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意义： 实践哲学传统之重新接续与当代复兴

作者简介

张能为，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ZHANG Nengwei, Professor & Direct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 15ZDB0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解释学与实践哲学新进展研究” （ 15BZX079 ）的阶段成果。【因无法克服的编辑问题，小编不得不略去本文的英文摘要；如需，请参照纸质版】

康德意义：

实践哲学传统之重新接续与当代复兴

张能为（ ZHANG Nengwei ）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实践哲学有着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它与理论哲学一起构成希腊哲学的重要部分。但自近代以来，实践哲学完全被降到理论运用的技艺层面上而受到了科学理性主义理论哲学的打击，哲学问题似乎变成了仅仅只是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最终根据的探索，与人的具体生活和实践毫不相关。西方哲学发展的这种走向，在现当代哲学家中引起了深刻的反思和有效的批判，兴起了一股纠正西方哲学走向、复兴希腊实践哲学的理论潮流。应该说，康德实践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的恢复和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康德实践哲学的引导下，实践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了重新阐释，康德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共同形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也正是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承上启下的影响和作用下，西方实践哲学文脉得以重新接续，并极大地推进了实践哲学在现当代的重建与复兴。

关键词： 康德；实践哲学；当代复兴；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

康德是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从理性能力的分析入手，通过先验逻辑的考察将形而上学与科学区分开来，把形而上学看成是超出经验现象领域的、对无条件的绝对的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对作为知识必然形式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理解，还是对作为实践最高根据的实践形而上学的把握，都是无法运用科学认知的方法来达到的。这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笛卡尔、斯宾诺沙、莱布尼茨——沃尔夫等独断主义思维中摆脱出来，从而置于一种理性信仰基础之上，从而鲜明地把哲学与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宣称了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这就实现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伟大转折，为提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先验主义实践哲学，并为实践哲学在现代的复兴打开了路向、奠定了基础。任何真正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人的哲学，是要关注和研究人的生存与道德行为问题，是要研究人的存在意义和根据、人格价值与尊严、人的社会活动与历史发展的实践哲学，脱离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哲学是毫无意义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只能通过实践哲学才会获得最终的统一，这就是康德的结论，也是康德对实践哲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一 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失落与复兴

西方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当人们试图摆脱神话而从自我本身去对世界作出统一的解释时，抽象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命题就产生了。这种哲学思考，如果就其试图考察人类稳固的知识形成、探明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而言，那么，它遵循的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思辨理性主义思维模式，表现为知识论意义的自然哲学；但在希腊哲学中，理解世界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人们更好地进行社会政治活动，所以就哲学思考触及到对人的行为进行认识，并将此作为人们行动的哲学理念来说，它又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从原则到生活的直观主义思维方式，表现为人际交往和行为意义上的实践哲学。

那么，什么是实践哲学呢？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古希腊实践哲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谈起。 [1] “实践”（ Praxis ）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才赋予它以“反思人类行为”的哲学含义。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实践一词才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学范畴而得到哲学的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两种实践形式，即为了外在目标的实践（如建筑、学习或趋于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的实践（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前种形式属于“做”“生产”，只有后种形式才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 Energeia ）。这就是说，“做”“生产”与作为实践的“行为”是有区别的，真正的实践就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即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它既不同于理论，也不同于工艺。由此亚里士多德对作为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所作的规定就是，实践是人的“一切实践能力和一切科学研究、一切行为与选择都趋向善”的行为活动，即自身构成目的的正确的行为，它以“实践的真理——即最高的善”为目标，主要指与他人和社会福祉相关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实践行为一定包含着伦理之知或者说善恶之知，否则就不算是人的行为，而且，这种伦理学之知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它是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各种人际交往行为的实践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对行为之“正确性”即“善”的理解和运用。伦理之知完全不同于科学之知和技术之知，亚里士多德分别用三个不同术语来表示这三种知，实践之知是 “ Phronesis ”(实践知识)、 科学之知是 “ Episteme ”( 理论知 识)、技术之 知是 “ Techne ”(技术知识)。 三种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伦理之知是人的存在之知，不可教亦不可学，它是人的全部文化因素和教化的积淀，不是固定僵死的，而是随着不同的实践处境有不同的感悟之见；科学之知是关于不变的事物的知，通过科学理性的分析、归纳、推理来获得，以证明为根据，具有可检测性和可反复性，可教亦可学；技术之知是一种技艺能力，是可教可学的工匠手艺的知识。这就是说，实践之知是与科学之知、技术之知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于所有那些可以讲授的知识及其应用的形式结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原理、规则性知识，而是在某种实践中去运用和体现的“真知灼见”。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这种三分法，把人的实践提到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创立了“涉及到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的这种实践的学问。后来的哲学家就把从哲学高度思考人的生活的实践行为的思想称之为实践哲学。

