恐吓与暴力

妖魔化我们的对手, 不把他们视为同我们一样的人, 我们也就放弃了和平解决分歧的可能, 以他们为靶子的暴力遂为正义之举。

——纳尔逊·曼德拉

2017 年2 月1 日, 伯克利加州大学爆发了暴力事件。当晚, 米洛·雅诺波鲁斯要来学校发表演讲, 估计约有1500名抗议者将原定的报告厅围了个水泄不通。雅诺波鲁斯是个英国籍的年轻人, 同性恋, 政治上支持特朗普, 此前曾担任“布赖特巴特新闻网” 编辑, 这网站是“新右翼” (alt-right)运动的主要喉舌, 在此前一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声名鹊起。2016 年夏, 雅诺波鲁斯在“推特” 上被禁言, 网站认为他违反了“推特” 的政策, “煽动或者参与以他人为靶子的辱骂或骚扰”。雅诺波鲁斯是个老练的煽动者——挑起愤怒,接着又用这怒火来羞辱对手, 实现他的目标, 这年轻人可谓是一个挑衅艺术的大师。

抗议者的目标是要把演讲搅黄。其中许多人, 来自当地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团体, 他们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 或“反法行动” (Antifa)。根据伯克利校方官方宣布,在所有抗议者中, 只有约150 人参加了随后的“打砸抢” 等暴力行为——推倒了一台照明发电机；将商用烟花射入教学楼,且以之为武器攻击警察；砸毁自动提款机；放火；拆掉路障；用卸下来的栏杆还有球棒打碎窗户；向警察掷石头；投掷燃烧瓶。将大学以及周边城镇的财产破坏加在一起, 经济上的损失超过了50 万美元,但再看看抗议者的暴力行径, 他们是如何对前来参加演讲的学生以及社会人士拳脚相向的, 结果更令人齿冷。

一个男子, 因为举着写有“第一修正案保护每个人” 的标语, 迎面就挨了一拳, 满脸是血。抗议者拳头和棍棒相加, 很多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看现场所录的视频,一位棒球帽上写着“让比特币再度伟大起来” 的红色字样的年轻女子, 告诉一名记者: “我想着, 人到现场, 就是对立场的一种表达, 我以为抗议者也是这么想的。对那些非暴力的抗议者, 我满怀敬意, 我认为这非常难得。” 话音刚落,她刚转过身, 摄像机却拍到这样一幕: 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冲着她的脸, 狂喷胡椒粉。

所谓“反法” 的抗议者蒙着面, 身着黑衣, 用旗杆殴打一名女子和她的丈夫, 当时夫妻俩被堵在金属栏杆前, 无处躲藏。这位女子名叫卡特里娜·雷德尔海默, 被人用棍子猛击头部, 而她的丈夫约翰·詹宁斯, 伤在太阳穴上, 流血不止。紧接着, 暴徒们拿出催泪剂, 对着这对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位朋友一阵猛喷, 迷住了他们的眼睛。当友人大声呼救时, 抗议者对他们又是一阵狠揍, 用棍子对准头部就打, 直到有旁观者把这些受害人拖过路障。与此同时, 五六名暴徒把詹宁斯拖到几英尺外, 在那里拳打脚踢, 当旁观者将袭击者从他身上拉开时, 詹宁斯早已失去了知觉。据雷德尔海默所说, 警察这时已经躲进了一幢大楼, 摆好了路障, 拒绝人们入内——她之所以知道警察躲起来了, 是因为当时有人想把她带进楼里, 用清水冲洗眼睛, 没想到警察却不让她们进。其时, 普拉纳夫·詹德拉, 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记者, 自称是“温和的自由派”, 用他的手机记录着事态的激化, 被发现后, 他马上就遭遇到抗议暴徒的袭击, 上来就要夺走他的手机。詹德拉在前面跑, 他们就在后头追, 追上后冲头就是拳打脚踢, 拿着棍子打他, 叫他“新纳粹分子”。

