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豪宅保姆纵火案，可能是最近最让人痛心的一则社会新闻了。
事发地点为CBD高档住宅区，起火的户型360平米，精装修价逾2000万。豪宅，富商，保姆，物业……这条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新闻，触及了社会太多的痛点，因而成为了舆论的热点，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
“豪宅保姆纵火案”，这短短“七个字”的刑事案件，之所以搅动起舆论漩涡，其间既有对穷凶极恶人性的极大恐惧，也有对无辜生命的无尽追思。搅动起舆论漩涡的，更有对当今阶层分化现象的难以接受，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所宣泄出来的汹涌的仇恨心理……
纵火案的主角，是一位保姆。这个案件的影响，除了让很多家庭对雇佣保姆这件事变得纠结与审慎。也让人心筑起了的更高更厚的堤坝，给本已稀薄的社会互信，再次给予沉重的一击。
我印象中的保姆，是鲁迅笔下的长妈妈。先生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写道：“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保姆长妈妈，尽管不讨鲁迅这位小主人的喜欢，但那时候的主仆之间，还是有“一个保姆，‘半个家人’”的温情。
无论富豪，还是保姆，据说现在都是国家的主人，旧社会自然无法同日而语。但从“杭州豪宅保姆纵火案”中可见，这个问题仍然是个大问题。
今日刊发《旧上海的保姆：耐人寻味的劳动娘子军》一文，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旧上海前淞沪司令杨虎之子杨定国与他的保姆。保姆一身香云纱中装打扮，宛如上海石库门弄堂里中等人家的师母，一点不似保姆。看她手轻轻伏着小东家，那份自然的疼爱，早已超出主仆之情。
要说上海最早的职业妇女，当推上海的保姆，旧时称娘姨；这支气势浩荡的劳动娘子大军，相信其历史，远要悠长过上海的纺织女工和有“湖丝阿姐”之称的缫丝女工。
上海早期保姆，不同传统的丫头或婢女，她们是自由身，有东家不打打西家之工的自由选择。她们以劳动力换取月薪，自食其力，除了自行解决自己的三餐一宿，还可赡养家人，她们的月入，完全有可能高过自家老公。
早年的上海保姆，大多为已婚的妇女，东家以其夫家之姓称呼之，如张妈、刘妈、王妈……未婚而出来做娘姨的，俗称小大姐，多是跟着王妈、张妈等长辈从乡下出来的小姑娘，是她们同乡好里的女儿，特别跟她们出来，由她们向东家引荐，跟着她们一起在东家做女佣，有点如师傅带徒弟这样，一般做做她们的下手，跟着她们学规矩；若干年后，王妈刘妈告老还乡了，这时的小大姐也成周妈陈妈了，顺理成章地顶替了上去。极少有未婚的农村女孩抛头出面自己来上海做小大姐的。就是有，起码也是与东家太太有点沾亲带故的。
东家喜欢用有根底有据可查的女佣，因此，旧时上海人家的娘姨，大都与东家是同乡同里、讲同一种方言，除了因为生活习惯饮食口味有共鸣外，更主要是因为同乡同里互相知道底细，万一有什么事方便外查内调。
“老妈子”惯指年纪较大的女仆
一般讲，上海人家的娘姨，特别大户公馆人家的，都是世袭的：婆婆带着媳妇，老妈带着女儿，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上海人俗称为：养家的。即使告老还乡，东家还会定期寄生活费直到善终归天，所谓日久生情。上海虽为十里洋场，但众多朴素的民俗和江湖行规，本身是为着维护一众蚁民弱族的利益而自发性地立成一种基本生活保障，虽从无列入任何文字章程，但上海市民个个都自觉奉行，不敢违例。特别如苛待娘姨刻薄保姆这种事，一旦传开，公众舆论会令东家如过街老鼠，起码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会被人戳背脊，严重的，只怕连娘姨都请不到。
东家苛待娘姨的事，以前忆苦思甜报告会中常有听到，但若你生个心，就会发现，那时苛待下人的，大多是师娘苛待学生意的小学徒，如《三毛学生意》，那种师娘本身是粗人一个，其见识修养只怕还远不及上海滩一个中上等人家家中的娘姨呢!
《一江春水向东流》
即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官云珠对女佣白杨只是一种冷漠居高临下的太太样，即使她打翻了成盘饮料，她也没有一巴掌上去，只是责问：“你为什么要丢我脸子!”