我们大体上看到，作为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给实践哲学作出了性质上的规定，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其任务就是运用现实中流行的善和幸福生活的概念来分析人们的实践行为和日常生活，并指导人们依照伦理之知在具体生活实践处境中进行正确的伦理 - 政治活动（自由选择生活可能性）。它所强调的是人对自己实际生活的理解和反思，并将这种理解和反思运用于具体的实践行为之中，以保证人们生活的正确性、合理性和道德性。可以说，正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性质作出如此的规定，才使得实践哲学在它的发展中虽有诸多不同的理解，但都将实践行为作为了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还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如同伦理学和政治学一样，实践哲学一开始就是实践的而不是纯粹理论的，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实践之知来考察人的行为问题的，这种实践之知不是某种抽象的固定的原理、理论，而是在人的行为过程中对“善”的一种确证。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假设、原则或理念出发，而始终是以人的现实生活本身为前提和目的，因此，它也就不是一种实践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无对实践本身的形而上学探讨。

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理解日趋狭窄，中世纪基本上抛弃了希腊的实践哲学思想，只是后来由于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注释，实践概念才在欧洲文化中保留了下来。不过，虽然保留下来，但对它的理解却脱离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显得千差万别，有的将它理解为 “ Poiesis ”（生产） ，有的将它视为理智的活动、纯粹的思辨，有的把它解释为意志的选择，还有的对实践以“能力的活动”来作规定。凡此种种表明，在中世纪，虽然仍有实践概念的使用，但理解狭窄了，含义域又扩大了，也更为多义和不确定。到了近代，虽然启蒙运动冲垮了神学的统治，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主义的统治。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自然科学方法和原则成为了占支配地位的一般性方法和原则，知识就被仅仅理解成是通过理性分析对事物存在的本质、规律作出的认识，知与知的对象是可以分离的。这种知是一种科学之知，而亚里士多德所谈的伦理之知则在科学主义的日益膨胀下被排除于知识之外，失去了它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与此相应，在这个以科学之知排斥、取消伦理之知的时代，科学至上、实证至上成为人们思想的基本精神。在此精神下，实践概念完全被作为科学理论的一种生产或运用来理解与使用，这实质上是将实践看成了亚里士多德的技术之知，而丢弃了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概念的真正意义，这也造成了近代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分裂，知变成了纯粹的理论认知，行变成了单纯的做、行动。所以在近代，许多人文科学家为了将人文科学看作是具有科学神圣性的学科，纷纷用科学这一概念来冠以名称，如孔徳的“社会物理学”，穆勒的“道德科学”等。应该说，近代哲学是一个实践哲学失落和遗忘的时代，它使哲学的发展完全朝着科学认识哲学的方向在进行，正由于这种特点，近代哲学被哲学家普遍称为是一种“认识论的转向”。

显然，希腊时期关于哲学的两重意义 (理论的知和实践的知) 成分，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科学主义的盛行、知识力量的过度强化，理性主义认识论变成了哲学的根本性的、也是全部性的任务，理性、真理、主体、经验、知识成了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作为压制和支配一切非科学、非理性思维的对立面而表现出霸权主义话语的排他性，这使得在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沦为现代的科学概念压力之下的牺牲品” [2] 。哲学失去了对人的行为、实践活动的关切，也丧失了对人的存在与命运思考的兴趣，求知代替且抹煞了求善、求美。正是针对这种情形，从 20 世纪开始，许多学者都在谈论哲学的终结，可以说，哲学的发展又处于一个转折点。

的确，现代哲学家已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哲学形态存在的问题，认为哲学到了必须反省自己的意义与合法性根据的时候了，否则哲学将失去它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将最终使人们失去对它的兴趣。可以说，“生活世界”概念就是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完全不再是一个理论性的概念规定，而是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生存活动的基本事实。海德格尔对“人的亲在”做生存论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联系起来，都是为了或从生存论哲学上或从语言哲学上来使这个事实变得清晰和重要。伽达默尔对“作为实践的解释学”的强调，哈贝马斯以社会交往合理化理论来对意识形态的进行批判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后分析哲学，他们理论的共同出发点同样都是人存在着的“生活世界”。从这里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什么哲学，也不管是什么哲学理论形态，假如它不面对人们的生活，不深入生活、不研究生活这个基本事实，不去对人的现实存在问题加以探索，这种哲学哪怕它造出了多么富丽堂皇的理论宫殿，其结果都是无益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一种脱离和放弃对生活世界思考的哲学，生活世界最终也会漠视它、抛弃它。实践哲学复兴倾向的共同认识就是，哲学是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它关注人的实践问题。当列维纳斯宣称伦理学是“第一哲学”时，那种传统的哲学形象已发生了大大的改变，哲学不再只是理论哲学，而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就是实践哲学。虽然实践哲学仍然以一种理论形态表现自身，但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理性与神话、逻辑与修辞、文字与形象、概念与隐喻、论证与叙述已并非是截然对立、完全不同的了，它们对于实践哲学来说具有着相同的意义。总之，二战之后，“对人的自我理解，对人的意识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马克思主义到存在哲学，从解释学到现象学，都在致力于说明和揭示人的意识的发展。” [3] 这种发展过程，意味着主体性原则哲学已步入“黄昏”，实践哲学传统得到了复兴和重新阐释，并作为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实践哲学研究正方兴未艾、渐呈强势。现当代实践哲学的代表之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和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