暴徒得逞了。演讲只得取消。警方发布了“就地避难”的校园封锁令,护送雅诺波鲁斯到了一个秘密的安全地点。

这场大学里的血案, 就发生在特朗普就职总统10 日后。全国局势紧张不安, 总统的就职演说, 连同第一批的总统执法令(其中就有对7 个伊斯兰国家的访美者关闭边境),并没有使人心安定下来。故此, 当一位力挺特朗普的煽动分子要来演讲时, 伯克利的学生和居民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但仅凭这一事实, 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头脑僵化, 心智封闭, 惧怕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观点。然而纵使如此, 我们仍有必要去细致观察伯克利加州大学在2 月1 日的这场暴乱, 因为它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演讲者动辄会在大学校园引发冲突, 事态愈演愈烈。伯克利事件及其余波, 可谓是开启了一个更危险的新时代。自此后, 越来越多的左翼学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面对他们感到“可恨” 的言论, 做出暴力的回应经常就是正当的。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右翼学生也发现, 邀请煽动分子到大学来演讲, 由此挑动起左翼同学的情绪, 何乐不为!

有些事发后的初期报道声称, 那些蒙面“黑衫” 的暴力抗议队伍, 并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 而是外来的激进暴徒。我们现在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到底有多少伯克利学生动了手, 因为校方并没有对这场校园内的暴乱进行公开调查, 以确定这些黑衫抗议者到底姓甚名谁。有一位伯克利学校的职员在社交媒体上夸夸其谈, 声称自己教训了一番詹宁斯——甚至贴出了一张照片, 詹宁斯失去知觉, 昏倒在地——也有几位伯克利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动了手。一位学生曾在专栏文章中写到自己加入“反法行动”, 他是这样解释“黑衫队战术” 的: 蒙面, 穿黑衣, 戴黑色手套, 在行动当晚是用来“保护行动队内的队员身份”。他在文中断言: “隐藏在那些头巾和黑T 恤后面的, 是你在伯克利的同学的脸。”

事后, 伯克利校方没有公开惩戒在当晚骚乱中使用暴力打砸抢的学生, 连一名都没有——即便是有些学生公开承认参与了暴乱, 学校也没给出个说法；而警方在当晚只逮捕了一名现场参与者, 罪名还是“未能驱散”。这些事实看起来使抗议者学会了重要的一课: 暴力管用。不出所料, 在伯克利事件后, 当保守派名人大卫·霍洛维茨、安·库尔特和本·夏皮罗收到来自大学的演讲邀请后, “反法行动” 的活跃分子就释放出暴力威胁的信号, 且无一未取得成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米洛暴乱”, 当即成为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焦点, 不仅因为其暴力的规模, 还在于这场暴乱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忘记, 伯克利校园, 可是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端之地。回到1964 年, 当时左翼学生为权利而斗争, 主张他们有为了政治事业而呼吁的权利, 有听到有争议之政治演讲的权利, 伯克利的学生马里奥·萨维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称言论自由“代表了人之为人所必需的尊严”。在此前一年的夏天, 萨维奥曾参加密西西比州的民权运动, 看到他们非暴力策略所具有的力量, 他深受启发, 返校后就开始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正是这一活动, 导致他开始同大学当局发生冲突, 于是其斗志昂扬地行动起来, 争取言论自由。也正因此, 到了2017 年, 又是伯克利的学生发出抗议, 要叫停演讲——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打砸抢, 这事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很反讽。尤其让人感到不安的, 还有伯克利学生用来为其暴力行径做辩护的方法。

暴乱发生数日后, 《日报加州》,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重要的学生报纸, 策划了“以暴力作自卫” (VIOLENCE ASSELF-DEFENSE) 的头版专题, 组织了5 篇专栏文章。其中每一篇, 都少不了三大谬误的例子, 也示范了我们在第2 章所讲过的认知错误。

其中一篇文章, 题名为《当你谴责抗议者时, 你就是在纵容仇恨言论》, 以下是该文的选段:

