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巴丹死亡行军”中的盟军俘虏，自左至右依次是：Samuel Stenzler, Frank Spear, James Mcd. Gallagher.
文 | 司马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将领是最难俘虏的。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到1945年日军投降，盟军方面除菲律宾游击队一度扣押了座机失事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中将外（很快释放），没有在战场上俘虏过其他日军将级军官。
盟军俘虏日军军衔最高者是两名大佐
：美军在冲绳战役中俘虏的日本陆军第32军参谋八原博通大佐，国军在安徽俘虏的日本海军驻汉口武官冲野亦男大佐。
与此相对，粗略统计下，
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各国将领有114人之多。
其中，国军将领被俘36人①，但并非排名第1，还要“屈居”英军将领的41人之后。除此之外，美军（含美军控制的菲律宾军）被俘将领20人，荷兰军队也有12名将军被俘。
中、美、英三国被俘将领概况
从1937年12月第87师旅长刘启雄在南京突围失利后被俘，到1945年5月长江中下游挺进军总司令李明扬在泰县被俘，日军俘虏国军将领的消息在8年抗战期间年年可见。但日军俘虏盟军其他国家将领的情况，则高度集中在1941年底到1942年中这半年之间。
首当其冲的，是1941年12月25日结束的香港战役。守军1万余人投降，包括3名英国将军：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Christopher M.Maltby）少将、东部旅旅长华里士（Cedric Wallis）准将和驻港海军司令哥连臣（Alfred C.Collinson）准将。②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英军总司令珀西瓦尔（Arthur E.Percival）中将、第3印度军军长希思（Lewis Heath）中将及麾下3名少将，共8.5万英联邦军成为日军俘虏③。33名英军被俘准将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次投降的驻马来亚军队旅长级指挥官。
菲律宾战役在1942年5月8日结束，美军、菲律宾军共10万余人投降。美军总司令温赖特（Jonathan M.Wainwright IV）中将和巴丹防卫司令金（Edward P. King）、马尼拉湾防卫司令摩尔（George F.Moore）等5名少将、14名准将被日军俘获，其中包括菲律宾军唯一的菲律宾人师长林（Vicente Lim）准将。④
“英米鬼畜”之外，日军在攻占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后，俘虏了荷兰驻军司令德尔帕顿（Hein ter Poorten）中将及其麾下11名少将⑤。在新加坡投降的英联邦军中，还包括了澳大利亚陆军第8师，该师师长卡拉汉（Cecil Callaghan）少将和3名准将也一同被俘。
英美等军被俘将领众多，背后的因素复杂。
这些地域多属岛屿，日军采取包围战术，守军将领一旦战败无处可逃。同时，弹尽援绝之际停止无意义的抵抗、保全部下性命，已经是西方世界通行惯例，不仅是人道主义的选择，也被法律所允许。英、美、荷、澳等军将领在战败之际下令投降，并留在部队以示对名誉和部下负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与此对比，国军将领在广阔内陆实施内线防御作战，容易寻找空隙突围而去，即使战斗失利，将领也可以选择脱掉军装躲避。
第88师中将师长孙元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邱清泉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正是先藏后逃，脱离日军魔爪。
但是，当遇到特殊地形，国军将领也难免大批被俘。比如1941年孤悬黄河以北的中条山被日军攻占，国军原本就是背水设防，其他突围道路又被日军凭借地形堵塞，导致第34师中将师长公秉藩、第94师少将师长刘明夏等8名将领被俘，是抗战以来将级军官集体被俘数量最大的一次。
英军被日军俘虏的将领数量位居前茅，但多是准将。英军采取“旅-营”编制，旅长为准将，所掌握的实力与其他军队的上校团长略同，且英军准将称为“Brigadier”，与美军的准将“Brigadier general”不同，英军自身也不将其严格视为将军。但在国际交往中，英军准将又与其他军队准将对应，日军也将俘虏的准将视同将军管理，当然要按将军一并计算⑥。
图：菲律宾战役中，日军登陆吕宋岛
国军与英美被俘将领的命运
同为盟军被俘将领，日军对待国军将领和英美等军将领的态度截然不同。
对待国军将领以劝降为主
，特别是1940年汪精卫投敌之后，国军被俘将领被交给伪政府以“和平建国”“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劝说，意志不坚者往往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将领。