当然，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是一种理论形式上的对古希腊实践哲学的肯定与认同，从内容上说，并非是要完全去还原希腊哲学思想。自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历史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实践行为、实践问题都已今非昔比、无法同日而语。应该说，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是富有内容的复兴，它在现当代的历史背景下，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基础，着眼于人的命运，深刻地分析了人的现代实践行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不乏积极的实践哲学理论，以图回答在当今人类实践所反映的迫切理论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实践哲学在希腊哲学那里就有它的传统，但自近代以后逐渐失落了，今天人们又重新地重视起实践哲学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近代过度的理性主义理论哲学的矫正，它反映了人们对哲学与人的实践行为关系的新思考，也表明了对“哲学本质上是什么”问题的新理解。无疑，这种实践哲学的传统、失落与复兴历程，显示出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总是包含在一个个的历史转折点之中，除了构成转折点的现实社会条件之外，也总是有一些能够充当转折点的理论的。可以说，欧洲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康德的关于实践哲学的论述和对实践哲学地位的重新肯定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二 康德实践哲学地位与性质之理解

要讨论康德实践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其一是康德实践哲学在康德整个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其二是康德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康德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他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阐明“知”，《实践理性批判》说明“意”，《判断力批判》分析“情”，相应地，第一批判是讲“真”，第二批判是讲“善”，第三批判是讲“美”。在知识中，康德运用先验逻辑讨论了理性能力的有效使用范围，指明了感性、知性的先天形式决定了知识构成的本质和先天普遍性必然性；在道德哲学中，康德要讨论的是道德的理性基础和道德意志的纯粹自律性，道德完全是从自身产生出来的主动的东西，自由是道德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自身的力量使自己行动起来，则任何道德都是不可理解的。认识的世界停留于经验的现象界，道德的世界则深入到超越经验之外的本体界。在康德看来，支配认识世界的是理论理性（纯粹理性的知识学运用），而决定道德世界的是实践理性（纯粹理性的道德学运用）。这两种理性虽是一种理性，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运用，理论理性运用于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运用于目的论的、自由的存在的世界。从两者的性质来看，它们是分裂的，是不能相互混淆的。不过，康德在对两者作了明确区分之后，又以“实践理性居于优先地位”、实践理性支配理论理性的方式对两者作了统一。最终是，本体统一现象，现象依属于本体，认识的世界从属于意志的世界，自然界因为有道德界的存在才获得了意义。 [4]

当然，这种以实践理性的本体世界来统一理论理性的现象世界是通过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分析来体现的。康德指出，自然界是不能认识目的的，因而也是没有价值意义的，目的、价值概念只存在于道德世界中。但是，假如从整体上去观察自然，也就是从生物和有机体有目的的活动推论下去，就会观察到（ betrachten ，而不是确实的认识）受因果关系支配的世界在整体上同样也具有目的的倾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就是试图通过目的论的分析，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界与道德界统一起来。当然，这种分析是不成功的，他们的统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康德始终不曾肯定目的观的客观存在性，而一直把它看作是完全主观的。这样，这种割裂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道德本体界的统一任务就留给了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去完成了。

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三大批判回答了哲学的最根本问题，而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实践理性批判》对实践形而上学理论的阐述，正如安培能成所言，“从康德的本意来看，是实践理性应占中心地位” [5] 。因此，从中我们能够明确地知道，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相比起理论哲学来讲，实践哲学占据着主导的、核心的地位。康德就是通过建立实践哲学来体现出他的作为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也是通过实践形而上学来从道德上确立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实践哲学是康德期望对人的问题作出根本性解答的最高理论思考。