打眼一看, 这作者在文中所犯的认知错误可谓是一览无余。最明显的, 要数小题大做: 要是雅诺波鲁斯真有机会大放厥词, 我们这方面就会有“残损的尸体”, 我也可能会失去“生存下去的权利”。正是因此, 暴力才是有理的, 因为它是自我防卫。此外, 作者还犯了非此即彼的思维错误: 如果你谴责我方的暴力, 那就等于你放纵雅诺波鲁斯的观点。你必须要“选边站”。不同我们携手, 就是与我们为敌。生活是发生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斗争, 要是你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那你当然就是恶人那一边的。

其余四篇看起来所见略同, 作者主张身体暴力是正当的,因为暴力乃是叫停演讲的合理方式。文中的认知错误比比皆是。有些作者效法奥威尔, 对常见的英文词汇做修辞性的变义处理。比如, 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要是对方理直气壮地认为你的命不值钱, 现在要求你同这些人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这样的要求就是暴力行径。”

在此, 有必要补充一点背景。数周前, 在另一所大学, 雅诺波鲁斯放出了一名变性妇女的照片, 指名道姓, 极尽嘲讽。而在伯克利事件发生之前, 校园内已经流言四起: 雅诺波鲁斯打算在讲座中指认某些伯克利学生的非法移民身份。他否认了这一指控, 且抗议者对此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 更何况, 若这确实是他的本意, 那么搅黄他在大学里的演讲, 也未必就能让他收手。(非要泄露这些非法移民学生的名字, 那他可以轻易地在网上散布这些信息。) 但即便如此, 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 为什么他们认为呼吁同雅诺波鲁斯进行和平对话, 是对牛弹琴, 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在我们目前恶劣的政治氛围下, 担心他的一些话会伤害到无辜者——导致对他们的网络骚扰甚至人身伤害, 也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的想法。

但问题在于, 若是要求和平之对话都成为暴力的, 那么“暴力” 这个词在某些学生眼中看来就有了新意。我们此前谈过概念渗透, 现在又有了新的例子。就在过去短短数年间,“暴力” 一词, 在大学校园内, 连同校园以外的某些激进政治群体那里, 都发生了词意的扩延, 大量的非暴力行为被包含在内, 比如演讲, 激进的政治派系时常断言, 某些演讲会对受保护的身份群体造成负面冲击。

在安全主义的文化还没到来时, “暴力” 一词就是指身体的暴力。这个词会在隐喻中出现(比如“我强烈反对”), 要是给我们一个句子, “应当减少因非暴力行为而判处的监禁”,我们十之八九, 也包括那些宣称大学演讲构成暴力的人士, 都不会产生什么理解困难。但问题是, 现在既然某些学生、教授和行动派开始贴标签, 将对手的言论视为暴力, 他们就给自己颁发了许可证, 大搞由意识形态所驱动的身体暴力。其合理根据, 如伯克利专题系列的一篇文章所言, 可以做如是解释: 当身体上的暴力举动, 是为了搅黄那些被认为可憎的言论时, 就“不是暴力的行为”, 准确地说, 是“自我防卫之举”。

这在许多大学中可不是什么惊人之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在2017 年的一项研究, 当被问道, 为了阻止某位讲者发表演讲, 使用暴力有时候是“可接受的”, 在受访的学生中, 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对此表示同意。虽然有批评者对此提出疑问,质疑该研究所用的样本, 但麦克劳林公司(McLaughlin and Associates)也做了同样的研究, 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在受调查的本科生中, 30%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 “如果有人发表仇恨言论, 或者做出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评论, 只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劝阻一个人受这种仇恨观点之鼓惑, 那身体暴力就是正当的。”