前述第88师旅长刘启雄被俘之后遭日军关押两年多，也在1940年加入汪伪军队。到了战争后期，日军更是径直为投降的国军将领发布伪军职务，以壮声势。
日军攻占菲律宾、马来亚和东印度等地的口号，是“协助黄种人驱逐白人”，自然不需要英、美、荷军将领站台助威。
考虑到国际观瞻，日军采用了最常见的方法，建立“俘虏收容所”来管理俘虏。只是在多年仇恨西方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军人，对待西方国家战俘，哪怕是将军也毫不留情。
“巴丹死亡行军”已经成为日军虐待战俘的著名事件。8万名被俘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在酷热下徒步行军120公里前往战俘营，因为脱水、伤病和日军屠杀，有超过2000名美国人和1万名菲律宾人丧失了性命。被俘的将军们虽然逃过了横死路途的厄运，却逃不开日军看守的殴打和辱骂，连普通日本士兵都会找茬抽温赖特中将的耳光。
图：巴丹死亡行军
在马来亚被俘的英国将军们也未能幸免。英军第3印度军军长希思中将遭看守打伤右臂，只能用布带缠好吊在脖颈下。英军第18师是最后阶段增援到新加坡的部队，立足未稳就随众投降，师长贝克威思-史密斯（Merton Beckwith-Smith）少将宣布投降后向部下讲话“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余生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的军官、准尉、军士以及18师的所有人员”。 ⑦他也成为日军看守的重点攻击对象，屡屡遭到毒打。1942年11月，他因伤病死于台湾花莲的俘虏收容所。
日军对如何管理英美等军高级俘虏顾虑颇多。留在被俘地区，担心会与当地民众联系逃跑；送往日本，管理上又容易受到政府中潜在亲英美分子的干涉。
1942年8月，日军将俘虏中大部分中高级官员送往台湾，安置在嘉义、花莲等地的俘虏收容所中。
之后，又从战俘中挑出温赖特中将、珀西瓦尔中将、希思中将、德尔帕顿中将以及香港总督杨慕琦等14人单独关押在台北木栅，待遇总算为之一变，不仅有独立房间、发放津贴，还定期组织郊游，野餐。⑧
1944年10月，美军对台湾开始实施战略轰炸之后，日军又将被俘将领和高级官员转移到了中国东北。14名高级官员安置在西安县（今辽源市）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其他被俘将领和文官安置在沈阳的奉天俘虏收容所。
在此期间，待遇再度下降，殴打与侮辱再度出现。被俘将军们在这里迎来了日本投降，被驻华美军派出的战略情报局特工解救。1945年9月2日，温赖特中将和珀西瓦尔中将参加了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被俘国军将领当中，除了1945年5月被俘的李明扬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得到释放外，其他人的命运分为三种：投敌、逃跑、遇害。
逃跑发生在被俘之后的各个环节：第36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李家钰在1944年豫中会战战死，他的参谋长张仲雷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在和其他下级军官一起被关押在一座道观里时买通道士脱离虎口。
图：张仲雷，李家珏的参谋长
1941年在中条山被俘的第3军少将参谋长谭友佛，则在被日本人移交给汪伪政府之后借机从南京逃脱。更有甚者，同样在中条山被俘的第1战区第6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毕梅轩，已经表示愿意加入汪伪政府，结果在训练结业之后，借派赴上任之机逃离了沦陷区。
国军至少有4名将军在被俘后遇难
：1941年中条山会战被俘的第17军参谋长金崇印，1942年晋南作战被俘的第27军少将参谋长谭天觉，远征缅甸被俘的新编第38师少将副师长齐学启，以及1944年豫中会战被俘的新编第29师少将副师长黄永淮。
在英美各军被俘将领中，包括贝克威思-史密斯少将在内病逝3人，遇害者也有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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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陆军少将、中苏门答腊岛军区司令奥沃卡尔（Roelof Overakker）投降之后，一直在俘虏收容所策划、指挥抵抗运动，被发现之后在1944年1月惨遭日军处决。在菲律宾巴丹投降的菲律宾军第41师师长林准将，得到美国步兵学校同学、日军第65旅团旅团长奈良晃中将说情释放。之后林准将投身反日运动，为盟军提供情报，在1944年6月和一批游击队员一起被日军捕获后秘密处死。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