康德将实践哲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既是对近代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独断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对存在于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恢复与发展，阐明了西方哲学中与理论哲学有别的另一条哲学发展线索，这促使在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重新激起了对实践哲学的热情、关注和研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于此都有所贡献，特别是实践哲学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同样，由康德所初步恢复的这种实践哲学走向及其基本思想对现当代哲学家的实践哲学复兴浪潮也是大有影响的。可以说，在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康德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并且他也以自己的实践哲学理论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

建立在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基础上的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经过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全面彻底的批判，已从科学知识的领域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依据理性本身的对最终统一的绝对的信仰，表现为自然的形而上学与实践的形而上学，并且实践形而上学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可以说，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在经历长时期的失落之后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公开明确的恢复，并且只有将实践哲学看作是人类最本质、最重要的哲学，它才直接涉及到人的行为道德价值问题，涉及到人的法律、国家、社会的本质问题，也才在实践中最为确切地确信了最终的理念本体：上帝、灵魂、意志的存在和意义。

正是在康德对实践哲学的恢复下，德国古典哲学重新展开了对实践哲学的阐释和研究。作为康德的弟子，费希特十分重视“行为”“行动”等概念，将“任何所谓真实的东西看作是由行动造成的” [6] ，实践的优先性是其哲学思想的主导精神，他把行动看作是其先验哲学设想的核心，将绝对自我规定客体的过程称作为“实践活动”。黑格尔则在康德实践哲学将实践区分为“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的基础上，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认为实践并不是与生产或技术相对立，而是包含它们于其间，并且将实践扩大到人以外的世界中去，认为有机体趋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也同样是“真正的实践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实践精神就蕴含于一切客观精神的形式和一切的“自然和精神生命发展”的形式之中，“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地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 [7] 。黑格尔还将实践看成是认识向客观真理过渡的必经环节，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观念的理念活动”和“观念的实践活动”的统一，也才能扬弃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达到“客观真理”。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进一步在总结当时的科学成果基础上，吸收了自康德到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思想，把实践概念当作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们就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实践的性质、要素、形式和作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具有能动性、历史性；实践的要素是有意识的主体（人）、手段（工具）、对象（客观事物）以及结果（实践所创造的事物）；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显然，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哲学展开研究，并十分重视实践哲学的地位，都是与康德的实践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作为西方实践哲学重要里程碑的康德实践哲学又有什么特点呢？

康德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是两个可以互相对照的有诸多不同特点的理论形态，但它们却共同构建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复兴，都与这两个实践哲学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德是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构建起先验的形而上学来展开对实践哲学的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医学、法学和神学的研究的，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康德坚持认为，实践哲学是不同于理论哲学的、真正关涉到人的行为活动，从而最根本地研究了以善与幸福的统一为最高追求的、人的问题的哲学。但康德是以“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理念为最高本体和理念前提，从人的实践理性本身阐明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至善”原则及其道德学原理，研究了人的实践行为先验主义、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机理。所以，康德实践哲学就显示了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不同之处。

第一，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现实行为来谈论人的实践问题，他并不研究善本身，其理论目的在于研究为人的善，即在现实的社会状态中，人怎样在行为中拥有善与幸福；康德则正好相反，他并不研究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行为，他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研究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据，这种实践哲学是超验的，目的在于为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本质的规定和理想性目标，范导着人们的实践行为永远无限地趋向尽善尽美，最终在形而上学领域达到“至善”（善与幸福的统一）的最高境界。这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在具体现实中的关于“伦理之知”的学问，而康德的实践哲学不为人的行为提供具体指南，它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实践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第二，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是立足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研究实践哲学的，但康德既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又已开始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限定了理论理性或者说知识领域的范围，从而为信仰或者说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实践哲学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进而表明人的存在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科学知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哲学问题。当然，康德的道德实践哲学既要服务于现实生活，又要超越于具体经验行为，这是其以道德学为代表的先验实践哲学的性质，也是其困难所在。他认为，以社会为中介，才能沟通二者，实践的理想目标才能获得实际的完成。康德的这种实践哲学就既显现出其先验普遍性与经验适用性之间的纠缠、平衡与矛盾性，又纠正了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在纯经验基础上的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的实践性反思，而开启了真正的实践哲学必须是基于纯粹理性的实践形而上学思考，同时又与人的具体行为和道德活动相结合的先验与经验、理性与感性、普遍与特殊内含于其间充满张力的实践之知。

第三，康德将纯粹理性作为其实践哲学的基本基础，以蕴含于人的理性本身的意志自由作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而反对自由问题上的一切决定论、宿命论和实在论，从而为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个来自人自身的理性根据，正所谓“理性的实践应用，处理的是意志的决定根据 ” [8] 。这样，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它们包含着足以决定意志的根据；实践哲学对于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它也不来自神、来自外在的强制原因，而就体现在人的生活行为、存在过程之中。因为“实践原理就是包含意志一般决定的一些命题” [9] 。“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 [10]