如果在你听来这合情合理, 那就想想, 由于情感推理及其所导致的概念渗透, “仇恨言论” 和“种族主义色彩浓厚” 的外延已经大大扩展, 在这一前提下, 说这句话到底会意味着什么。在揭发文化中, 无论何种言行, 只要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社群弱势成员造成负面影响”, 不管其本意如何, 都可以被称作“仇恨言论”。读读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的研究, 这位黑人学者考察了“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个词目前的运用, 其方式是“变动不居的, 娱乐消遣的”。这个词成为了一把“撒手锏”, 对任何偏离派系路线的人, 都是狠狠一击。就是因为挑战了有关种族问题的定见, 麦克沃特就被扣上“白人至上主义” 的帽子, 他的黑人身份也没有提供保护伞。但是, 如果现在有学生认为, 殴打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是可以的,同时只要与我意见相左, 就可以被贴上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标签, 那么可以想见, 这种修辞上的变动会在大学校园里带来什么, 以及大学生们为何战战兢兢, 不敢在校园里发表不同意见。

伯克利事件是否导致了后来的校园暴力频发, 其中的因果关联难以论定。但在2017 年春季学期, 起因于政治的校园暴力、恐吓、破坏事件大幅增加, 却是有目共睹的, 抗议者师出有名, 讲的就是那一套关于暴力和安全的道德论证, 其目标之所在, 就是要赶走本校邀来的演讲者。而其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事件之一, 要数3 月2 日发生在佛蒙特州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 的抗议了。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 是一位市场自由派的著名学者, 就职于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受某学生团体邀请, 他要来学校谈谈他在2012 年的著作《走向分裂》(Coming Apart)。明德学院的政治学系承办了此次讲座。默里的这本书, 讨论的是一个在2017 年最重要、最有话题性主题: 白人劳工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据许多评论者所言), 正是这一问题, 导致了这一群体的选民踊跃地回应特朗普所提出的反移民和贸易保护政策。但问题是, 默里此前有一本书, 出版于1994 年的《钟形曲线》, 在其中, 他与其合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曾指出, 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 并非全由环境因素所导致；基因差异可能也起到一定作用。明德学院有些师生据此认定, 凡是敢这么讲的人, 一定就是主张“白人至上” 的种族主义者,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取消默里讨论《走向分裂》的演讲。

取消演讲的努力未能成功, 抗议者仍未放弃, 大量的学生蜂拥至默里演讲的报告厅, 他们齐声咏唱, 甚至高声喊叫, 声浪完全盖过了默里的声音。校方早就预见到这一可能, 于是就将默里转移到另一个房间, 把门上锁。这样一来, 他可以在里面通过视频直播发表演讲。同他一道进去的, 还有本校的政治学教授艾莉森·斯坦格, 她答应作为讲座的与谈人, 在其讲完后, 向他发问。但学生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他们猛捶墙壁, 拉响楼道处的火警, 继续干扰默里的演讲。直播结束, 默里同斯坦格教授一道离开教学楼时, 抗议者将他们包围起来。有人推搡斯坦格；另一个人揪住她的头发, 大力拉扯, 致其脑震荡且颈部扭伤。看到默里和斯坦格想要驾车逃离校园, 抗议者们, 其中有些蒙着脸, 对着汽车就是一阵猛砸, 又前后摇晃它, 还有人跳上了引擎盖。有人在车前面丢下一个巨大的交通标识牌, 挡住了他们离开的道路, 安保人员随后清出了一条道, 他们方才驾车离开, 与事先选好的师生共进晚餐。但麻烦的是, 抗议者竟然又找到了这群人聚餐之处,明德学院的管理者不得不迅速将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挑了一家距离校园很远的餐厅。

晚餐后, 斯坦格教授去了医院, 以诊断她的伤势。结论是,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她必须接受理疗。斯坦格后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 讲述她的这次经历。“最让我吃惊的是,” 她写道, “望向人群, 我在学生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那些希望活动继续举行下去的学生, 他们同我有眼神交流。而那些干扰演讲的学生, 则坚决拒绝眼神的交流。他们无法直视我, 因为如果他们同我四目相对, 就会看到我是和他们同样的人。”

