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城市的包容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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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包容和尊重，就很难成为一座有生命的活力之城，而无异于一座令人生畏的冷漠之城。但是这样的生死问题却困扰着中国首都北京市，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城市“瘦身”而在驱赶人口，特别是与其功能定位不符的外来务工人员。

因为大兴区群租房的一场意外大火，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所谓驱逐“低端的人口”的紧急行动。所有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的企业和外来人口，都被政府勒令限期搬迁。由于事态紧急且毫无预警，人们被迫狼狈地四处乱窜，甚至露宿街头。

支持者认为，政府抓住了一个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绝佳机会，可以动用强制力进行运动式治理。反对者则担心，这种违反法治精神的乱作为可能贻害无穷，令抛家舍业而不得不离去的外来人口寒心，并让北京成为一座没有人情味的冷漠城市。

中国大中城市的迅速扩张和蓬勃发展，同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付出是离不开的，但是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市民待遇”。外来人口的未成年子女无法得到同样待遇的教育机会，甚至可能无法带在身边而沦为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就业机会无法做到同工同酬，不得不接受市民不屑一顾的脏活累活。

他们生病可能难以异地就医报销，老去后则不得不告老还乡。他们的住房需求从来不是政府考虑的问题，而一系列强加的标准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他们不得不从地下室搬到群租房，直至被强制驱逐。从过去的盲流到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并冠之以低端产业、散乱差、拆墙破洞等标签而加以清理整顿。

对于收入微薄和没有住房的外来人口而言，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群租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处。但是因为规划杂乱和维护不当，这些群租房往往存在安全隐患，并成为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对象。大兴区群租房的火灾有其必然性，政府治理也有其正当性，但是在此过程中却没有预先规划、程序合法和道德关怀。

政府通过蛮力和强制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一时离开，但却很难让人们永远不来。在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大红门地区的城乡结合部从40年前，就成为一个打不散也拔不掉的聚集地，政府一次次的驱逐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也很难成功。只要有需求，他们就会有卷土重来的时刻。

房价高企和房租上涨，是全球性的城市现象，并造成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今年屡获大奖的一部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被房东下了逐客令的租客，往往会为此而付出一连串的惨痛代价，而不是简单的更换住房。这些人不得不把其收入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用于房租，不稳定的租房经历让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孩子变换学校、家庭四分五裂，并陷入难以自拔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