第四，康德的实践概念不是泛实践概念，而有其特定所指。实践是与其活动形式相区别的一种本质上自由的活动，“实践是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实践哲学就是要研究来自实践理性本身的对意志根据的自由规定，没有意志自由，就没有道德可言，也就谈不上人自身的实践行为问题。康德认为，假如人的意志根据是自然的法则，那么，实践原理就是“技术—实践的”；但由于人的意志根据是自由的，所以真正的人的实践是“道德—实践的”。在康德看来，前者是一种具体生产实践活动，它不同于狭义上的、自由基础上的实践意义，而主要同“科学用于事物有关”，这就是在近代“认识论转折”中所理解的科学理论的应用实践。这种“技术—实践的”具体活动不是康德考察的对象，他主要是从实践形而上学上来考察实践的基础和本质问题，考察的是“道德—实践的”本性及其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活动，力图建构一种先验的出自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实践形而上学原理。

从康德实践哲学的这些主要特点，可以看出，理性是其实践哲学的拱心石，康德的实践哲学就是在人的纯粹理性基础上通过自由意志而建立的一种先验主义实践哲学。那么，康德的这种先验实践哲学对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三 后康德实践哲学的现当代思想效应

著名康德哲学专家阿斯穆斯曾针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础和先验性质指出，“康德‘实践’哲学的两个思想，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积极的痕迹，这就是：伦理学的基础不依赖宗教的思想；个人幸福的伦理学服从于义务伦理学的思想” [11] 。我们认为，康德实践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在近代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恢复了实践哲学传统，并从人的理性本身构建起了先验主义的实践哲学，因而，康德对现当代实践哲学发展的影响既是实践哲学研究倾向上的，也是实践哲学基本观点的理解上的，正由于这种倾向，促使现当代哲学家通过康德复兴和发展了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也正因为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现当代实践哲学家普遍将实践哲学构建于人的道德—实践基础上，将实践哲学看作是与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内在统一的一门学问。

现当代实践哲学研究的升温与复兴，一方面是与现当代人们所面临的人的实践的迫切理论问题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人们对哲学性质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各种危机日益暴露、冲突加强，人际关系冷漠无情、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缺乏实践行为的稳定价值目标；而社会科技文明的迅猛发展，虽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但人性似乎失落了，人的本质似乎异化了，人的行为成为了工业操作流水线上的一个小小环节，人以及人的行为变成了科学技术这台庞大机器运作的工具。人们渴望从理论上去回答人的生活、人的存在、人的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哪里？这也自然地要求哲学的形态与人的实践行为密切地贴近在一起。因此，正是面对着现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人们开始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进行了反思，现当代西方出现的实践哲学热，虽然尚未完全对什么是实践哲学取得一个统一的看法，但要求研究实践哲学，力图突破传统哲学烦琐枯燥的学究作风，使哲学贴近生活，着力去解答人的行为问题、存在问题却是相同的，正如 R.Bubner 所言，“在恢复实践哲学的口号下，隐藏着向外作用的多种动机”。应该说，现当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实质上也是哲学的一种自我超越和更新，是对传统思辨哲学形态的厌倦和对新哲学理论形态的渴望，因为实践哲学无疑给哲学本身确立了一种新的出发点。

康德哲学不仅以其批判性、先验性全面影响了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而且他从根本上将哲学理解为实践形而上学（实践哲学）也符合现当代的社会需要，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现当代哲学家对哲学性质和意义的思考。

应该说，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康德实践哲学的影响是渗透性的、广泛性的、普遍性的。不论是科学主义哲学还是人本主义哲学，或许很多哲学家并未明确提出实践哲学概念，但实践哲学倾向却是蕴含于他们的哲学精神的理解之中的。就科学主义哲学来说，他们以实证主义原则将一切超出经验范围以外的东西都视为形而上学，主张应该把那种追求事物本质和最终知识的思辨形而上学拒斥于科学之外。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哲学不是去讨论那些外在于人们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无关的东西，哲学就是一种分析活动，就是使我们的语言逻辑清晰、语义明确，以使人们在生活中不致于为某种抽象而无益的东西争论不休。质言之，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价值目标和和睦的生活关系。只不过，要达到这种目的，科学哲学本身内部有所分歧，传统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人工语言哲学）是要在经验中通过确立每一个语词的具体经验所指来阐明其实际的意义，而新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则是要通过语词的日常使用用途，通过语词与人的行为的关系来确立语词的意义。虽然它们手法不同，但要求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哲学摆脱抽象的概念思辨、论证而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是相同的。毫无疑问，这是哲学实践化倾向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是以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而现代人本主义则是直接地表现了实践哲学的倾向，他们在这样一个“相对主义时代”（宾克莱语），同样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种抽象的纯理性的，且超出人们生活与人的具体存在活动毫不相干的思辨理论，强调哲学的合理性、功用性、相对性和价值性。在人本主义哲学家那里，实践哲学是以一种直接关涉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最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人的存在问题，要回答的就是人怎样才能真实地、有意义地活着？