仅仅一个月后, 海瑟·麦克·唐纳德受邀至洛杉矶附近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发表演讲, 约250 名学生发起抗议活动, 阻止他们的同学参加这次讲座。麦克·唐纳德是一名记者, 兼做律师和社会评论员,在2016 年出版了《向警察开战》(The War on Cops)。根据她在书中的观点, 因为“黑命贵”的抗议活动, 警方不愿去涉足并积极介入少数群体的社区, 也因此导致生活在这些社区内的居民较少受到保护, 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对象。一时间, 她的理论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如尼尔·格罗斯, 一位左翼社会学家, 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加入讨论: “现在确实有些证据表明, 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警察的不端行为时, 犯罪就会上扬。进步人士应当承认, 麦克·唐纳德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对某些学生来说, 允许麦克·唐纳德踏足校园, 陈述她的命题, 就等于坐视校园“暴力” 而不管, 所以必须制止她。这些学生动员起来, 在“脸书” 上发出号召, “身着黑衣到现场”, “叫来你们的同志,因为我们要封了她”。示威学生拦下所有前来听讲座的人,不让他们进门, 麦克·唐纳德只得通过直播做演讲, 整个过程, 一楼的讲堂空空荡荡, 抗议者们敲击着透明的玻璃墙。随后, 她通过厨房的门撤到楼外, 躲进早已等在那的警车里。

事发后, 波莫纳学院(克莱蒙特五校联盟之一) 的校长发表书面声明, 捍卫学术自由, 主张麦克·唐纳德有权在大学里演讲。看到校长的声明后, 波莫纳的3 名学生也起草了一封信, 连同24 位同学署名支持, 解释了为什么麦克·唐纳德应被剥夺发言权。同伯克利事件如出一辙, 抗议学生断言, 言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这么一位白人至上的法西斯分子, 警察国家的支持者, 同她接触, 就是一种暴力。”

这封信示范了“我们 vs 他们” 谬误包含的非友即敌思维:

波莫纳的学生继续写道: “如果与其对话, 海瑟·麦克·唐纳德所争议的, 可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 而是黑人生存下去的权利。” 这句话可以说是未卜先知了, 因为学生纯属臆测麦克·唐纳德要说些什么。再读这句话, 其中还有修辞上的流行语, 在2017 年风靡大学校园, 即认定演讲者只要开讲, 就会“剥夺” 某些身份群体“生存下去的权利”。这种思维就是小题大做, 它极尽夸张演讲者言词的恐怖, 使得其远远超出了实际的影响力。学生们还称麦克·唐纳德是“法西斯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好战派、恐同、歧视变性人, [而且]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可以说是标签漫天飞了——每一条指控都非常严重, 但没有一条能拿出证据来支持。

大学生这么思考问题, 到底是从哪里学到的? 他们在波莫纳学院上过什么课, 还是说他们在入学前就这样了, 我们不敢断言。但读学生的公开信, 其通篇洋溢着我们在第3 章所讲的共敌身份政治的思维。不仅如此, 信里还大量使用了交叉性理论的语言, 比如, 在信件之结尾, 起草学生向校长下了命令,要求他必须发送电子邮件:

我们在第3 章已经发现, 这种身份政治放大了人性中原有的“我们 vs 他们” 的思维定式。它让学生时刻准备着去战斗,而不是学习。

发生在伯克利、明德和麦肯纳学院的这些暴力事件, 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来自政治左翼的冲击, 它们接连出现, 激怒了校园内外的保守派力量, 让他们愈发激进。但也要看到, 来自右翼的冲击也是一波尚未平息, 一波又来侵袭, 这同样刺激并激怒了左翼力量, 所以让我们看了一年的大戏, 双方你来我往, 愤怒迅速升级。最令人惊恐的事件, 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2017 年8 月11 日晚, 一伙自称“新右翼” 的抗议者, 包括许多新纳粹分子以及三K 党成员, 在弗吉尼亚大学游行, 他们穿过校园内的大草坪, 手里拿着提基风格的火把, 高呼新纳粹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口号, 比如“犹太人别想取代我们”。如要找共敌身份政治的示例, 那我们可以说是全不费功夫了。