祥林嫂的东家鲁四爷、鲁四奶奶，小说中看，也是只当祥林嫂一个好使的劳动力，并无苛待打骂的迹象，就算后来祥林嫂变得丢三落四，也只是不让她碰祭祖的器具，至多后来辞了她。
祥林嫂是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虚构的人物
——是旧社会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
白杨饰演的祥林嫂
小小一个鲁镇尚如此，更何况大上海。
毕竟进入民国时代，皇帝打倒了，上海人的人文常识，其程度比内地农村等地肯定要丰富得多。时下不兴养丫环买卖婢女，在高老太爷还打算将丫头鸣凤当礼物送给冯乐山时，上海的东家和保姆，早已有一份没有文字的契约依据：
腊月间因正遇旧历大年是最忙的节时，此时保姆不能炒东家。否则，以三倍月薪赔偿东家；大伏天是家务相对清闲、保姆最难找东家之时，此时东家若炒保姆鱿鱼，也要赔偿三倍人工。
保姆没东家同意，不得擅自留宿他人在东家处。
1900年代
大户人家的女佣
客人来东家处吃饭打麻将，要“开销”保姆，可以香皂毛巾等实物开销，也可现金，后者最受欢迎。过年过节，客人哪怕不吃饭只是小坐，也要留下红包，俗称“茶包”：即为一年到头，承蒙友人亲戚家的娘姨开门应门，茶水款待，道个辛苦。其实就是给小费。
也有天生小气或经济拮据的来客，假痴假呆只讲几句客气话：“谢谢侬黄妈，乡下都好？侬烧两只小菜没有闲话好讲了……”
黄妈不吃你的空心汤团，几次看你没有开销，她就会给你脸色看，比如当着你面赞另一位：
“张先生真客气，每次来必要开销阿拉一点；真叫谢谢……”
“……谢谢王太太，谢谢金太太，恭喜发财喔，谢谢谢谢……”
一个个谢下来就是眼角也不瞟你一眼，你还敢省掉她那份“开销”?
所以也有精明的保姆寻东家，先要打听东家有没有麻将局，如若经常高朋满座就更好——效益好，奖金就多了。
每年冬至和八月半，是上海人的大节，所谓冬至大过年。因此，东家要打赏下人的。那等讲究体面的公馆大户人家，逢冬至就会让请入家中的裁缝师傅替一应娘姨小大姐制上过年新衣，置换被褥。另外，与相熟的银楼洽定，一人送一样金器，大多为廿四K足金的铜鼓戒、金耳环或金木鱼。一般弄堂房子的小家小户，有娘姨的，东家也多多少少要额外封只红包，不少也有打一只小金器的。据老人讲，三十年代时上海金器并不属奢贵之品。
民国时期荐头行坐满女佣，供人挑选
平心而论，旧时上海保姆，待遇收入好过工厂的女工。特别是公馆大户人家的保姆，起居饮食包括劳动量，都相对要养尊处优，见识也要广点。但少不了会养成股奉上欺下的天生奴性，不如工厂的产业女工坦荡荡、心胸开拓，话一不二；而且因为大工业的操作场所需，众人配合协调，令工厂女工大都讲义气，助人为乐，姐妹间有种守望相助共进退的团队精神。工厂女工，哪怕从事再单一再无技巧性的工种，毕竟也是现代工业体制的一分子，这令她们的见识、思维、视角，都不由具有一种大气，故而解放前地下党的女工工作，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进步知识青年在女工中办夜校、识字班，成效很大；同样是低层劳动妇女，女佣就显得比较散漫，自顾自。而且小动作多多心眼小小。
女佣还有一个通性，这是她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就是圆滑。
虽然也属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毕竟是寄人篱下，而且女佣服务的对象不是机器，是人，那不但需要尽力发挥专业所长，更要会鉴毛辨色，八面玲珑，左右逢迎，少一点心机都不行。所谓奴性，在旧上海的女佣中，烙印最深。
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女佣，却又生活在一个起码比自己的生活背景富裕百倍千倍万倍的氛围中。
民国时期穿着棉袍的贵妇边上两佣人手抱可爱娃娃
上海滩但凡请得起女佣的，总有那么番上下的经济能力。起码，亭子间三层阁的人家，是请不起女佣的。什么钢窗蜡地，四件套的浴室，电冰箱和四眼煤气灶，冷热水龙头炮仗炉热水汀……乡下再财大气粗的财主佬都没有这样的排场，更不要讲打理一班太太小姐的衣着行头。难怪旧时上海滩有句娶媳妇的俗话：宁要大家婢，不要小家女。主要就是因为，大户人家做婢女的，见识广，懂规矩，知礼仪。不过，这也只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从另一角度讲，这种色彩悬殊强烈，在夹缝中求生活的女佣，大都会心理不平衡。那种对富有舒适的生活可望而不可及的心理煎熬，会造就她们普遍一种变态心理电影《蝴蝶梦》中的女管家，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
从娘姨到管家，这是一段漫长曲折的崎岖之路。众娘姨少不得要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一如《红楼梦》中所述的那样，这有如今日办公室丛林战那样的充满刀光剑影，才最后能登上这只管家、上海俗称房间娘姨的宝座。这过程，大有“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气势。
就算一般弄堂房子小户人家做娘姨的，每日要刷马桶生煤球风炉，也不容易做。
她们更需要眼清耳灵，楼上楼下七十二家房客虽然不出粮给自家，但都是自家土地爷，不与他们关系搞好，根本寸步难行，灶间煤球炉熄了都没有人来提醒你。
小家小户的保姆更会做人，既需迎合东家的基本外事立场——一幢房子几家邻居，总有亲疏好恶的，又切不可为着讨好东家而开罪其他各方土地，平白丢了个好名声。要知道，做娘姨的广告牌，全在这班左邻右舍的口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