当然，科学主义存在着实践哲学倾向，特别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将语言意义与语言行为结合起来分析，阐明了语言的实践性规定和意义，但也应该指出，有实践哲学倾向，并不意味着就是实践哲学。在英、美分析哲学家那里，语言行为只是一种作为科学概念来构想的理论，语言行为分析实质上只是语言的语义学分析，而根本不涉及到语言的客观基础以及社会性、历史性。这对于许多人本主义哲学也一样，虽然很多哲学家都谈到了行为、实践问题，但真正从事实践哲学研究的却只是到了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之后，“在 20 世纪，现象学才带来了一种向生活世界的转折” [12] ，这种研究也主要流行于德语哲学界的一些流派，如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

自从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世界有了转移，逐渐地从人的实践行为、日常生活出发去研究蕴含其间的哲学问题，突出了实践问题的重要意义，进而产生了“实践哲学”的复兴浪潮。一部分哲学家诸如马克斯 •韦伯和哈贝马斯、阿佩尔等人是直接从实践哲学出发去研究社会、哲学等问题，在韦伯那里，实践—行为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不能真实地交往的问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根本上就是要使人们的交往真实化、合理化，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而由交往的合理化建立起社会的合理化；依照阿佩尔理论，要实现哲学上科学主义语言分析与人本主义感觉体验的结合，就必须对以往的各执一端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哲学的改造”，以建立起实用语言哲学。换言之，要从人的行为需要、功效出发来探讨语言哲学，从而使人们把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与语言的经验使用结合起来。而另一部分哲学家则明确地以“实践哲学”规定自己的哲学研究理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里特（ J. Ritter ）和伽达默尔（ H.G. Gadamer ）。他们两人深知希腊哲学传统，都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基础或模型，分析了实践哲学在近代的失落与沉寂，进而强调实践哲学复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以自己的解释学理论重新阐释了实践哲学思想。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哲学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当代丰碑，形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在当代发展的新阶段。

四 实践哲学新发展： 从康德到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继康德先验实践哲学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形态。伽达默尔在以《真理与方法》一书建立起哲学解释学理论之后，中后期逐渐地力图把他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结合起来，在他的学术里程中存在着一个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发展过程。其实践哲学思想除了表述于《真理与方法》之外，主要还表现于《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美的现实性》等多部后期著作中。伽达默尔说：“导致我研究继续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包含了社会科学问题和实践哲学问题。”那么，伽达默尔所建立的 “实践解释哲学”( Hermeneuticalphilosophy of practice ) 或者说 “解释学的实践哲学” （ Practical philosophy ofhermeneutics ）又有什么新的规定和性质呢？伽达默尔明确地声称，解释学是实践的，它是“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 [13] ，“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 [14] 。

伽达默尔首先谈到了实践概念的理解问题。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实践理解成与理论对立的东西，即纯粹的科学理论应用的生产和技术工艺活动等，这种情况导致了实践堕落为技术，实质上，这只是一种“技术—实践的”活动，真正的实践却是“道德—实践的”，即是与人的行为活动相关的一种理论活动。

在伽达默尔看来， 20 世纪也是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已经从技术知识决定自然力量发展到决定社会政治。人们已经以放弃自己行为实践的自由为代价来确立专家型统治或权威性统治，也就是说，人们把人应当怎样生活的思考和选择交给了专家和权威。这导致了人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产生了危机，我们的社会已完全由社会技术主义者所左右。伽达默尔指出，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实践上，实践并不就是单纯的科学理论应用，而是与人的行为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行为问题、政治问题。如何看待实践，决定了我们由此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性。对此，伽达默尔给实践下了一个定义，即“实践就是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 ( energeia ) , 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 [15] ，而建立在这种实践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就是人们对自身选择和决定做某事的理论反思。在伽达默尔看来，今天重建实践哲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技术文明有着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不到我们社会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实践行为和某种人类的团结有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来认识，因为这意味着人要认识到，无论是好是坏，人属于一个整体，他要解决他在这个行星上生活的问题” [16] 。