翌日, 种族主义暴民继续游行, 队伍从夏洛茨维尔市中心穿过, 举着纳粹党的万字旗, 前去朝拜罗伯特·李的雕像, 他是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军队的总司令。在游行路上, 六名新右翼的示威者手持金属制的棍棒, 殴打了一位黑人男子, 致其多处骨折、多处肌肉撕伤、多处内脏受损, 脑震荡则在所难免。当遭遇“反法西斯” 组织的反示威游行队伍时, 双方还擦枪走火, 场面一度不可收拾。这时, 一位相信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 奉阿道夫·希特勒为偶像,面对一群反示威的游行者, 停下车, 往后倒了一段距离, 然后加速往前冲, 撞向人群, 把人都撞飞了, 导致至少有19 名和平抗议的示威者重伤, 还有一名32 岁的女子不幸遇难。她叫希瑟·海尔, 是位律师助理, 朋友们说她“是一位为无权无势的弱者代言的辩护人, 听到世界的不公, 时常感触落泪”。海尔的母亲告诉媒体, 在女儿死后, 她就开始收到威胁, 考虑到这些,为了躲藏新纳粹分子的亵渎, 连海尔的坟墓都得选在一个秘密的地址。

纳粹旗帜的再现, 以及海尔之死的悲剧, 深深震动了这个早已分裂的国家。这个时刻, 许多身居高位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携起手来, 对白人至上和新纳粹的种族主义者发出强烈的谴责。但在这场对话中, 有个人的声音显然缺席了, 特朗普总统迟迟没有说话。到了2017 年夏, 特朗普总统早已展示出他的怒气, 对于很多人, 总统的谴责粗暴且迅疾, 但这一次轮到夏洛茨维尔的白人种族主义示威者, 特朗普的批评却变得节制而且迟钝。海尔去世的那天, 大多数美国人都期盼总统出面,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谴责新纳粹和三K 党, 但特朗普却批评了“多方” 的仇恨、偏见和暴力。两天后, 特朗普宣读了一份书面声明, 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加以谴责, 但仅过了一天, 他却在脱稿的评论中讲到, “双方都有些非常好的人”。“very fine people” (非常好的人)——用这三个单词, 总统便展示出他对那些种族主义暴徒的同情。可就是这些人, 主导着美国数十年来最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大游行。

夏洛茨维尔暴乱是一场悲剧, 但也是一次机遇。事发后,为数众多的共和党、保守派, 以及商界和军方高层, 一时间都自觉地同特朗普总统及其发言拉开距离,时机看起来已经到来, 划出更为包容的圈子, 改变美国政治的版图。然而事情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 夏洛茨维尔事件爆发后, 恐惧和愤怒情绪在大学校园内进一步弥散开来, 在这种环境下, 青年学生更常见的回应是不断强化“我们vs 他们” 的思维方式, 甚至原本有可能结为盟友的个人和组织(包括许多位于政治谱系之左翼的), 现在却成了敌意相向的靶子。2017 年秋季学期,全美各地的大学生频频通过暴力抗议, 叫停触犯他们的课程和演讲, 此类事件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任何学期的记录。例如,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取消了克莱尔·格思里·加斯特纳加的演讲, 她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弗吉尼亚分部的执行主任。取消的原因是,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新右翼游行组织者的宪法权利发表了辩护意见。考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历史, 它为之辩护的, 有穷人、少数族群、性少数群体, 以及进步人士所保护的那些人。比方说, 经过它的法律援助, 一位非法移民的怀孕女孩获得了堕胎的权利,一位翻译者获得了将呼吁圣战的激进伊斯兰文本翻译成英文的权利,还有黑豹党人的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保卫的是权利, 而非意识形态。但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却反复高喊, 比如说“革命不支持宪法!” 和“自由主义就是白人至上!”。

数周后, 俄勒冈大学校长在发表“校情咨文” 演讲时,近50 名学生站上讲台, 高呼“没有我们的同意, 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 场面一度不可收拾。一名学生手拿扩音器, 一口咬定, “我们不能被晾在一边”, “反对我们的, 我们必将反对之”。另一名示威学生则控诉了对少数族群学生的压迫、学费之上涨, 以及原住民的权利等问题。在他口中, 之所以会有这次抗议, 是因为“法西斯和新纳粹主义”。(校长迈克尔·希尔, 其家族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分子所杀害。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 对此次学生事件予以回应, 文章的标题是《误入歧途的学生反“法西斯” 圣战》。) 随后一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资助了一场学术活动, 主题是“什么是公民话语? 反思自由社会里的仇恨言论”, 在该活动的答问环节, 来自“拒绝法西斯主义” (Refuse Fascism)组织的抗议者大闹会场。

接下来, 好戏又轮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学院。从2016 年9 月开始, 连续长达13 个月之久, 激进学生行动起来, 想要取消大一新生的人文课, 因为这门课的阅读主要集中在古希腊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思想家(在今天, 他们被认为是白人)。但是, 抗议者所用的策略, 却经常和他们所要争取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为每次抗争, 都会使那些原本可能的盟友避之唯恐不及。举个例子, 卢西娅·马丁内斯·瓦尔迪维亚是这门课的讲师之一, 她要讲授的, 是古希腊诗人萨福的作品, 这位女性诗人生活在莱斯波斯岛, 是当代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解放者的偶像。她上课时, 抗议学生就站在教室前, 在她身边, 不停挥舞写着挑衅且粗鄙标语的条幅, 致使瓦尔迪维亚很难把课讲下去。她于是向学生透露, 自己患有创伤后心理障碍, 要求学生可以考虑下她的健康状况, 不要在教室里抗议。但在一封公开信中,学生们表达了对此要求的不满, 她这么做, “是在给创伤分高低, 在这个等级中, 你的创伤更要紧”, 信中还谴责她“厌恶黑人” “歧视残疾人”, 热衷于“混淆视听”, 也就是说, 她会刺激受害者去质疑他们的感受或心智, 以此来掌控他们。让瓦尔迪维亚感到震惊的是, 校方竟然放任这些恐吓老师的学生, 任由走进课堂的抗议活动继续下去。于是她下定决心, 必须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2017 年10月, 她写了一篇雄辩的文章, 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题为“像我这样的教授, 面对校园内的极端局势, 不能保持静默”。摘录如下:

夏洛茨维尔事件是整个国家的一场悲剧, 它所发出的冲击波, 席卷了美国许多机构, 尤其是大学。特朗普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局势动荡, 这一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多事之秋。事发后的数月内, 校外的白人种族主义组织大大增加了他们对大学的资源投放, 在数百所校园里张贴种族主义的海报, 散发传单和贴纸, 这一方面是要刺激学生, 另一方面是要招揽成员。有鉴于此, 对于这么多大学生先发制人, 采取火药味浓厚的抗争, 我们也应当做同情之理解。但问题在于, 因为他们的激进经常是基于对三大谬误之盲信, 也带有攻击潜在盟友的倾向,同时又因为激烈的抗议往往恰是右翼煽动者所希望挑起的, 所以我们相信, 这么多学生动辄动起手来, 这不仅有损他们所追求的事业, 也在伤害他们自己。

大多数学生是反对使用暴力的。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曾组织过一场问卷调查, 其中一道问题是: 你本人是否会动用暴力让他人住口? 结果是只有1%的学生表示会。但只要变换提问的方式: 如果你的同学基于伯克利学生前述的正当理由, 那你是否会支持他们动用暴力, 根据前文提到的两项调查, 回答是的同学就多得多了, 约有20%到30%。最常见的辩解, 即认为仇恨言论就是暴力, 因此有些学生相信以暴易暴, 认为运用暴力来镇压仇恨言论是正当的。姑且不论道德和宪法正当性的问题, 我们只问, 大学生这么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后果?