伽达默尔指出，人的实践行为最根本的是一种理解行为，获得对他人、对一切文本意义的理解，理解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经验，理解与解释是人类生活的存在方式。人们是在理解中获得和创造出指导行为的意义准则的，理解本身就是实践的。其最根本的目的也是为告诉人们行为实践是一个意义理解、意义创造的过程，人的行为意义是自由的、开放的、相对的，是理解中的创造。这样一来，伽达默尔就把解释学由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一种说明和解释的技艺学变为关于人类存在方式、实践行为本质的实践解释哲学了。解释学是哲学，这是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变；解释学是实践哲学，这是解释学的理论本质。这一理论本质，实际上，从早期的神学解释学、法学解释学、文献解释学就可以看出，因为早期解释学就首先是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一种实践因素，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实践指南，一种解释实践。总之，伽达默尔特别要强调的是，“解释学是一门有关一种技术的学问，它更是实践哲学的近邻”， [17] “解释不仅对一种玄奥本文的说明，它也成了一种意味着深入表面现象和材料的术语” [18] 。

对于解释学的这种根本理论性质，伽达默尔不无兴奋。他说，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古老的实践哲学仍旧缺乏一种根本的认识，但是，这种“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已继续存活在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当中了” [19] 。伽达默尔的基本见解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问题在于理解，更确切地说，在于理解社会的整个现实，“解释学首先就在于它并不是各门科学的一种方法论，而是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 [20] 。为此，伽达默尔给自己的解释学规定了最重要的任务。他说：“关于实践的理论显然是理论，而不是实践，但是关于实践的理论也不是一门‘技术’或一种使社会实践科学化的工作：这就是真理，面对现代的科学概念，捍卫这些真理乃是哲学解释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21] 对于集中表述伽达默尔实践哲学思想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诺特丹姆大学著名学者弗雷德· R ·达马尔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评价，从中也能够反映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的功绩。他说：“这本思想丰富、论述精辟的论集表明，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之后能够在欧洲大陆开一代风气的哲学家。他在论文中捍卫了实践理性和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并对来自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双重危险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最为合理的人道主义传统中，伽达默尔哲学反思确立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的基本前提。” [22]

那么，我们能否从当代的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中看出康德实践哲学的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两者构建实践哲学的理论基础不同，康德是从先验主义上建构起出自实践理性本身的实践哲学（实践形而上学的）的，伽达默尔则是在解释学理论基础上来分析和形成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的，特别还以解释学理论具体分析了政治、伦理、教育、文化、宗教、语言等问题。但作为年轻时候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的伽达默尔，尽管他后来竭力地摆脱了新康德主义，但毫无疑问，康德的思想对他的一生学术生涯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他与康德研究问题的基础和方法不同，但对社会实践问题、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关注是相同的，应该说，他们俩人实践哲学研究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对人类的行为问题进行反思，以确立一种合理的实践行为的社会理性。

具体而言，首先，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实践哲学，并在人的活动中发现了秩序观念以及首先研究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他却给予了理论生活的理想以优先地位。对于这一点，伽达默尔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认为，作为人，我们不可能像警醒的神一样时刻处于沉思之中，我们只是过着一种有形体（非神）的自然生活，是生活于人群之中的，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而一个人或其他人只有出于这种人的存在的实践才能逐渐地转向纯粹知识。换言之，在伽达默尔看来，康德与他是一样的，强调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平行的两大理论传统，并且从两者的重要性来看，不是理论哲学高于实践哲学，恰恰相反，实践哲学是理论哲学的基础和目的，一切理论的知识最终都要回到人的生活实践的运用中来，都要服务于人的生活、生存。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即在实践理性占优先地位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康德与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地位的共同认识。

其次，伽达默尔指出，当今世界，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对人的统治并未随着对自然的支配的日益增长而消除，而是同一切期望相反，这种统治变得愈来愈强大，进而从内部威胁着人的自由。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主义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它已经支配人类社会、公众意见的形成、每个人的生活行为，甚至是每个人对职业和家庭时间的安排。这就是说，在科技决定一切的时代，它带来了人的生存的巨大问题：人失去了自由的选择与创造，人的行为变成了被动的被决定的产物。所以，“能够摆脱、获得自由的方式只能是自我认识” [23] 。只要是实践哲学就应该将自由问题作为实践哲学的根本理论纲领。在伽达默尔看来，强调实践哲学的自由特征，这是他与康德实践哲学理论的最大相通之处。