整体而言, 某些身份群体的成员, 较之于白人直男, 其尊严无疑会遭受更频繁的侵犯。因此, 一种绝对的言论自由态度——允许人们畅所欲言, 完全无需担心后果——会对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2 章中所言,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正确” 中, 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思虑周全, 或者对人礼貌——讲话时用语须照顾他人之感受。但是, 现在学生却将言词——即便是带着恨意讲出的话——理解为暴力, 这就大错特错了。

2017 年7 月, 《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作者是莉莎·费尔德曼·巴雷特, 供职于东北大学, 她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心理学教授, 主要研究情感问题。该文的命题一言蔽之, 便是言词可能会成为暴力。巴雷特在文中讲了一套三段论: “如果言词会导致压力, 再如果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身体伤害, 那么话语——至少某些类型的话语——看起来就构成了某种暴力。”

我们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回应, 我们的主张是: 伤害——即便是身体伤害——就等于暴力, 不加分辨地接受这一判断, 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巴雷特的三段论采取了这种形式: 如果A 能导致B, 而B 能导致C, 则A 就能导致C。因此, 如果言词会导致压力, 而压力能导致伤害, 那么言词就能导致伤害。但问题在于, 这还不能证明, 言词就是暴力。它能确证的只是, 言词会致人伤害——甚至是人身伤害, 而这一点我们并不置疑。若要看到区别, 不妨用“同女朋友分手”或“给学生布置大量家庭作业” 来替换掉“言词”, 然后重新来一遍这个三段论。以上两种情况都会给他人造成压力(包括皮质醇水平升高), 而压力可以导致伤害,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伤害。但问题在于,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暴力的行为。

是否将校园演讲解释为暴力, 选择在你我, 但只要做出了选择, 其不仅会增加我们经历该演讲时的痛苦, 而且还会减少我们作出回应的选项。想想看, 要是你将雅诺波鲁斯的演讲解读为对同学们的暴力攻击, 那么我们就背负了道德上的责任,不能袖手旁观, 必须要做些什么, 哪怕动用暴力。煽动者之所以能把受害者操控于股掌, 靠的就是这种方法。

但是, 如果你慎思明辨, 分得清楚言词和暴力之间的区别, 那么你手里就握有更多的选项。首先, 你可以采取斯多葛主义的反应, 培养自己不动心的能力。正如马可·奥勒留所建议的人生经验, “勿择于害, 无感于害；无感于害, 汝实无害”。你的身份越是容易受到威胁, 日常生活的交往都危机四伏, 那你越有必要去培养斯多葛主义(或者佛家、认知行为疗法) 的能力, 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让他人控制你的思维以及皮质醇水平。斯多葛主义者认识到, 言词并不会直接导致压力；只有一个人将言词视作威胁, 言词才会调动他体内的压力和痛苦。但是否将某位远道而来的讲者判定为恶人, 选择权在乎你的一心。你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 投身于真正有意义的政策变革, 同时让自己面对煽动者的挑衅而不动心。互联网始终存在；极端分子总会在网上发布攻击性的图像和文字；有些群体, 较之于其他群体, 总会更容易成为攻击的靶子。这并不公平, 但即便我们每天都在努力, 减少仇恨, 弥合分歧, 我们大家还是要学会对某些我们看见的事当作没看见, 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不仅如此, 当你拒绝了“言词即暴力” 的立场后, 第二种也是更彻底的回应也在于你的选择: 对手的观点和论证, 都可以为你所用, 让你自己更强大。2017 年2 月, 进步派名士范·琼斯(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绿色就业顾问) 到访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研究所, 他在对话中就表达了这种观念。在对话中, 民主党内的战略家大卫·艾索洛向琼斯发问, 假设你是一位进步学生, 现在发现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比如同特朗普政府有关联的保守派人士) 受邀到校内演讲, 那你以及进步群体应当如何应对? 琼斯给出了精彩的回答, 一开始, 他就指出了我们在第1 章所讲的身体安全和情感“安全” 之区别:

接下来, 琼斯给学生群体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我们所闻,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经验。他断然否认了脆弱性的谬误, 彻底颠覆了安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