康德从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将意志自由当成一条理性的“公设”，由此而建立的实践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实践哲学。只是在康德那里，实践哲学的这种自由性是从超越经验之外的纯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的，是一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意志自由理念存在的要求、确认和信仰，因此，康德实践哲学的自由是一种先验论的自由。伽达默尔同样也强调实践哲学的自由性质，他明确声称：“实践哲学只涉及每一个个体作为公民所应有的那种权益，只关心那种使个体变得更加完美或完善的东西。这种哲学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推动那些人类的根本倾向，使其作出某些具有‘完美’（ arete ）特征的选择；或者告诫人们，审慎地思考和采纳某些指导其行动的意见。但是，不论这种哲学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它都必须将‘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的水平上’。” [24] 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问题是与人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人对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体察而树立起来的，而能力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选择与创造的意识。相应于现代社会而言，“如果我们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强制性质和它日益增长的压力，这就意味着劳动和随劳动而产生的自己的能力意识是一种秘密形式的自由” [25] 。质言之，自由的自我意识的成立，这是我们观察现代社会危机、考察人类实践行为问题的根本前提，反过来，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实践哲学就是自由意识的实践哲学。正因如此，在伽氏看来，解释学意义上的“传统——并不是作为过去流传下来的事物的保卫者，而是作为道德——社会生活的继续创造——总是依据于自由的意识” [26]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伽达默尔还以康德对启蒙概念和意义的理解，阐明了由自由意识的解放而引发的西方社会历史上的三次启蒙。康德曾经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27] 这表明，启蒙的真正意义就是独立自由地思想和行为，从被外在的各种力量（如神等）的保护状态下解放出来，自身承担起人类实践行为的责任，可以说，启蒙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意识、理智的重新肯定和大胆运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三次启蒙，第一次是希腊人摆脱神话解释世界的束缚而以自然和人的理性创造了哲学文化；第二次是近代的以反神学、反封建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它坚持理性是审判一切存在或不存在的法庭，进而从人性自身来看待社会、政治等问题，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主义理想；第三次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逐渐开展起来的启蒙运动，是指今天人们在逐渐认识到工业技术社会强制性之基础上所提出的摆脱这种技术统治的思想理论和行为。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三次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人类自己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况中走出来”，是自由、思想的解放，归之根本，就是人的解放。第一次、第二次启蒙是从神话、神学的统治中走出来，第三次启蒙则是从科学的压制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当今工业化社会中极其盲目的对自动化的信仰以及价格对社会的统治等，以便重新恢复和确立人的自由特性。依照这种理解，伽达默尔指出，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是启蒙运动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是在执行着启蒙运动的解放命令，它们就同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一样，因为对启蒙自由性质的肯定和强调而与康德的自由理念学说和启蒙观发生着理论精神的内在的、有机的、也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就不会“从自我戕害（ self-inflict ）的不成熟的状况下解脱出来”（康德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的实践哲学。

再者，康德的实践哲学从先验形而上学的角度为人类实践行为提出了终极性的“至善”目标，这是人类现实行为中永远达不到、却应该永远去追求的目标，它作为实践原理的最高统一，不断地范导着人们行为趋近这一目标。这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实践哲学最根本的就是要从理性本身去探讨能对经验生活起作用的那种外在于经验的理想化、形式化的实践原理。这一点可以说也极大地影响了具有伟大社会使命感和人类责任感的哲学家伽达默尔。他明确指出，康德正是通过他的实践哲学展开了对近代从科学概念出发对实践概念进行片面规定的批判，“我一直都相信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可以发现一种虽说是部分的亦即知识局限在绝对命令之中、但整个说来却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28] 。这种真理，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行为“应该如此这般”的总体的实践知识或伦理之知。伽达默尔的理解是，“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 [29] 。这就是说，实践知识是一种为人类科学能力、理论思维能力以及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规定方向、范围及其位置的学问。这种学问能够对上述能力运用的结果进行负责。因此，从实质上说，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生活行为所应该是什么的反思性思考和知识，以解决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实践合理性”的问题。

当然，这样一种实践知识是离不开对世界的整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解的。因为，如康德所言，虽然整体性并不是对象，但它却是包围着我们并且是使我们在其中生活、实践的世界境域（ Welthorizont ）。这样一来，康德的那种最高绝对的、整体理想的、纯粹形式的“至善”性实践理性规定和实践道德命令、原理就与伽达默尔从一种整体性的合理化的角度对现当代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联系起来了。伽达默尔曾在多处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人类必须通过实践理性来为人类的实践行为、社会组织等活动提供一种整体性的反思认识，进而构成具体实践行为的指南和理想。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实践哲学有助于将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呈现于理性思考面前，因此，它可以提供一种帮助，以避免在合乎伦理的实用教育中可能出现的某种偏差” [30] 。这种帮助就体现在实践哲学的理想上，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均取决于如何设定目标，或者说，如何接受由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并找到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我认为，建筑于人的生活实践领域之上的理论的求知欲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所有理论的阐释之前，我们总是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一切人都献身于一种确定内容的理智理想”